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挖掘機爆料 P4實驗室第2季 (11)

DT 挖掘機團隊出品】

DT挖掘機說明:

好了,源自武漢的終極生化武器CCP病毒之謎該解開了,因為中共的潘多拉盒子已經打開,而關閉潘多拉盒子的唯一希望是知道這個盒子之謎產生的前因後果,撥開被掩蓋的真相,徹底剷除潘多拉盒子的掌控者,挖掉病毒產生的真正根源。如果不這樣,肆虐的疫情不會終止,還會有更多的病毒出來,這是一場真正的與魔鬼的較量。下面就讓DT來以想像的方式演繹這個漫長的生化武器研發製造的故事,故事裡的人全部使用真名,如果誣陷了他們,請首先他們致歉,因為CCP病毒背負了污名,如果沒有誣陷,他們必將承擔歷史罪惡的責任,接受時間和歷史的審判!因為,一起已經開始!

以下為詳細內容:

挖掘和追溯這場中共與美國之間的戰略決戰的起源是個異常複雜地挖掘過程,DT挖掘機在龐雜的資料挖掘過程中一直在尋找其中的線索,幸運的是,終於理清並找到了。之所以將這篇終結篇定義為一種猜想是因為展示的挖掘資料當然不是文貴先生所燒毀的絕密文件那種證據,而是公開的可以查詢的資料,但是這些資料的真實性是毋庸置疑的,需要的是一種解讀和整理,挖掘出其中的關係、內涵,從而揭示出掩藏的真相,揭示這個被各種謊言層層掩蓋的龐大佈局。

在開始講述故事之前,DT還是做做基本功課,這是整個終極挖掘的基礎,也希望把這種經驗分享給大家,出現更多的挖掘真相的挖掘機。

A 時間跨度如果僅僅從一個時間點上看一件事情是挖掘不到內容的,比如前面文章中提到的各個時間點出現的事件:趙永芳之死、王延軼任職、郭德銀回憶文章、2016年豬瘟事件,都是這樣,必須按照發生事件的時間點去先後追溯,完成一種大跨度的挖掘。對饒子和的挖掘,就涉及到對他的導師趙良材院士的挖掘,時間上溯到上個世紀初,而對兩人的挖掘時間點的追踪,則持續到現在今天這個時間點。只有這種大的世界跨度的挖掘才會發現不同時間點事物發展的內涵真相。同樣,在追溯這場生化戰爭的起源上,我們的時間跨度就上溯到120年前的庚子年,甚至更早。

B 動機原因“萬事萬物皆有因皆有果”,皆有果的這個果是果業也就是報應,而不是結果。中共是不信這句話的真正涵義的,他們只相信做事的原因,只關心事情的結果對自己的利益。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有原因就是動機,這個原因動機推動著做事去獲得這個結果。在挖掘這個組織什麼時候殺人時已經說明了這一點,所以追查到這個因也就找到了結果,或者說挖掘到一個結果基本會知道產生這個結果的原因是什麼。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按照這個原則,再重新審視所挖掘到的文章、資料、事件就會不一樣了,他們的產生原因會出奇的一致——這就是CCP的底線。這個底線是什麼,就是中共國宣傳的四項基本原則中的首要原則“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也就是黨領導一切以及黨通過指揮槍完成對一切的絕對領導權力,形成一種高度集權,一切都是黨的,研究所、病毒資源、科技人才都是黨產。只要觸及到這個底線,威脅到這個核心,威脅到他們的統治地位,他們就會露出真容,亮劍殺人。朝鮮戰爭、中越之戰、89六四、王健、趙永芳之死、新冠病毒疫情無不如此。

根據挖掘資源的動機原因在一個大的時間段上追溯,關鍵點會連接起來,佈局的過程自然會顯示出來。在上一章裡我們已經逐步揭開了整個巨大佈局的初始面目,這就是真正的領導者是以江綿恆為代表的中共黑暗勢力的集體行動——沉船計劃的關鍵部分。那麼,開始吧。

第一部分:中國生命科學(生物醫學)的起源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紀年方法採用的是一種天干、地支的方法,六十年為一個甲子,也就是一個輪迴,2020年按照這種紀年方法就是庚子年,奇妙的是,如果要追溯P4實驗室的起源,我們必須回溯到120年前的又一個庚子年,也就是從那個時間開始,美國人開始拯救並親自養育了這條“農夫與蛇”故事中的毒蛇。

庚子賠款

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就是協和醫院和清華大學都是美國用庚子賠款幫助中國建設的,這種說法是不准確的。

我們先看看庚子賠款的資料:(依據維基百科)

庚子賠款,又稱庚子事變賠款、庚子拳亂賠款,簡稱庚款,是中國清朝政府在1901年9月7日與庚子事變相關其他十一國簽訂的《辛丑條約》中所規定的賠款,因係針對1900年(庚子年)義和團發起的庚子事變,引致八國聯軍出兵中國,因此被稱為庚子賠款。

西方各國要求中國賠款的理由包括:

  • 支付出兵戰費及利息;
  • 賠償各國僑民、傳教人員、商人及企業損失;
  • 賠償各國教會損失;
  • 賠償中國教民損失。

賠款數額

庚子賠款總額為關平銀四億五千萬兩,約合當時的3.33億美元或7161萬英鎊或6.3億日元或9.7億盧布。賠款年息為四厘(4%),分三十九年還清,本息共計九億八千二百二十三萬八千一百五十兩(9億8223萬8150兩)。

這筆賠款被稱為“大賠款”。

還有17個省的中國地方官紳分別與各國領事、教士、教民協商議定了紋銀2227萬2708兩的地方賠款,其中538萬6000兩歸入大賠款。地方賠款的實際支付額為紋銀1688萬6708兩,被稱為“小賠款”

在庚子賠款4.5億兩紋銀的分配比例中,俄國所獲最多,達2.84億盧布(包括中東鐵路損失7000萬盧布、直接戰費2億盧布及利息1400萬盧布,賠款衍生利息未計算在內),佔庚子賠款總數的28.97%;其次為德意志帝國,佔總數的20.02%;其他各國的分配比例為法國15.75%,英國11.25%,日本7.73%,美國7.32%,意大利5.91%,比利時1.89 %,奧匈帝國0.89%,荷蘭0.17%,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挪威四國各佔0.025%。根據事後結算,賠款的總額是列強所損失的十倍到二十倍之間。

各國賠款分配比例,除考慮到出兵數量、戰費支出多寡以及財產損失外,德國因其外交官克林德遇害故要求巨額賠償。法國為中國天主教會保護國,因此其所得賠款(主要為“小賠款”)中,有一部分用於修繕被毀教堂,以及支付給中國遇害天主教教民遺屬,作為撫卹金。

根據辛丑條約,以中國的關稅、常關稅、鹽稅作為賠款抵押。還本付息定在上海,由匯豐銀行、德華銀行、道勝銀行、東方匯理銀行、正金銀行經收。次年美國花旗銀行在上海設分行,參加組成庚子賠款銀行委員會。清政府的關稅收入僅能償還以前的舊借外債,庚子賠款年額2121萬餘兩攤派給各省、關,引起田賦、丁漕、糧捐、契稅、當稅、鹽斤加價、關稅、釐金、統稅和各種捐稅的不斷增加,當時稱之為“洋捐”。

這種地方攤牌“洋捐”,直接造成了1900年代全國的“抗洋捐”鬥爭300餘起。

1905年由於國際市場上黃金上漲,白銀下跌,列強認為中國以白銀支付賠款的方式將給他們造成巨大損失,要求改用黃金支付。這就是晚清財政史上的所謂“鎊虧”問題。1905年大清政府就向列強額外支付了當年的“虧鎊”120萬英鎊,折合白銀800萬兩。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對德、奧宣戰後,停止支付這兩國的庚子賠款。同時沙俄宣布暫停“賠款”緩付5年。1924年5月,蘇聯宣布放棄庚子賠款。1924年底,美國政府宣布第二次退還庚子賠款,把餘下的所有對美賠款全數退還。1925年法、日、英、比、意、荷等國都聲明退回賠款餘額,並訂立協議,充作辦理對華教育文化事業,或充作外國銀行營業費用和發行內債基金之用。這種退回庚款的實際使用,除蘇聯外都由中外合組的管理委員會主持。實際上中國政府仍必須支付對美、英、日、法、比、意、荷、挪威等國的賠款,支付給這些國家把持的管理委員會以用於上述事項。直至1938年賠款支付終止,實際共支付賠款六億五千二百三十七萬(6億5237萬)餘兩,折合銀元則約為十億元。

俄國退款

中國作為一戰戰勝國帝俄決定將“賠款”緩付5年。1924年5月底取代帝俄的蘇俄政府聲明,庚子賠款是帝國主義列強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不義賠款,俄國決定放棄俄國剩餘全部庚子賠款,提倡將放棄的賠款作為中國教育款項。

  • 1904年,天津教案中燒毀的望海樓天主堂,使用庚子賠款按原貌修建。
  • 法國仿效美國將賠款的一部分用於資助中國年輕學生到本國留學。
  • 法國於1919年將此筆部分款項,先行用來成立了高等漢學院。
  • 1926年起,部分庚子賠款用來資助里昂中法大學(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培養中國留法學生。

英國退款

行政院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

  • 英國政府從庚子款中拿出五十萬兩白銀,在山西建立西學專齋,也就是後來的山西大學堂(今山西大學)。這項撥款在李提摩太手裡管理十年,十年之後(1910年)又交給了山西省當局。
  • 而1926年5月,英國國會通過退還中國庚子賠款議案(退款用於向英國選派留學生等教育項目),即派斯科塞爾來華製定該款使用細則。當時,胡適是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中方顧問。
  • 1931年成立中英庚款董事會。1934年中英庚款董事會對南開大學捐資2萬元,作為購置算學系設備。
  • 1947年12月,中华民国行宪后,此直接隶属于行政院的机关予以更名,改名为“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同年废除。

日本退款

日本仿效美国将赔款的一部分用于资助中国年轻学生到本国留学。此外又设立“东方文化事业会”,邀请中国学林耆宿续修《四库全书》,收书并著成提要若干。

美国退款

  • 曾任美国国务院远东问题顾问的柔克义在得知大批中国青年赴日留学的消息后,1904年底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减免部分拳乱赔款,资助清国留学美国》的建议书,此举得到了美国部分上层人士的支持。
  • 1905年,在中国驻美国公使梁诚与美方商讨庚款使用黄金还是白银支付方式时,获悉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有“美国所收庚子赔款原属过多”之语,于是梁诚放弃了使用黄金还是白银的争论,转而向美国政府提出“退还庚子赔款虚数的要求”,一方面上书清廷请以此款设学育才。经过3年多交涉,中间虽因发生粤汉铁路废约之关系而生阻,但梁氏努力不懈,1908年6月23日美国国会终于通过退还庚子赔款案,将处置赔款全权付与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7月11日,美国核减赔款文告由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送达中国政府,其中说:美国决定以部分庚子赔款还赠中国,但贵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 中国外务大臣庆亲王奕劻答复上述公文说:
  • 体会新近贵国总统希望鼓励我国学生赴美入学校及求高深学问之诚意,并有鉴于以往贵国教育对于我国之成效,大清帝国政府谨诚恳表示此后当按年派送学生到贵国承受教育。

