自由的聲音—班農的《戰斗室》

圖片:Gnews

約瑟夫·麥金農(Joseph MacKinnon)7月29日在電子雜誌《美國思想家》(American Thinker)網站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盛讚班農的《戰斗室》節目。

冷戰期間,歐洲自由廣播電台(RFE,Radio Free Europe)向鐵幕背後的國家廣播著反共產主義的信息,除了為左翼主義的受害者提供希望和反擊蘇聯的官方說法之外,歐洲自由廣播電台還支撐起了變革的希望。這種由西方支持和運作的“信息自由流動”的效力和威脅得到了蘇聯的認可,以至於1981年,RFE慕尼黑總部在斯塔西(Stasi)的命令下被豺狼卡洛斯(Carlos the Jackal)炸毀。

RFE成立七十一年後以及蘇聯解體二十九年後,西方繼續“向禁止新聞自由的國家提供準確及時的新聞和信息”,只是這一次它的目標是新的聽眾:中國人民,還有朝鮮、柬埔寨、越南和緬甸的聽眾。自由亞洲電台( RFA ,Radio Free Asia)於1996年開始廣播,但中共在很大程度上憑藉其強大的防火牆,成功地干擾了其信號。

在中國防火牆的背後,有超過13億人,只有9300萬是中共黨員,其中掌握實權的不到5000人。 RFA將西方反極權主義的信息和被中共政權殘殺迫害、囚禁、折磨、洗腦和怯懦的數億中國人聯繫起來,提供某種程度的希望和國際友情,因此其價值和重要性不可低估。畢竟,正如《國會山報》2017年報導的那樣,中共每年花費超過100億美元,以中共宣傳的形式擴大自己的軟實力,對此必須有一個反擊。如此關鍵的人道主義和政治任務,不能讓一個組織或廣播公司來承擔,尤其是在RFA的預算仍不足5000萬美元的情況下。值得慶幸的是,有另一個使者在向老百姓傳遞信息,討論改變、希望和行動。在幾個月的時間裡,這位信使已經對中共的公信力造成了足夠的損害,就像RFE引起蘇聯人的憤怒一樣。

川普總統的前首席戰略家班農(Stephen K. Bannon)拒絕接受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注定的戰鬥》(Destined for War)一書中關於修昔底德陷阱的結論—中國是崛起的大國,美國是既定的大國,前者將解除並取代後者。班農譴責在華盛頓的那些基辛格式的人,稱這種失敗主義為“基辛格主義”。他認為現在是採取大膽行動的時候了,要支持中國的異見人士,打倒中共的”走狗”,以及西方那些主張美國退出世界舞台的人,以及那些附和美國退出世界舞台的西方同夥,離開無神論、集體主義和種族滅絕的中國。在中共病毒爆發之前,班農就堅信中美關係正處於重大變革的邊緣。我們正接近威廉-施特勞斯(William Strauss)和尼爾-豪(Neil Howe)在他們的“世代理論”中所說的“第四次轉折”的高度(簡單的說,就美國而言,強者創造了好的時代,好的時代創造了弱者,而弱者創造了我們目前所處的時代,這可以說是一個動蕩的時代,或者說是第四次轉折)。這場由中共推動的全球危機,在國內由弱者加劇,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大變革的機會,也為國家優先事項和全球力量的根本調整提供了機會。如果忽視或錯過這個機會,美國將放棄自由世界,並保證自己的最終滅亡。

2019年秋天,在“通俄門”和黨爭氣焰雙重威脅破壞川普總統政府的高峰期,班農再次宣戰。在他的國會山聯排別墅的地下室裡—以前被稱為Breitbart大使館—班農啟動了一個名為《戰斗室(War Room)》的反叛亂播客和廣播節目。在他的團隊中,放大信號,無視噪音,人員包括:前詹姆斯敦聯營公司副總裁、特朗普2016年競選發言人傑森-米勒(Jason Miller)、前Breitbart倫敦主編、奈傑爾-法拉奇顧問拉希姆-卡薩姆(Raheem Kassam)、弗吉尼亞州的”政治王者”約翰-弗雷德里克(John Fredericks)、資深特工、著名愛國者傑克-馬克西(Jack Maxey)、約克維爾集團負責人維什-伯拉(Vish Burra)等人。有了“美國的聲音”(America’s Voice)平台的支持,班農的《戰斗室》已經做好了行動準備。