同日,外务部致美国公使馆函称:

从赔款退还之年起,前四年我国将次第派送一百学生;迨四年终局,我国将有四百学生在美,从第五年起,直至赔款完毕之年,每年至少派送五十名学生。

并派唐绍仪为特使赴美表示谢意。

  • 辛丑条约中国应付美国赔款2444万778元8角1分,经老罗斯福总统决定将当时尚未付足之款项1078万5286元1角2分,从1909年1月1日开始实行“退款”。“退赔款”也不是由美国退回,而是在原来每年应交的“赔款”中扣除。也就是说这笔款项每年仍必须由中国政府从各项捐税摊派中征收,交给美国花旗银行后,不受中国政府支配,而是另立“助学基金”由美国政府监督使用。为纪念罗斯福总统对清华立校的贡献,清华的西体育馆被命名为“罗斯福纪念体育馆”(Roosevelt Memorial Gymnasium),并在面墙上铸其雕像(1950年代被中国共产党方面作为“帝国主义侵略”象征被铲除)。
  • 1909年7月10日,为落实美国提出的庚款兴学计划,外务部、学部《会奏收还美国赔款谴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详细规定了派遣留美生的办法,包括:拟在京师设立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学部派员管理,综司考选学生、遣送出洋、调查稽核一切事宜。并附设肄业馆一所,选取学生入馆试验,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所有在美收支学费、稽查功课、约束生徒、照料起居事务极为繁重,拟专派监督办理。
  • 1909年成立肄业馆。1911年4月,肄业馆改称清华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清华学校”。设立该校目的是做为留学生的留美预备学校。学生经过8年的留美预备训练,在完成基础学业的同时,熟习美国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政治等。毕业生直接进入美国大学三年级留学。这是中国第一所专为留学美国的中国青年所建立的预备学校,也是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及位于台湾新竹的国立清华大学之前身。清华学校每年招考学生的名额.按照各省分担的庚子赔款的比例分配。
  • 1924年,美国政府又宣布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由于当时中国处在战乱时期,没有稳定的中央政权,美国政府委托由美中两国人士组成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管理退款,这次数额是25000美金。
  •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將清華學校易名為清華大學,隸屬教育部,不再是專門的留美預備學校,但仍在1929年遣派37名畢業生、考選10名專科生赴美留學。至此,清末民初的留美高潮回落,此後3年沒有再遣派留美生。自此庚子賠款的大部功用轉而資助清華大學設校之所需。
  •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用退還的賠款興辦文教事業,繼續培養留學生並資助清華大學,還在1931年建立了當時遠東最先進的圖書館之一“國立北平圖書新館”。這是今天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分館的前身。
  • 清華將美國退款的使用剩餘部分存放至美國銀行設立“清華基金”。1949年,梅貽琦校長前往美國掌控此基金,後前往台灣新竹市復建國立清華大學,至今此基金利息仍每年由銀行撥付給國立清華大學。

比利時庚子賠款

比利時於其皇家美術與歷史博物館(1929年)另行成立了高等漢學院。1929年,北洋大學主樓毀於火災後,比利時庚子賠款出資用於復建。

依據上面的表述我們整理以下表格

庚子賠款一覽表

從上面的表格中,我們清楚地看到,A在庚子賠款中,獲利最多的是俄國和德國,美國排在第六位。B、除了俄國、德國外,庚子賠款均有退款,用於中國的教育事業。C、最早提出賠款退款及使用方法的是美國,其他國家紛紛仿效。D、除了清華大學外,山西大學、南開大學、北京圖書館、北洋大學樓(位於上海)均與庚子賠款有關。E、美國庚子賠款退款部分主要用於留美學生和清華大學、建立圖書館等教育事業,而與協和醫院的設立沒有關係。大多數國家的庚子賠款退款都是仿效美國的做法用於留學生的培養工作。

  • 1909年9月,遊美學務處從630名考生中錄取了47人,並於同年10月赴美國留學。
  • 1910年8月,遊美學務處在400餘學生中招收了庚子賠款第二批70名學生赴美留學
  • 1911年8月,遊美學務處又錄取了第三批63人赴美留學。

在這批庚子賠款派美的留學生之前,中國的清政府還有派美留學的“幼童計劃”,中國留美幼童指中國歷史上首批官派留學生。

早年容闳曾留学美国,成为首名就读耶鲁学院之中国人。1870年,容闳倡议派幼童前往泰西肄业之计划,获其好友丁日昌赞同,并且得到曾国藩、李鸿章支持,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幼童出洋时平均年龄只有12岁,容闳亦被任命为留美学生监督及清政府驻美副公使。但随后数年,驻美公使陈兰彬不断地要求撤回学生,与容闳争论不休,李鸿章从中调停。

然而1881年,留学之事出现变数。李鸿章本欲该批学生进入军校就读,但美国政府当时只允许日本人就读军校,而拒该批学生于外,陈兰彬故主张全撤留学生。再加上留美幼童习染西洋风气,甚至归信基督教和剪辫,令保守的清朝官僚十分不满,上奏批评要求撤回。最终朝廷准奏,召回幼童。除了部分因病和擅自留美不归者外,其余均召回国授予职务

虽然这次留学运动未能完满成功,但这一批留学生返国后对于中国现代化均有贡献。当中最著名者为外交官唐绍仪、刘玉麟、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香港行政局首任华人官守议员周寿臣等。庚子赔款退款留美学生之后,北洋政府亦有公派留美学生,主要以清华大学为主。这部分学生也得到庚子赔款各国退款的资助。

可以说,庚子赔款退款支持的以美国为主的海外留学生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也是中国生命科学(生物医学)人才培养的开始。

庚子赔款退款所资助的留美、留欧的学生真正开启了古老中国的科技之路的大门,而他们或扎根国外或回国效力由此形成了强大的人脉和关系网,这就是“欧美同学会”的前身。关于“欧美同学会”对于中共的作用会在后面提到。庚子赔款的更多信息请参见DT挖掘机即将推出的《P4实验室第二季》外传之庚子赔款篇。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李提摩太,英国共济会的重要成员。1901年庚子事变之后,李提摩太建议美国等西方政府用一部分中国的赔款,在北京、山西等地设立大学,培养具有西化思想的人才。他认为庚子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西化模式的教育没有普及,如果教育普及的话,就可以减少类似这样的仇外事件。他的这种思想代表了西方对中国认识的主要思想,这种思想也左右了将近100年的中西方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

那么为什么中共国的主流知识分子总是将协和医院和清华大学和庚子赔款联系到一起,并且淡化并掩盖其他国家仿效美国退款支持中国的海外留学生的事实呢?答案就在协和医院的真实历史中。

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里的历史:西医东渐的90年

2013年10月11日17:09 看历史

“我们不应认为这将意味着,这所学校的用武之地提前终止了,其实不过是换了一种管理而已……让我们希望、祈祷和相信,所有一切必将有最完美的结果。”

这是小洛克菲勒于1951年4月4日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北京协和医学院被中国政府收归国有的遗憾,并且意识到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恰恰在30年前,协和新校建筑基本完成,新建的北京协和医院业已于同年6月24日开始收治病人。1921年9月15日至22日,气象一新的协和迎来了一个盛大的开幕典礼。小洛克菲勒亲赴北京致贺,他意气风发地迈上了协和的台阶,并在典礼上发表了演说,叙述了筹办协和的经过和目的,表示这个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有前途的男女学生成为高质量的、将来可以做领导者的医师、教员和科学家。

小洛克菲勒认为,“显而易见的是,无论西方医学能为中国提供什么援助,对中国人民来说用处不大,除非它被中国人接管,并成为中国国民生活的组成部分。让我们携手朝着这一目标向前迈进,这将使西方所能提供的最佳医学永远扎根于中国的土壤。”

虽然协和于1917年便开始招医科预科学生,但直到1921年以这个盛大的开幕礼为标志,协和医学王国“医、教、研”三足鼎立的架构,才初步搭建完成。

小洛克菲勒没有预见到,“它被中国人接管”,是以30年后的那种方式。但无论如何,一个西医东输的传奇时代由此开启了。

  • “最大的单笔礼物”

近代西方医学是由传教士为先导传入中国的,因为“肉体拯救是走向灵魂救治的第一步”。

最早来北京行医的英国伦敦会的洛克哈特,1861年就开办了诊所。伦敦会另一名医生科克伦则在义和团动乱中逃到北京,通过行医博得了慈禧太后的好感,得其捐助白银1万两。1906年,伦敦会与英国、美国其他五个教会合作开办“协和医学堂”,即协和医学院的前身。

19世纪末期,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开始拨巨款兴办医学事业。他对中国这个人口众多、落后的大国发生了兴趣,认为“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机会,空前绝后”。

1914年、1915年,洛克菲勒曾经三次派出考察团到中国,并于1914年末拨款成立了中华医学基金会,负责在中国的事宜。

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以20万美金从伦敦会购得了协和医学堂的全部产业,并用12.5万美金购得原豫王府全部房地产。新的医学院,名称确定为北京协和医学院,英文名字为PUMC(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根据协和毕业生邓家栋在《协和医学院的创办经过》一文中的回忆,“1921年全部建筑完成。原预算为100万至150万美元,结果共耗资750万美元。”《协和医事》作者讴歌则在书中记录,根据美国《时代》周刊记载,从1913年5月开始的十年内,洛克菲勒基金会花费了近八千万美元,其中,超过一半的钱用于公共卫生和医学教育。而“最大的单笔礼物是給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据1956年统计,实际上,加上后来的投入,基金会为打造北京协和医学院总计投入4800万美元。

曾长期在协和医院营养部任职的周璇,在回忆文章里提及了一个细节,可以佐证协和的投入物有所值。营养部需要根据医嘱,及时供应有利于病人治疗的膳食。医院里设有西餐厨房,其中一个值得一提的优点,是通往病房送饭的小电梯是直接安装在厨房里的,就在炉灶附近。一按电钮,刚刚做好的饭菜就立即被送往病房的配餐室,食品因而能够保持原有的温度和很好的外观,不至于因为周转而损坏食物的营养。

耗费巨资的协和在育人事业上却保持了惊人的耐心。协和1934届毕业生、后来担任浙江医科大学校长的王季午在回忆文章中记载,当时协和医学院每年在校的学生并不多,1924年毕业的第一班学生仅有三个人,从1924年到1943年的20年间,共毕业311人,平均每届毕业15.5人。数量虽少,质量却很高,并就此形成了协和“小、精、尖”的育人传统。

  • 光荣和梦想的征途

“1917-1942是协和历史上的第一次黄金时代。设定高标准需要雄心,而坚持高标准,更需要勇气和智慧。”这是协和毕业生讴歌的总结,她为此把文章起名为《光荣和梦想的征途》。

协和医学院当初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与欧洲、美洲同样好的医学院,具有优秀的教师队伍,装备优良的实验室,高水平的教师医院和护士学校。”这个初衷,即使在中国连年军阀混战的跌宕时局中也未更改。

新生的协和群星荟萃,聚集了世界水平的师资。由协和第二任解剖学主任步达生倡议主持,新生代试验室就设在协和医学院解剖楼一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这里揭开的“北京人”头盖骨之谜,震惊了世界,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提前了几十万年。协和解剖系第一任系主任考德里,回美国后任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大学细胞系和解剖系主任;外科的韦伯斯特,回美国后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成型外科主任;生理系主任林可胜,后来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当选理由是“中国生理科学的先驱、把所领导的生理系保持于高水平、成功地吸引了非常有为的年轻人投身于科学事业、创办了《中国生理学杂志》并对之贡献、建立了中国生理学会,以及把现代医学和外科学应用于中国现实需要的杰出能力。”

以协和为轴心的“兰安生模式”则发起了一场中国医疗的“空间革命”。1921年,兰安生来到中国,成为协和的第一位公共卫生学教授。1925年,协和医学院与京师警察厅合办了“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后改名为“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事务所”(简称“一所”),为整个示范区的十万居民提供公共医疗服务。“一所”重视妇幼保健,还对垃圾、粪便、污水等处理制订了监督办法,减缓传染疾病在社区内的传播,这些努力使得“一所”居民死亡率从22.2%下降到了18.2%。

毕业于协和医学堂的杨崇瑞,曾向兰安生建议对接生婆进行培训。1928年,杨崇瑞开办了第一个接生婆培训班,班上共有30位旧式接生婆,据说曾经给末代皇帝溥仪接生的产婆也在班里。杨崇瑞教这些旧式接生婆如何消毒和进行脐带处理,并给每个人发了一个接产包,里面装着科学接生的基本器械、敷料和药品。后来,杨崇瑞就从卫生示范区起步,创办了全国助产学校,培训了更多的助产士,改变了中国民间接生的旧风俗。

  • 乱世大医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闯进了协和校长住宅,将正在和医生们一起吃早餐的时任协和医学院校长胡恒德拘留,并同时拘捕了另外两名在协和工作的美国人。他们将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度过此后的四年。

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侵略军最终占领了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1942年1月18日,协和医学院和护校的教学工作也被迫终止,各科病人被勒令强行迁出。

协和遭逢了校史上的黑暗年代。这场悲剧早就有征兆。七七事变前,面对一触即发的中国战局,林可胜曾向协和校长胡恒德提议,派遣协和医疗队去南京待命,以便在战争爆发时为前线部队服务。胡恒德当时考虑到美方及协和利益,不敢贸然得罪日本人,他拒绝了林可胜的提议,并建议林可胜去英国休假。

1937年6月,北平沦陷前,林可胜带着向协和校方预支半年的工资和赴英往返旅费离开了协和,此前,林可胜已向胡恒德表明,他有可能去参加抗战。林可胜曾经给洛氏驻华医社格兰特写了一封信:“我必须说,我不能回到日本占领区去工作。……我的初衷是为四万万人民服务,而不仅仅是华北的一万万人。驻华医社对此持何态度?难道华北应当由日本控制?我相信,许多教职员是(或可能是)不愿在这种情况下无动于衷的。”

在举国罹难的时刻,协和人各自选择了尊严的生存方式。

1937年底,林可胜出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总干事,受命筹组救护总队部,兼救护总队部总队长。

1940年,林可胜率队亲自深入到各战区考察军医设施。抗战期间,中国的公路交通遭受严重破坏,有些地方甚至不通公路,完全依靠步行。林可胜顶着盛夏的烈日,这位昔日风度翩翩,打扮洋派的协和教授,为避酷暑,时常光着上身,头包白布,走在最前头,累了就在小村子的长凳上躺一会。

1942年至1944年,林可胜亲率医疗救护队随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在战争失利,远征军损失惨重的情况下,穿越了堪称绝地的野人山,经过艰苦跋涉,撤退到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省,继续担任盟军将领史迪威麾下卫生勤务部门的领导。由于战事紧张,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已经成为中将的林可胜与抗战名将孙立人一起,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日本受降仪式,亲眼看到了日本侵略军的全体高级军官,严肃地向中国人鞠躬投降。

大多数协和人没有亲临抗日沙场,但是仍然保持着协和人的卓绝毅力,从容应对乱世。除了协和护校校长聂毓禅跋涉千里,在西南重建协和教育的震撼经历,在烽火中持续医学教育事业的协和人还有李宗恩和张孝骞。李宗恩在贵阳筹建了贵阳医学院,张孝骞则将湖南长沙的湘雅医学院西迁到贵阳,形势吃紧时又转移到重庆。

更多的协和人则留在了沦陷区,继续救死扶伤之业。林巧稚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开设了一家小小的诊所,留下了8887位患者的完整病历。尽管时世艰难,在抗战八年间,协和教职工中几乎没有出汉奸,也没有人为日本人当差,这是在日本侵略军占据北平八年,并将之改名为北京,扶植汉奸统治的背景下,堪称是协和的奇迹之一。

《协和医事》一书的作者讴歌曾引用了一段评述:“他们在艰难竭蹶之中,为国家保存和培养了可贵的医疗卫生人才,使中国的医学高等教育在残酷血腥的战争期间也没有中断。”

  • 协和1951

1947年5月,李宗恩赴北平,正式担任协和复校后的第一任新校长,也是协和历史上第一位有实权的中国籍校长。1948年5月,协和医院复院后正式开始收治病人。

复校后的协和,吸引了协和人纷纷归来。林巧稚于1948年5月回到协和妇产科。是年秋,张孝骞从湘雅重返协和,担任协和医院的内科主任。当时内科只剩下了15张病床,张孝骞到库房里寻觅,把已经拆散了的仪器拼凑起来继续使用。

彼时的协和百废待兴,协和医学院正式复校开课的时候,“人体解剖学是靠从北京大学‘借来’的两具尸体开课的,显微解剖学幻灯片则是从散落在楼内各个地方的杂物堆中找回来的。”

不过,身处大时代的协和却并不能够置身内战的硝烟之外。局势已经渐渐明朗,解放前,胡适和傅斯年曾动员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学者去台湾,李宗恩也是其中的一员,但是他拒绝了,要留在国内办医学教育。

亦有少部分協和人遠走他鄉。1948年,協和有7人當選中研院院士,他們中的4人日後在異國終老,包括林可勝。林可胜對國民黨的貪腐失望,遠離政治,赴美國學界就職,重返醫學王國,晚年從事痛覺的神經生理和鎮痛藥作用機制的研究,他仍然備受國際學術界矚目,不過,因為曾經擔任過國民黨政府要職,除非被當成批判靶子攻擊,林可勝漸漸被祖國遺忘了。大陸出版的協和官方資料中,幾乎很少能看到林可勝的名字。

留下的協和人開始迎接新時代。協和依然有不問政治的傳統氛圍,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協和的美國高級職員回國述職。除此之外,協和似乎一切照舊。曾在協和醫學院辦公室任職的孫玉珊在《人民政府接管協和醫學院的前前後後》一文中記錄,當時學校的最高領導仍然是中華醫學基金會,直接掌管協和的經費、財產和人事權力。1949年至1950年度,該基金會年度撥款為60萬美元,其中協和醫院佔了12萬美元。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協和的命運轉折不可避免地到來了。包括中華醫學基金會駐協和代表婁克斯在內,在協和的美國人已經全部撤離。婁克斯寫給李宗恩的信上說:“美國人從你們中間銷聲匿跡,或許正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當時由校長李宗恩和該基金會聯繫,每週匯報一次情況。

協和的財政危機接踵而至。美國財政部正式凍結了所有與中國有關的金融業務以及銀行賬戶,婁克斯曾試圖尋找給協和匯款特別許可的機會,但是一無所獲。1951年1月15日,中國教育部召開會議,開始研究各個接受外國津貼的高等院校的處理辦法。

1951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衛生部正式決定接管協和醫學院,並由教育部副部長錢俊瑞、衛生部部長李德全來協和宣布。李宗恩給中華醫學基金會發去電報:“1月20日本院收歸國有。”這是來自協和與該基金會最後一次直接通話,三十多年的磨合努力就此曲終人散。

李宗恩仍然留任協和醫學院院長,反右時被打成“右派”,兩個月內,李宗恩受到了十幾次大小辯論會的批判,批鬥他的罪行包括別有用心地說協和今不如昔,企圖以資本主義醫學教育方向代替社會主義醫學教育方向等。李宗恩由協和調任到昆明醫學院,先是到門診部看診,爾後又轉到圖書館去整理外文雜誌。

1962年,與協和漸行漸遠的李宗恩去世。他在生命的終點掛記的,應該還是自己一手創建的貴陽醫學院。貴陽有一次上演美國電影《萬世師表》,主人公契普先生一生沒有什麼驚人之舉,只有獻身教育的決心及關懷學生的誠摯之情。散場時,學生們把他們的校長圍在影院前的廣場上,遲遲不肯散去,“再見吧,契普先生”的呼聲此起彼伏。平時理性冷靜的宗恩,此時卻很難平靜,他輕輕地重複說:“謝謝!謝謝!” 本文部分內容引自《協和醫事》(謳歌編著,三聯書店2007年10月版)、《話說老協和》(政協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原標題:協和:西醫東漸90年,作者:羅雪揮)

給我們提供這篇資料的人告訴我們,每次讀到協和醫院的歷史,他都熱淚盈眶,因為美國人培養的協和人,是一群真正有骨氣的知識分子。在我們真心的向美國、向美國人民感恩之前,先還原這段歷史:

  1. 協和醫院起始於英國人洛克哈特,1906年,他任教職的倫敦會與英國、美國其他五個教會合作開辦“協和醫學堂”,即協和醫學院的前身。
  2. 真正的投資者是美國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1914年、1915年,洛克菲勒曾經三次派出考察團到中國,並於1914年末撥款成立了中華醫學基金會,負責在中國的事宜。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會以20萬美金從倫敦會購得了協和醫學堂的全部產業,並用12.5萬美金購得原“豫王府”全部房地產。新的醫學院,名稱確定為北京協和醫學院,英文名字為PUMC(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3. 從1913年5月開始的十年內,洛克菲勒基金會花費了近八千萬美元,其中,超過一半的錢用於公共衛生和醫學教育。而“最大的單筆禮物是給了北京協和醫學院”。據1956年統計,實際上,加上後來的投入,基金會為打造北京協和醫學院總計投入4800萬美元。
  4. 1948年,協和有7人當選中研院院士,他們中的4人日後在異國終老,包括林可勝。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協和的美國高級職員回國述職,除此之外,協和似乎一切照舊。曾在協和醫學院辦公室任職的孫玉珊在《人民政府接管協和醫學院的前前後後》一文中記錄,當時學校的最高領導仍然是中華醫學基金會,直接掌管協和的經費、財產和人事權力。1949年至1950年度,該基金會年度撥款為60萬美元,其中協和醫院佔了12萬美元。
  5. 1951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衛生部正式決定接管協和醫學院,並由教育部副部長錢俊瑞、衛生部部長李德全來協和宣布。李宗恩給中華醫學基金會發去電報:“1月20日本院收歸國有。”這是來自協和與該基金會最後一次直接通話,三十多年的磨合努力就此曲終人散。

這就是真實的協和醫院的歷史。當然,知道了這段真實歷史的中國人永遠不會忘記協和醫學院中培養出來的那些中國人,那些中國人的骨氣、正直和對教育、醫學事業的執著精神,這才是真正的協和之魂,中國生物醫學知識分子之魂。

當然,我們更應該從內心感恩美國和美國人,感恩美國政府用庚子賠款退款建立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的科學基石,也感恩一個美國人洛克菲勒用自己的私人財富創立了中國現代醫學的開端並培養出那麼優秀的生物醫學人才。這種感恩和感謝深深地埋在每一個具有良知、知道真相的中國人心裡,當李宗恩的學生呼喊出“再見吧,契普先生”時,這種發自內心的呼喊不僅是對李宗恩的感謝,更是對協和醫院的感謝,更是對美國人的感謝,對美國的感謝。

同樣一個聲音在1949年中共建國時也曾經響起過,但是那對於美國,絕對不是一種感謝的聲音,而是一種嘲諷,一種欺騙了對方達到目的後的一種得意,這就是中共國的開國者、締造者毛澤東所發出的聲音:“別了,司徒雷登”,這篇曾經被編入中小學教材的著名文章激起了無數中國人的仇美情緒。

無論如何,中國人也不應該嘲諷或者奚落這個美國人司徒雷登,而應該是感謝、感恩或者喜愛,這位那麼熱愛中國的美國人甚至死後都要求葬在中國杭州,向北遙望他熱愛和牽掛的北平——他的第二個故鄉。

“吃水不忘挖井人”,這是中華文化中最樸素的一個思想,而在毛澤東為代表的CCP眼裡,他們喝上了水,那個挖井人不僅要被他們趕走,還要被他們描繪成來搶劫他們水源的強盜。

中共國故意隱瞞協和醫院的歷史將協和醫院和清華大學並列說成庚子賠款的歷史就是要掩蓋在1951年朝鮮戰爭爆發後,以政府的名義搶劫美國人私產的歷史。以戰爭的名義搶劫外國人私產,這種行徑是任何國家和政府所不齒的,但是他們就能做出來,不僅這樣,為紀念羅斯福總統對清華立校的貢獻,清華的西體育館被命名為“羅斯福紀念體育館”(Roosevelt Memorial Gymnasium),並在面牆上鑄其雕像都在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被剷除。

可以說,從中共國建國開始,這個邪惡的組織就做好了和美國決戰的準備。

當然,我們不要忘了,在協和醫院建立一百多年後,將有一個人出現在協和醫院,這個人就是舒紅兵,隨後,他將遠赴美國留學,並在學成後回武漢大學執掌“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在這個P3實驗室中將誕生對美決戰的生化病毒基因武器——新冠病毒。

上海巴斯德研究院

追溯中共國的病毒研究和生化武器研究,不得不提到一個名字,這就是“巴斯德”,我們先看一篇文章:

1899-1951年間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一)

(來源:《中華醫史雜誌》,作者:楊威,李志平)

巴斯德研究所(也有文獻稱巴斯德研究院)是著名的法國化學家、微生物學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於1887年6月4日在巴黎創立的。巴斯德研究所在不斷擴大過程中與中國取得了聯繫,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亞歷山大·耶爾森(Alexandre Yersin)於1894年6月15日就到達香港(圖1),並於7天后分離出鼠疫桿菌。上海開埠以後,成為西學東漸和東學西漸的橋樑,更是中西醫藥交流的中心,解放前巴斯德研究所曾兩次在上海建立過分所,建立時間分別是1899年(設在公共租界內,其轉歸尚待進一步研究)和1938年(設在法租界內)。1951年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併入在上海新成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1958年隨之遷往北京。本文綜合相關文獻,擬對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以法租界內為主)在1899-1951年這段時期內的研究工作做一系統介紹。

亞歷山大·耶爾森(Alexandre Yersin)在他香港的茅舍前

一、上海公共租界內的巴斯德研究所

中國近代租界內的工部局是市政機關管理一切行政事務的部門,工部局下屬的衛生處掌管租界公共衛生事務。從1876年起,公共租界工部局就十分重視因為野狗咬傷人而引起的狂犬病問題,在積極捕殺的同時,積極開展狂犬病的預防工作,1898年,工部局派遣斯坦利(Stanley)博士到日本東京學習預防狂犬病的防疫注射,併購買了必要的儀器,1899年3月,上海工部局衛生處建立巴斯德研究所,又稱狂犬病治療所。當時該所對狂犬病採用的具體治療方法是:被狗咬傷的病人都要在麻醉後接受早期的燒灼治療,如有染上狂犬病危險的再進行巴斯德法治療,即註射狂犬病疫苗。在中國,這是最早從事狂犬病的預防工作,也是最早以近代科學方法對狂犬病進行治療,在法租界開設治療狂犬病機構之前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法租界內有患狂犬病危險的病人,都在公共租界有關醫院尤其是巴斯德研究所接受治療。在這一時期,一方面工部局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對於上海地區狂犬病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如在1902年通過化驗分析和臨床醫療判斷得出結論——上海狂犬病毒的毒性特別強,並於1925年起,啟用戴維·森普爾(Davey Semple)爵士發明的改良的巴斯德治療法,使治療效果進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工部局上海巴斯德研究所通過向民眾大力的宣傳狂犬病知識和協調組織各相關醫院,對上海地區的狂犬病免疫、治療工作以及公共衛生事業進行了啟蒙和促進作用,如在1907年通過工部局衛生處在華人中間散發“防止狂犬病”的中文通告,宣傳治療狂犬病的知識,使被狗咬傷者知道應去巴斯德研究所治療,通過宣傳,包括法租界、華界和外地,被狗咬傷者主動到工部局巴斯德研究所治療的越來越多,從1899年到1915年不完全統計(表1),在工部局巴斯德研究所治療的病人共有502名,其中7名病人因治療失敗死於狂犬病,死亡率為1 . 4%,到1933年,在工部局協調下,工部局所辦醫院與公濟、宏恩、仁濟及福民等醫院合作,使被狗、貓等動物咬傷者可隨時前往上述醫院急診,實施麻醉燒灼傷口,並進行狂犬病疫苗的首次注射,然後在工部局巴斯德研究所門診時間作狂犬病疫苗的後續注射,並將有狂犬病嫌疑的狗送到這裡檢查,將這一方法以通告形式在報上登載,令民眾盡知,收到了預期效果。由上可以看出公共租界工部局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是在上海乃至全國最早開展狂犬病的預防工作,也是最早以近代科學方法對狂犬病進行治療的機構,並製訂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規章和標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它促進了上海衛生防疫工作的發展,由此構成公共租界乃至上海整個公共衛生事業的組成部分。

表1 1899-1915年上海工部局巴斯德研究所治療狂犬病患者數量

二、上海法租界內的巴斯德研究所

1、 歷史沿革

1862年4月法國駐滬領事建立法租界公董局,負責對上海法租界進行管理,並於19世紀末,法租界公董局衛生處(1935年後改為衛生救濟處)自設一小型化驗室,到1931年,公董局在施診所附近一幢樓內對外開放了這個小型化驗室,除了為施診所的病人進行細菌化驗外,還對飲用水、食品、藥品以及不少衛生工作開展研究,至1934年,該化驗室和廣慈醫院化驗室合併組成公董局化驗所。1936年7月1日公董局化驗所經過約兩年的充分準備正式啟用,該化驗所位於樹本路與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口,佔地面積約3000平方米,由廣慈醫院無償提供地皮,建造費約27萬元法幣,由慈善基金會承擔,行政和運作費用由公董局負責,設備方面除接受上述兩個化驗室的,還向法國訂購以作補充,訂購費來自公益慈善會撥款,這個化驗所被認為是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的前身。

據1937年公董局董事會、法租界公益慈善會與巴黎巴斯德研究所達成的協議記載:自1938年1月1日起公董局化驗所與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等機構聯合在上海建立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公董局把局辦化驗所的行政權與一切設備讓與巴黎巴斯德研究所,巴黎巴斯德研究所對法租界上海巴斯德研究所進行行政和技術領導,至此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成為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一個分支機構,有效期10年。公董局化驗所的一切設備進行移交。法租界公益慈善會提供地皮、建造所需建築物、約值5萬元法幣的補充裝備,此外還將向巴黎巴斯德研究所提供每年18萬元法幣資助金,主要用於維持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的運作。

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建立之初設有微生物部、疫苗部、化學部,後改設細菌化驗室、制苗部及瘋犬病診療室、卡介苗防癆室、化學化驗室等;共有職工30餘人;從事科研工作的專家有:富禮愛(J.Fournier)、夏博(A.Chabaub)、費紹爾、劉永純、郭成周、丁霆等;主要工作是進行多種傳染病的研究、防治,生物製品的生產及一些化驗、檢測等。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圖2)成為當時中國細菌學研究的權威機構。

1947年3月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建築物主體

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於1950年12月在市軍管會命令下被上海市衛生局接管,1951年8月,併入在上海新成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1958年隨之遷往北京至今。