新年伊始,隨著彈劾狂潮的平息,班農換了個姿勢。他開始討論中共病毒和中共政權對後來成為全球大流行病的罪責。據報導這種病毒已經奪走了超過14萬美國人的生命,在國際上奪走了近70萬人的生命,並使世界陷入全球金融風暴。到了2月,班農和他的團隊將大部分的廣播時間用於分析發生在中國湖北省的嚴重被忽視的混亂事件。他們注意到,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被焊死在他們的公寓裡,或者被拖到大街上;而幾十座工業焚燒爐,為在中國死亡的豬或其公民而建,並在武漢不停地運轉。美國主流媒體急於不得罪中共這個恩人和政治盟友,將武漢的可怕報導淡化為陰謀論,並抹黑舉報人。那些政治家、專家、異議人士和舉報人在CNN、MSNBC和其他媒體渠道上被剝奪了發聲的機會,於是他們湧向了War Room—班農的自由中國電台。

中共的媒體部門也認識到《戰斗室-大流行》(War Room–Pandemic)的影響力和信息的清晰度,他們試圖扼殺班農,或者至少讓他感到一些恐懼。 5月,CGTN稱班農為“現代煽動者”,並在第二天再次抨擊,指出他“毫無可信度”,班農對此一笑置之。事實上,他被中共政權的抹黑和其五毛黨的攻擊而變得更加無畏。班農把中共比作納粹,他們想讓他閉嘴,因為他說的是有價值的東西。

中共政權希望西方忘記或無視在中共優生優育政策下實施的數以億計的強迫墮胎和絕育;對家庭基督徒、地下天主教會和法輪功的迫害;將數百萬維吾爾族穆斯林關進集中營;在中共新的非人道的社會信用監控計劃下對異議者的鎮壓;中共折磨人的學習集中營。中共對台灣、西藏、日本、香港、越南及其他東海鄰國的侵略,以及建立非法的海上堡壘;掠奪性的“一帶一路”計劃,利用該計劃使發展中國家破產,並確保具有地緣戰略價值的地區在未來獲得掠奪和軍事優勢;網絡間諜活動和對西方知識產權的持續竊取;貨幣操縱;以及中共在所謂的“大躍進”中殺害的四千六百萬中國人。班農和他的團隊在節目裡一起細數著中共過去的種種罪行,強調著中共想要隱藏的一切。此外,他們還強調了中國人民和中共之間的區別。

班農在戰斗室的報導中很早就指出,中國人民不是敵人,這也是對福頓·希恩(Fulton Sheen)的引申—他在1955年指出,俄羅斯只有3%的人口屬於共產黨。事實上,中國人民是中國共產黨的直接受害者。數千萬中國人被同一個威脅碾壓、槍殺、餓死,現在這個威脅要統治亞洲,要把印度打趴下,要懲罰韓國、朝鮮還有日本。正因為如此,班農的“自由中國電台”為的是兩類人:一是美國人民,美國精英把他們和他們的孩子出賣給了共產黨,反過來共產黨通過欺騙、信息戰和貿易戰,又使他們失業,失去親人,破壞了他們的經濟;二是從來沒有自由過的中國人民。

在第一件事上,《戰斗室》給了參議員湯姆·科頓一個發聲平台,而在其他地方他都受到嘲笑,因為他指出改造的CCP病毒並非來自於海鮮市場,而是來自於P4實驗室;中共對人與人之間的傳播也撒了謊(部分是通過世界衛生組織),逮捕了舉報人,壓制了發出警報的科學家,銷毀了關鍵的醫療文件,並允許從武漢出發的國際旅行,而所有進出武漢的國內旅行都被禁止。除了科頓,班農還接待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十位專家,同時放大了熱衷於行動的愛國者的信息,如國會議員馬特·蓋茨、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前海軍情報辦公室和中國專家傑克·波索比茨。在他們的美國聽眾看來,《戰斗室》倡導的是“美國優先”的民粹主義事業(Sohrab Ahmari可能稱之為共同利益的保守主義),這讓公民身份重新變得有意義,在共同的價值觀中找到共同的事業,以及兩者所需要的一切。

《戰斗室》的第二個目標問題上,班農和他的團隊試圖通過Nexus.org和VPN將他們的民主民粹主義話語傳遞給中國人民,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該節目被翻譯成了中文。班農的希望是,當中國的千年大壩被推到極限的時候,也許會有中國民粹主義的反抗湧動。

在這場專注於解放中國人民、讓世界從極權兇殘的中共手中解脫出來的信息戰中,由班農掌舵的《戰斗室》(非官方的自由中國電台)經常高呼:“是的,中共,我們是衝著你們來的!是的,我們會戰勝你們,打敗你們,就像我們打敗法西斯、納粹和蘇聯黨魁一樣。”這不是結束所有戰鬥的戰鬥,但這是一場正義的戰鬥,班農站在我們這邊是件好事。

原文鏈接

翻譯: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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