2、1938-1951年期間的主要研究工作

上海法租界內的巴斯德研究所在1938-1951年期間所做的主要研究工作主要包括:① 對微生物和細菌學領域進行科學研究;② 提供醫療服務;③ 協助租界公董局進行公共衛生、化學檢驗等方面的工作。如按1937年法租界公董局董事會、公益慈善會、巴黎巴斯德研究所三方協議規定:①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在細菌生物學、血清學和生物學方面進行檢驗,對公董局享受免費診療人員,每年作不超過1200次檢驗;對局辦施診所和防疫研究所就診貧民及住院貧困病人,每年作不超過6300次的免費檢驗。②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每年為公董局公共衛生救濟處進行下列免費細菌和化學檢驗:a.不超過3000次的飲用水質檢驗。b.不超過3000次的劣質食品檢驗。c.不超過3000次的藥物和防腐產品檢驗。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免費為警務處進行毒物及法醫學檢驗。④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每年免費為公董局公共衛生救濟處提供預防霍亂和傷寒疫苗30萬立方毫米,牛痘疫苗15萬份。⑤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為公董局提供服務超出上述免費限額時,按七折收費。

上海的醫療事業發展

民國20年(1931年),日本人率先在滬創辦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設病理學、細菌學兩科和衛生研究室。翌年,以著名建築師英國富商雷士德命名的醫學研究院成立。民國27年,公董局醫學化驗所改隸巴黎巴斯德研究院為分院,更名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上述院、所共有職工百餘人,主要進行防治傳染病、寄生蟲病的研究。其時,醫學院和少數大醫院也設有實驗室或研究室,結合臨床、教學開展零散的醫學科學研究。

解放後,上海的醫學科學研究取得長足發展。1951年,華東生物製品實驗所在上海成立,後改名上海生物製品研究所。1955年,市衛生局成立醫學科學研究委員會,對全市醫學科研工作實行統一領導。1957年,中國醫學科學院寄生蟲病研究所從南京遷來上海。翌年,上海相繼成立一批醫學研究機構。195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醫學研究所從北京遷入上海。同年市衛生局成立醫學科學研究處,對全市衛生系統醫學科研進行歸口管理。1960年,市科學技術委員會(簡稱市科委)醫藥專業委員會成立,下設21個專題協作組。至1964年,全市有傷科、高血壓、腫瘤、胸病、針灸、經絡、勞動衛生與職業病、工業衛生、血吸蟲病防治研究所和醫學科學技術情報研究站等10個市級獨立研究機構,共有專職研究人員504人,其中研究員50人。50年代後期,醫學科學研究重點從傳染病、寄生蟲病逐步轉向心血管病、腫瘤、肝炎等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常見病,科技人員發揚大協作精神,獲得一批科研成果。在乙腦與麻疹疫苗、心腦血管外科手術、燒傷治療、斷肢再植和針刺麻醉等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後三項居國內外領先水平。

上海解放初期前後醫療事業機構列表:

從這張表格和資料可以看出,中共國建國之初主要生物醫學的力量來源於北京的協和醫學院和上海的巴斯德研究所,而在一九五零年朝鮮戰爭爆發後,均對這兩家單位進行了接管。其主要研究人員和研究工作轉向為軍隊的朝鮮戰爭服務。下面的挖掘資料證明了這一點。

從彭瑞驄訪談錄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共在延安時期和1949年建國前後擁有的生物醫學的情況。

從這位老人的表述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A 1945年延安時期中共的生物醫學人才是奇缺的,甚至連高中畢業生都很少,並且面臨嚴重的醫療設備短缺問題。

B 1949年前中國的主要生物醫學培養的學校包括協和醫學院、齊魯大學醫學院、湘雅醫學院、國立北平大學醫學院、浙江醫學院和上海醫學院、上海震旦醫學院水平比較高。

其中上海醫學院是指1927年在上海吳淞創立醫學院。1932年,國立中央大學醫學院獨立為國立上海醫學院。2000年與原復旦大學合併,即今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

震旦醫學院是指震旦大學醫學院。

震旦大學始於愛國人士馬相伯在天主教法國耶穌會支持下於1903年創辦震旦學院。1911年開設醫學先修課(預科),1914年設博物醫藥科,翌年改為醫科,校址在呂班路(今重慶南路)280號。學制4年,後改6年。學校課程設置、教學大綱皆參考法國醫學專業。1932年,教育部批准立案,定名震旦大學醫學院,貝熙業(Bussiere)兼院長。1938年由富萊梅(P.Flaimet)繼任。設醫學和牙醫兩系。醫學系學生畢業後授予醫學博士學位。1949年,有教師51人,在校學生343人,應屆畢業生27人。

1951年,據華東軍管會高教處指令,將司徒博醫師主辦的上海牙醫專科學校併入震旦大學醫學院牙醫學系。同年,經華東教育部批准,震旦女子文理學院併入震旦大學。

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震旦大學被撤銷,醫學院與聖約翰大學醫學院、同德醫學院在震旦大學原址合併成立上海第二醫學院(今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從成立到撤銷,38年中共培養學生579人。

注意,這個震旦大學醫學院是教會學校,同樣在1951年被軍管收歸國有。

在上海還有一家醫學院,在當時也培養了大批人才,這就是同濟大學醫學院。

  • 1907年德國醫生埃里希·寶隆在上海創辦了“德文醫學堂”已逾百年曆史,曾經培養出裘法祖院士、吳孟超院士等一代著名醫學家,並被譽為“醫生的搖籃”。
  • 1908年,“德文醫學堂”改名為“同濟德文醫學堂”。
  • 1912年,與創辦不久的同濟德文工學堂合稱同濟德文醫工學堂。
  • 1912年,醫正科三級學生張近樞、何理中、江逢治3人,按照德國大學醫科考試規則參加學堂的第一次畢業考試,均順利通過,如期畢業。他們是同濟歷史上的第一屆畢業生。1917年4月和12月,先後改稱為同濟醫工學校和私立同濟醫工專門學校。1923年定名為同濟大學。
  • 1924年5月20日北洋政府教育部下達第120號訓令,批准同濟醫科為大學。從此以後,5月20日定為校慶日。
  • 1927年8月,由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接管,命名為國立同濟大學,原醫、工兩科於1930年分別更名為醫學院、工學院。
  • 1942年,醫學院杜公振、鄧瑞麟經調查研究找到了當時川南一帶流行痺病的病因,救治了成千上萬的病人,這一研究成果獲教育部1943年全國應用科學類學術發明一等獎。1948年8月,醫學院細菌研究所登報招收研究生;同月,醫學院院長謝毓晉及裘法祖、過晉源等教授創辦中國第一本醫學科普期刊《大眾醫學》。
  • 20世紀50年代,在全國高等學校院系佈局調整中,同濟大學醫學院整體遷往武漢,使得同濟大學在較長時間沒有醫學專業。1955年8月,中南同濟醫學院更名為武漢醫學院。1985年7月,武漢醫學院又改名同濟醫科大學。現為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但同濟人的醫學情結至深,一直為再開醫學專業作不懈的努力。
  • 2000年4月,同濟大學與上海鐵道大學合併組建新的同濟大學,在原上海鐵道大學醫學院的基礎上成立了“同濟大學醫學院”,成為同濟大學重點建設的學科;學校決定在原上海鐵道大學醫學院原址設立滬北校區。短短十餘載,臨床醫學作為同濟大學的重點建設和發展學科,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根據上面的資料,可以看出,解放初期真正能夠從事生物醫學包括傳染病、病毒、細菌研究只有北京協和醫學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同濟大學醫學院等三所學校和機構。

而这三所机构和学院分别是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创立的,更为巧合的是,在若干年后,有三个和P4实验室相关的人分别从这里走向不同的国家,然后回国筹建P4实验室,第一个是舒红兵,前面提过,第二个是郭德银,他的德语培训和德国留学生涯源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注意在武汉),而陈竺则留学法国,和法国的巴斯德建立了深厚的关系。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重点是中共政权通过军管完成了对北京协和医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外国人私产的抢劫,同时完成一次生物细菌领域人才的整合,从此这些美国人、德国出资或者培养的生物领域研究人才走上了中共的生化武器研究之路,这里面也包括从伪满国接收的日本人培养的生化武器研究人才,整合成一个专业的军事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它的主体就是被接管的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我们来看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建立之初的主要科研人员的名单的挖掘:

郭成周,浙江杭州人,1916年10月出生。1940年在复旦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赴上海巴斯德研究院进修细菌学,抗日战争中曾在新四军做医务工作。1940~1951年任上海巴斯德研究院细菌学实验室主任,1946~1951年兼任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细菌学副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从事科研。

1918年,林几考入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留校任病理学助教,1924年在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医学院学习法医学两年,后又在柏林大学医学院法医研究所深造两年。1928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同年,江苏省政府向中央政治会议提交《速养成法医人材》案。当局交中央大学办理,委托林几拟议《创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法医学科教室意见书》。林几为成立法医学教室在人员、设备、规模等方面作出了详尽的规划。1930年,林几在北平大学医学院创立我国第一个法医学教室,任主任教授。1932年,他在上海筹建法医学研究所,并自任所长。

设有法医学组。1951年工生部委托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由林几、陈康圖教授主持开办第一届法医师资进修班。为各高等 … 由陈东启教授主持开办第二届法医师资进修班;同时委托军事医学科学院子L標则和陈康區頂教授培养我国第一批法医学研究生。就着手现代军事医学科学技术事业的建设。为适应陆海空三军现代化建设对卫生工作的需要。1951 年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1954年成立海军工生動务研究所(1964年改称海军医学研究所)和航空医学研究所。同时。在苏联专家群助下。举办各

法医学院作为具有红军光荣传统的中国医科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初始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

初始发展阶段:学院前身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建立的满州医科大学法医学教室,1946年更名为沈阳医学院法医学科;1948年11月沈阳解放,沈阳医学院法医学科并入中国医科大学病理学系法医学组;1952年9月,法医学教研室成立(隶属医学基础部),承担本校各年级的法医学教学任务;自1979年起,正式开始招收法医专业学生(五年制);1982年,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法医学为硕士授权学科。

在法医学教研室发展过程中,老一辈学者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51年,法医学组为我校40期学生开设法医课。同时,受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委托,组织法医培训班,为全国培养法医学专业的高级人才。

1954年,陈东启、贾静涛教授受邀参加了卫生部组织的高等医学院校用《法医学教学大纲》的制订工作。

钱信忠 1951 – 1956 年,赴苏联人第一医学院学习。出国一前任西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学习期间于 1955 荣获少将军衔。

潘世征 1951 – 1956 年, 赴苏联先后入莫斯科中央医师进修学院、基洛夫军事医学科学院特别系学习。出国前任新疆军区,这是上海医学院重要发展时期,学校规模一跃成为全国医学院校之首。 1950 年起他即负责筹建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1951 年 8 月,该院在上海正式成立。

第二部分 中共对美国生化战略的起源

中共国和美国在生物武器上的第一次交锋

在挖掘“军事医学科学院”之前,我们先耐心地来看看一段尘封的历史,就是中共国和美国在生物武器上的第一次交锋。这是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一篇专业文章。

美国违反国际公约的罪行,还是中朝编造的政治“谎言”?

抗美援朝战争反细菌战的历史考察

文|曲爱国 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2010年08月02日14:02

1952年初,中朝政府先后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违背《日内瓦公约》,秘密地在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细菌战,企图造成疫病流行,残害中朝军民,削弱中国和朝鲜的作战力量。中朝方面的这一控诉震惊了世界,美国政府矢口否认。国际科学界和学术界对此也一直存有争议。

1952年初,中朝政府先后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违背《日内瓦公约》,秘密地在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细菌战,企图造成疫病流行,残害中朝军民,削弱中国和朝鲜的作战力量。中朝方面的这一控诉震惊了世界,美国政府矢口否认。国际科学界和学术界对此也一直存有争议

1952年2月底,中朝两国政府先后发表声明,控诉美国军队违反国际公约,悍然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对中朝军民投放细菌武器,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犯下了新的罪行。中朝方面的控诉震惊了世界,美国政府立即矢口否认。在此后的一年左右时间里,中朝方面展开了规模庞大的反细菌战斗争,同时在外交和国际政治舞台上与美国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国际科学界和学术界等也因此陷入了激烈的争论。争论持续了几十年,所发表的学术著作和文章不计其数。

1998年1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刊载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的文章,以及其所收集的原苏共中央档案抄件。其内容为: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顾问曾经协助朝鲜方面伪造控诉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证据,而中国政府则提供了关于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虚假”情报。这一消息震动了国际学界。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主办的《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998年冬季号翻译发表了这些抄件,并配有美国学者凯瑟琳·魏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与米尔顿·利滕伯格(Milton Leitenberg)的考证文章,认为这些抄件具有可信性,指出“这些新的证据非常重要”,将使得“长期以来关于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争辩最终平息”。这些文献和美国学者的观点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有的学者以此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反细菌战决策的形成过程作出了新的解释,认为:中国作出反细菌战的决策,是基于朝鲜战场的志愿军指挥员的错误判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接到志愿军的报告后,作出了错误的反应,在检验工作没有完成之前就匆忙作出决策。当他们发现志愿军的报告可能不准确和决策可能不恰当时,并没有作出改变。

真相到底如何?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是美国违反国际公约的罪行,还是中朝方面为政治宣传而编造的政治“谎言”?这一史实的认定,直接关系到对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认识,也涉及到复杂的政治、外交等因素。本文拟依据中国方面反细菌战的档案文献,参考反细菌战亲历者的证词,通过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作出反细菌战决策过程的回顾与分析,对此作出回答。

反细菌战决策过程

雪地上发现带病菌的昆虫

现存中国档案表明,最早发现美军在朝鲜投掷细菌武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是驻扎在朝鲜铁原郡的第42军。

1952年1月27日夜,美国飞机多批从该军阵地上空低飞盘旋,却没有像往常一样俯冲投弹。次日(28日)早晨,第375团战士李广福首先在驻地金谷里山坡上发现大量苍蝇、跳蚤和蜘蛛等昆虫,散布在约200米长、100米宽的雪地上。随后,第375团在外远地、龙沼洞等地也发现了大批昆虫,形似虱子、黑蝇或蜘蛛,但又不完全相似,散布面积约6公里,当地居民也都不认识此虫。第42军在分析了有关情况后,初步判断:“此虫发生可疑,数地同时发生,较集中密集,可能是敌人散布的细菌虫”。但当时该军卫生技术设备和水平有限,无法确认到底带有何种细菌,因此除立即采取措施焚烧昆虫外,马上把情况报告志愿军总部。

志愿军总部接到第42军报告后高度重视,彭德怀司令员当天即打电话给第42军军长吴瑞林询问详细情况,指示采取措施,消灭昆虫。志愿军后勤司令部要求立即紧急采取消毒预防措施,并指示第42军马上写出详细的书面报告,上送昆虫标本,以便培养化验,请专家鉴别。

2月6日,志愿军司令部向所属各部队转发第42军关于发现异常昆虫的报告,要求各部队在驻地进行仔细检查,查看有无同类昆虫存在,并要求各岗哨严密注意敌机投掷物品,发现可疑征候要立即上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接到志愿军的报告后,指示志愿军要采取有力措施进行防疫工作,同时派总后勤部卫生部防疫处副处长马克辛率细菌专家魏曦、寄生虫专家何琦于2月12日前往朝鲜,实地了解情况,对相关昆虫标本进行培养化验,指导志愿军部队的防疫工作。

此后,志愿军部队连续在朝鲜前方和后方多处发现疑似美军投掷的蜘蛛、苍蝇、跳蚤等昆虫。到2月17日,第42、第12、第39军和第19兵团部队驻地相继发现美军投掷昆虫的情况8起,昆虫密度最高的地方达每平方米1000只。当时正值朝鲜一年中气温最低的季节,大量昆虫的反季节出现,且大多在美国飞机低飞盘旋后出现,情况异常。虽然暂时无法证明这些昆虫就是美国飞机所投掷,但可能性极大。同时国内派往朝鲜的防疫专家经过化验,认为这些昆虫带有的病菌,以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病菌可能性为大。

在此情况下,志愿军总部决定马上采取措施,防范敌人投掷带菌昆虫制造混乱。2月1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下达防止敌人投放细菌的指示,要求全军必须高度警惕敌人投掷细菌昆虫的阴险行为,发现敌人投放的细菌性昆虫或其他可疑物品,除收集上送标本外,应立即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进行消毒杀灭,同时作出详细报告。

在这一指示发出的同天(17日)下午,4架美军飞机在平康西北下甲里第26军第234团阵地投下一件物品,爆声轻微,但异味弥漫,位于炸点附近的几名志愿军官兵当场被熏倒,周围雪地则立时布满苍蝇,阵地上的官兵目睹了全过程。由此证实,雪地上的昆虫确系美机投掷。

志愿军总部接到报告后,2月18日将此情况通报全军,指出:此前在其他各部队驻地发现之各类昆虫,“为敌机投掷而后散布者已无疑”,要求各部队必须加强对空警戒,发现敌机投下菌虫后,立即扑灭,以免蔓延。

至此,经过20多天的观察、检验,志愿军总部和总参谋部初步得出结论,美军可能在朝鲜北方投放了细菌武器,对中朝部队实施细菌战。

判定美军在朝鲜实施细菌战

2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向毛泽东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呈送报告,汇报在朝鲜发现美军投放带菌昆虫的情况和对收集到的昆虫标本检验后所得出的初步结论,报告说:美军投放的昆虫中,究竟带何种病菌,还需要两天时间检验,“据专家估计以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病菌之可能性较大,如化验证实,防疫与灭疫工作,即须火速以大力进行”。

毛泽东阅后,于2月19日批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为防止意外,朱德特别批示:病菌标本“不宜送回,以免传染”。

2月19日12时,总参谋部作战部综合朝鲜战场情况和来自其他渠道的情报,向周恩来呈送了《关于敌人在朝鲜大规模进行细菌战情况的报告》,判定:美军正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对中朝军队进行细菌战。报告还指出:美军此次进行细菌战,是经过长期的准备,并得到了日本细菌战战犯石井四郎、若松次郎和北野政藏等人的帮助。

同一天,志願軍總部向總參謀部電話報告:志願軍第15軍部隊發生了霍亂、斑疹、大腦炎等病症,已有兩人死亡。

情況越來越嚴重,特別是死亡情況出現,開始在中朝部隊和朝鮮居民中引發恐慌。儘管對美軍投放細菌的檢驗工作依舊在進行,所發現的昆蟲中到底帶有多少種病菌尚需進一步檢驗,但根據志願軍部隊的現地觀察、來自各部隊的疫情報告、通過各種渠道所收集的情報,特別是防疫專家對昆蟲標本檢驗後已經做出的結論,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判定美軍正在朝鮮對中朝部隊實施細菌戰。

防疫急如星火。一旦爆發疫情,不但將在志願軍部隊中引發極大的恐慌,直接影響部隊作戰,且將對戰爭的進程和結局產生重大影響,這種情況是絕對不能允許發生的。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斷然決策:立即在志願軍部隊展開反細菌戰鬥爭。

中朝方面展開反細菌戰鬥爭

周恩來後來指出:反細菌戰鬥爭,“敵人突然以細菌武器襲擊,我們事先毫無準備,因此表現有些慌亂”,屬於“倉促應戰”。儘管如此,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反細菌戰鬥爭立即步入正軌,各項工作迅速有條不紊地展開。

周恩來是反細菌戰鬥爭的總指揮。2月19日晚,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他確定了六項計劃要辦的事情:一是加緊對前方送回的昆蟲標本進行檢驗,作出結論;二是立即向朝鮮派出防疫隊和運送各種疫苗及各類防疫器材;三是電告朝鮮方面,商請朝鮮政府先發表聲明,中國政府隨後也發表聲明,向全世界控訴美國罪行;四是通過民間組織中國人民世界和平大會向世界保衛和平大會理事會建議,發動世界人民譴責美國進行細菌戰罪行的運動;五是指示志願軍進行防疫動員;六是向蘇聯政府通報情況,請求予以幫助。周恩來確定的事項得到了毛澤東的批准,立即付諸實施。

總參謀部是反細菌戰最初階段的中樞協調指揮機構。聶榮臻和副總參謀長粟裕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於當晚(19日晚)同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總後勤部衛生部部長賀誠等人開會,討論具體落實措施,確定:立即將現存的全部340萬份鼠疫疫苗、9000磅消毒粉劑和其他防疫用具連夜裝運,在三天內用飛機全部運到安東轉送朝鮮前方部隊,並立即再趕製1000萬份鼠疫疫苗分批送往朝鮮。同時確定,由賀誠負責擬定防疫計劃,章漢夫負責草擬新聞稿、社論及與朝鮮政府的協調工作。

20日上午,聶榮臻、粟裕緊急會晤蘇聯駐華總軍事顧問克拉索夫斯基、衛生顧問阿薩杜良。在聽取中方情況介紹後,蘇聯顧問表示,完全同意中方的判斷和處置。阿薩杜良肯定敵人是在實行細菌戰,認為其目的可能是試探志願軍對細菌戰的防禦能力和細菌的作用。如果志願軍暴露出弱點,敵人將會對中國大量使用。因此,建議中方必須大力進行此次防疫工作,成立由政府重要負責人領導的中國政府非常防疫委員會,處理有關防疫事宜。克拉索夫斯基要求蘇聯衛生顧問要立即協助中方確定防疫計劃。聶榮臻、粟裕會談後馬上向毛澤東報告了會談情況,表示同意蘇聯顧問的判斷和建議,請毛澤東對是否成立防疫委員會進行指示。毛澤東要求周恩來就是否馬上成立該委員會提出意見。周恩來表示目前可緩辦,視情況發展再定。

2月21日,是反細菌戰鬥爭正式開始的一天。

這一天,中央軍委正式向志願軍下達了進行反細菌戰鬥爭的指示,指出:“據許多徵候看來,敵人最近在朝鮮散放的各種昆蟲顯係進行細菌戰的行動,應引起我們各級領導的高度注意。現在雖然還不能最後確定敵人所散放者為何種病菌因需經過培養和反複檢驗,故時間上需兩日,但事不宜遲。”在告知已經採取的防疫措施後,軍委強調:“現在的重要問題是必須抓緊每一分每一秒針的時間,進行細菌散佈區的消毒和隔離,克服麻痺大意和僥倖心理。但在部隊中則亦應特別注意不要造成驚慌和恐怖。 ”

這一天,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發出了《反對美帝細菌戰的宣傳工作》指示,指出:對於美國這一新的罪行,“必須加以揭露和打擊”。指示通報了中央決定的外交和宣傳鬥爭步驟:新華社從22日起發布新聞,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外交部發表聲明,向全世界提出控告;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向世界和平大會提出控訴,建議世界和平大會發起反對美帝進行細菌戰罪行的運動。要求各地黨委在新華社發布新聞後,應發動控告和反對美帝罪行的宣傳運動,動員“全國人民加強抗美援朝工作,支援中國人民志願軍”。

在此之前,志願軍總部在向中央和軍委報告發現美軍飛機投擲帶菌昆蟲情況的同時,也隨時向朝鮮黨和政府詳細通報有關情況。朝鮮勞動黨中央和朝鮮政府高度重視。朝鮮軍事委員會於2月20日決定,將懷疑遭受美軍投放細菌武器污染的江原郡、鐵原郡、平康郡、伊川郡、金化郡等地劃定為危險地區,實施嚴格的疫學監視和消毒殺蟲對策。並規定,在這些地區內,一旦發現特殊傳染性病例,立即採取隔離措施。

2月21日,毛澤東致電金日成,通報中國方面掌握的美軍飛機撒放毒蟲細菌情況和中國方面已經決定採取的防疫措施,並建議,除了採取防疫措施外,“我們應在世界人民面前進行控訴,並動員輿論進行反對。”彭德懷司令員也在同日致電金日成,通報了有關情況。

金日成馬上指示有關部門採取具體對策,並將朝鮮軍事委員會決定寄送彭德懷,希望通知志願軍部隊,以便在防疫工作中互相配合。

以揭露美國實施細菌戰罪行和大規模殺蟲滅毒防疫工作為重點的反細菌戰鬥爭由此迅速展開。根據美軍實施細菌戰“具有試驗性和威脅性的”特點,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確定的反細菌戰任務是:“反對美帝細菌戰,進行殺蟲滅毒的防疫運動”,並號召部隊官兵,既不要恐慌也不要麻痺,要堅信以群眾的防疫力量,是可以戰勝敵人細菌戰的。

2月24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表示“中國人民將和全世界人民一道,為製止美國政府這一瘋狂罪行而堅決鬥爭到底”。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人民日報》等新聞媒體也從22日起連續發表消息、社論與評論,揭露美軍在朝鮮戰場撒播細菌毒蟲的情況。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主席郭沫若於25日致電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約里奧·居里,控訴侵朝美軍進行細菌戰的罪行。

防疫工作是反細菌戰工作的中心。總後勤部衛生部在蘇聯顧問的協助下,以最短的時間擬製完成了防疫計劃大綱。周恩來審閱後,認為計劃“原則可用”,但應將反細菌戰鬥爭分為兩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為準備和預防階段。即在目前病菌尚未發展的情況下,中央先在中央軍委機構內組織總防疫辦公室,領導後方進行防疫準備和在前線採取防疫措施,不急於在國內做大規模動員和邊境檢查。如果美國在中朝方面公開控訴後仍繼續進行細菌戰,則立即進入全面採取緊急措施的第二階段。毛澤東於當日批准了周恩來的意見。

在幾天時間內,總參謀部和總後勤部衛生部向朝鮮緊急運送數百萬份各種疫苗與防疫用品外,22日向朝鮮派出了52名防疫隊員,29日又從北京、天津各大學和上海軍事醫學科學院緊急抽調專家、助教44人,組成檢驗隊,攜帶檢驗藥品、器材等,前往朝鮮,彌補志願軍檢驗和防疫技術力量的不足。

2月25日,軍委致電彭德懷,就反細菌戰鬥爭的組織領導、疫苗接種、疫情監控、派出防疫隊和化驗檢疫工作、病人收容和隔離、宣傳教育等,作出了詳盡的規定。志願軍成立了以鄧華為主任的防疫委員會,統一領導防疫工作,對各級防疫工作領導體制、疫情報告、防疫對策等等,均作出了非常具體的規定,指出:敵人實施細菌戰,“必須引起我全軍高度警惕。戰勝敵人這一惡毒陰謀。只要能嚴格進行預防工作,細菌戰是不可怕的”。

志願軍上下動員,展開規模龐大的宣傳教育和防疫工作,其組織工作之繁複與所投入力量之巨大,絲毫不亞於實施一場戰役行動。部隊的疫情很快得到控制,官兵情緒也平穩下來。

防疫區域由朝鮮北部擴大到中國東北

但到2月底和3月初,情況發生了新的變化。從2月29日開始,中國東北的撫順、安東、鳳城、臨江等地區,在美軍飛機入侵後,也發現了各種帶菌昆蟲。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判斷:這些情況表明,美軍很可能已經將細菌戰的範圍擴大到了中國東北。反細菌戰鬥爭的形勢因此更加嚴峻。

3月4日晚,周恩來召集聶榮臻、粟裕和有關部門負責人開會,緊急商議對策,討論在東北和沿海地區進行防疫工作的措施,確定:在報刊上公開揭露美軍新的罪行,並在外交上進行正式抗議;組織力量進行調查;擴大和加強防疫隊伍;加強東北和國內的防空力量。周恩來指示聶榮臻,會後向蘇聯總軍事顧問克拉索夫斯基、衛生顧問阿薩杜良介紹會議情況,並商議聘請蘇聯防疫專家、訂購疫苗和加強東北防空力量等問題。

3月5日,聶榮臻、粟裕與克拉索夫斯基、阿薩杜良分別談話。阿薩杜良完全同意中方的應變措施,他從衛生的角度認為“目前的情況非常嚴重”,種種情況證明,敵人散播的細菌是經過特別培植的,不是一般的細菌。他表示將與總後勤部衛生部商議後,盡快提出聘請蘇聯防疫專家、訂購疫苗的具體方案。克拉索夫斯基除同意中方准備採取的措施外,專門對加強東北防空力量提出意見,表示:將把會談情況馬上報告蘇聯政府,建議除目前在東北的蘇聯志願空軍部隊外,再向中國東北增派1個蘇聯空軍師,而且這個師應該是具有各種氣象條件下作戰能力的師。聶榮臻當即表示同意這一意見,請其先向蘇聯政府請示,然後由毛澤東主席正式向斯大林提出請求。

毛澤東在周恩來主持確定各項應變措施和聶榮臻、粟裕上報與蘇聯顧問談話報告後,批准了他們所議定的各項措施,並在3月5日批示:“應嚴重註意這個問題(指美軍在中國東北投放細菌武器事),應用一切有效辦法,進行防疫工作”。

由此,反細菌戰鬥爭的範圍進一步擴大,防疫區域由朝鮮北部擴大到中國東北以及內地部分地區,反細菌戰鬥爭逐步進入高潮。

根据新的情况与任务,中央与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控诉美国政府扩大细菌战范围,派遣飞机入侵中国东北地区投放带菌昆虫的罪行。中国的各大新闻媒体也刊载消息,揭露美军在东北地区实施细菌战。

中央军委确定朝鲜北部与中国东北为紧急防疫区,除在区域内进行消毒、注射、化验和必要的隔离外,于3月12日发布命令:对由朝鲜进入东北和由东北进入关内的车辆,进行强制消毒,人员进行强制注射,发现有症状者,立即隔离治疗;非必要物资暂停运回,非必要人员和部队暂停来往与调动。

政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改组1950年成立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新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委员,郭沫若、聂荣臻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贺诚为主任,统一领导组织和协调各地防疫工作。同时决定,各地应该立即以春季防疫为口号,展开广泛的卫生清洁运动。3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28次会议,正式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并对全国的防疫工作进行研究。

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向各大行政区、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发出《反细菌战指示》,宣布志愿军所在的朝鲜为疫区,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华北、华东、中南内地及西北、西南为防疫准备区。对各种区域内的防疫任务和措施作出了详细规定。

此后,反细菌战斗争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不但在朝鲜的志愿军部队深入展开,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形成了全民动员、全民防疫的运动,各种防疫措施不断调整完善,宣传动员普及深入,揭露美国实施细菌战罪行的外交等各种斗争也全面展开。反细菌战斗争在几个领域同时展开,达到高潮。

中国的决策是慎重而严肃的

从中国档案文献中所描述的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作出反细菌战斗争决策的基本过程,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关于美军实施细菌战的报告,的确最早来自于志愿军部队。但这些报告不是一种“神经质的推断”或者“未必属实”,而是疫情的如实反映。从最早发现疫情开始,志愿军部队就以最大的决心着手建立疫情监测和检验网络,并作出了严格而详细的对空监测、标本收集和毒物检验等规定。在反细菌战斗争中,志愿军部队详细、完备的每日疫情监测报告、各种统计资料和现地监测报告,不但构成了反细菌战决策的基础信息来源,为证明美军进行细菌战提供了丰富而确凿的判断依据,而且也为当时的防疫工作提供了最为有效的工作指导依据。当然,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来自部队的报告与统计数字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偏差,但是不能因此而彻底否定其价值,更不能因为某份资料的不确切性而对所有来自志愿军的疫情报告都持怀疑态度,这些报告与统计数字的价值是无法轻易否定的。中国方面的档案文献同时证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于来自志愿军的报告,对于美军是否实施了细菌战的情况认定是非常谨慎的。从1月28日首次发现疫情,到2月21日形成决策,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经过20多天的观察、验证和分析,才得出了敌人在实施细菌战的初步结论,开始定下进行反细菌战的基本决心。而且在决策时,不但依据了来自志愿军部队的疫情报告,也汇总了来自各个渠道的各种情报与资料,决策是非常慎重而严肃的。

第二:反细菌战的决策,是在非常情况下通过非常的流程做出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防疫工作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疫情急如星火,不可能等待全部病菌检验工作完成后再展开防疫工作和控诉美国罪行,必须是边检验、边动员、边防疫、边控诉。任何耽搁和延误都有可能错失防疫工作的最佳时机,使得疫情无法得到有效的控制,酿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对带菌昆虫的检验没有最终结束,检验报告没有完成提出的情况下,就作出立即展开反细菌战斗争决策的根本原因。战争决策不是学术讨论,必须未雨绸缪,当机立断,特别是在关系到志愿军部队命运和战争前途的重大问题上,更是如此。这种情况不但体现在反细菌战决策过程中,也曾经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其他决策过程中一再出现。如果在解读档案文献时,只抓住几份档案或者是某件档案中的只言片语,就认定中共中央是在缺乏科学检验结论的基础上作出决策的,这种结论未免太武断。

反细菌战不是中朝苏发动的政治宣传

从中国方面现存的档案文献和有关资料中,还可以得出另外两个结论:

一:反细菌战决不是当时中朝苏共同发动的政治宣传,目的也不是迫使美国改变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处理战俘问题的原则。周恩来曾经说过:我们进行反细菌战斗争,“基本的任务有二,一是拿出科学证据,揭露敌人罪行,并找出敌人进行细菌战的规律,这就需要进行严格的科学研究工作;二是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并改善我们的卫生环境,以杜绝传染病的流行,这就需要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这是对反细菌战斗争的目的与动机最好的概括。

反细菌战斗争持续一年多,高潮在1952年的2月至8月,分两个阶段。2-3月是启动阶段,主要工作是:建立各级防疫组织,设立检疫机构,进行大规模的疫苗注射,建立检验研究中心,筹措、生产防疫药品与器材和发动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3-8月是全面展开阶段,主要工作是:集合各种专家对美军撒播的带菌昆虫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的反复检验与分析研究,以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对付美军大规模的细菌战。

在这两个阶段中,尽管防疫工作、检验工作、外交斗争、宣传动员等齐头并进,但防疫工作始终是中心。据中央防疫委员会的统计,仅到3月底,就发放鼠疫疫苗1698.3万人份,四联疫苗651万人份,五联疫苗284.5万人份,斑疹伤寒疫苗32.3万人份,赤痢法基80.036万人份;4月又安排生产鼠疫疫苗2850万人份,四联疫苗1300万人份,五联疫苗1150万人份。其他各种消毒粉剂和用品也大量生产发放。此外,国内组织了139个防疫队,设立了66个防疫站。志愿军全军的各种预防接种率更是达到了92%以上,军马普遍注射了炭疽疫苗和破伤风类毒素,并为驻地朝鲜群众注射疫苗132万余人次。中朝军民可以说是全体动员,全力以赴投入了防疫工作。

尽管外交斗争非常激烈,宣传动员规模也很大,但都不是反细菌战斗争的主体。在世界范围内控诉和揭露美国实施细菌战,目的有三:一是向全世界揭露美国的罪行,赢得世界舆论的支持,遏止和阻止美国继续进行细菌战;二是动员和教育人民,认清美国的本质,进而行动起来,投入反细菌战斗争;三是找出美军实施细菌战的手段与规律,彻底粉碎美国向中朝方面施加新的战争压力的企图,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一点,中央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

二:现存档案文献和有关资料足以证明,美国军队确曾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自从中朝政府发出关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实施细菌战的控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指责此为“政治宣传”,西方一些学者始终对此持怀疑态度,认定中朝方面所列举的证据、进行的检验缺乏科学的根据。他们不仅完全否认了中国政府组织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的结论,否认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的报告,而且彻底否定了由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率领的由不同国家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调查结论。李约瑟等参与调查的科学家回国后,受到来自各方的无端攻击与谩骂。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对敌人到底是否实施了细菌战的事实认定,始终非常慎重,始终把科学的检验工作作为决策的基本依据,同时也是反细菌战的基本任务之一。从发现美军在朝鲜投放带菌昆虫,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就立即把检验工作放在了第一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到4月中旬,先后派出三批50余名国内最杰出的医学、昆虫学、细菌学、流行病学专家连同苏联派出的9名高级专家,赴朝鲜和东北进行现场考察,并设立专门的试验室,进行检验和研究工作。在京沪也设立了专门的检验机构,进行各种验证工作。

1952年3月3日,总后勤部卫生部报告:从美军飞机投放的昆虫中,“前方卫生机构已检查出者有鼠疫与霍乱菌。北京检查出者有类似Q热与恙虫病的病原体,尚待最后确定,可能还有其他病原细菌未能检出”。

3月下旬,参加“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的中国科学家到达朝鲜后,经过实地考察、验证,认为:志愿军所收集的标本和“防疫队所做的各种化验是非常丰富和成功的”,“基本打消了”专家们“所怀的疑团”,因为美军撒毒的容器找到了;昆虫标本经过化验后,确定带有鼠疫等数种病菌,“而且这些化验是无懈可击的”;各地出现死亡事件,死者经解剖与化验后,确定为患鼠疫。

据统计,在反细菌战过程中,最终查出并确认的病菌,包括鼠疫杆菌、沙门杆菌群、痢疾杆菌、霍乱杆菌和炭疽杆菌等,达10余种。确诊和疑似与细菌战有关的传染病患者384名,死亡126名,其中包括确诊和疑似的鼠疫患者57名,死亡7名;疑似霍乱患者13名,死亡7名;确诊天花患者6名。

这次对病菌的检验工作,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专家,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集合各种专家(包括细菌专家、病理专家、流行病专家、昆虫专家、药学专家、兽医专家、动物学家,等等)进行多学科的联合研究攻关。这些专家大多毕业于西方著名大学,或有过在西方著名研究机构的工作经历,具有丰富的经历与经验。

曾经参加过检验工作的著名昆虫学家陆宝麟教授回忆说:一次,他与陈世骧教授发现东北军区卫生部提交的报告中,根据一位教授的结论,把一种正常出现的“摇蚊”作为了美军投下细菌弹的证据。而事实上,这类“摇蚊”是不叮咬人的,即使带了细菌也不会在人群中传染疾病。他们马上向有关专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否定了那位教授的结论。但东北军区卫生部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于是他们直接向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反映情况,竺可桢直接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详细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对陈世骧和陆宝麟严谨治学、坚持真理的工作作风给予高度评价,肯定了他们的意见,同时严厉地批评了东北军区卫生部,指出:“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错了!事实不准确,斗争如何取得胜利?国际斗争,对敌斗争,容不得半点虚假。”

正是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的工作作风,保证了检验成果的科学性,也因此能够经受住最苛刻的挑剔与验证。当然,由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特点,“一是大规模的,二是带有试验性的,三是极其复杂的”,囿于当时中苏两国的科学水平,的确有一些昆虫中所携带的病菌没有被检验出来,但已经检验出并得到验证的科学结果,足以证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过细菌战。

总之,反细菌战斗争,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为夺取战争胜利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抗美援朝战争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但在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国际冷战史中也具有了非常独特的影响。中国的档案文献和亲历者的证词,都证明:美国的确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过细菌战,这一结论是无法更改的。(本文原载于2008年第2期《军事历史》)

来源:《文史参考》

前面人员的经历中很多人参加的1952年“军事医学科学院抗美援朝检验队”就是指的上文这一段历史。也就是说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的人员是1951年更名为军事医学科学院成为军方最核心和最主要的科研力量,1952年的对美细菌战的证据收集和检测是由他们来完成的。换句话说,中共的病毒生物研究的初始之根就是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不知道没有经过朝鲜战争的美国人读到上面这段历史是什么样的感受,对于一个中国人,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感觉就在读一篇笑话,但是却笑不出来,因为同样的口吻和字眼出现在六十七年后,中共国又遭受了美国的一次投毒,一次生物战,这种赤露露的污蔑在历史上又重现了一次。

稍微有点科学常识和思维逻辑的人很容易识破中共的这种谎言的,换句话说,如果美国真正的实施了细菌战,以中共当时的科研实力是无法战胜这种战争手段的,最终查出并确认的病菌,包括鼠疫杆菌、沙门杆菌群、痢疾杆菌、霍乱杆菌和炭疽杆菌等,达10余种。确诊和疑似与细菌战有关的传染病患者384名,死亡126名,其中包括确诊和疑似的鼠疫患者57名,死亡7名;疑似霍乱患者13名,死亡7名;确诊天花患者6名。这种死亡的数目和新冠病毒造成的全球死亡人数相差几万倍。真实的情况是1952年是中共在朝鲜战争作战中最艰难的时期,由于战略上的失误和战备物资的缺乏以及恶劣的战争保障条件造成作战部队的大批减员和伤亡,非战斗死亡是战斗死亡的数十倍。所以,这次美国发起的细菌战,是中共集体组织的上下协调的对战争死亡责任的一种谎言推卸,并成功地转移了罪责和国内的矛盾。这种栽赃陷害污蔑对手的流氓行径是令人不齿的。

当几十万普通士兵的生命为这场莫名其妙的战争而献出的时候,没有人去真正地思考这场战争来源,这段最早的中美之间生物战争的历史也逐渐被美国人淡忘,但是中国共产党却是不能忘记的,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对付美国人的终极武器,并且时刻准备着将来的对美一战。P4实验室的真正起源在这里,就是中共这个邪恶组织本质上对美国的一种仇恨,因为他们骨子里信仰的是一种共产主义,不是共有财产,是抢夺你的财产,抢夺你的一切,而美国和美国人的主流价值则是保护和尊重私有财产。

在朝鲜的土地上从1950年6月25日开战至1953年7月27日双方执行朝鲜停战协定的这场战争,美军阵亡36,574人,死亡总人数(战斗及非战斗死亡)54,246人;负伤103,284人;失踪8,176人;被俘7,245人。阵亡、受伤和被俘共397,543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具大英百科全书数据:阵亡与失踪600,000人,负伤716,000人共计1316,000人。

在这场中共所说的战胜美国发动的生物细菌战中的主要军队力量,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军事医学科学院

我们先来看看一篇报道

资料 1

1950年,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作战。战士们面对的除了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强敌,还有冻伤、疫病和细菌武器的袭击;同时核大国还对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进行着核讹诈和核恐吓。

1951年6月11日,党中央、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迅速成立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命令。这年8月1日,军事医学科学院在上海成立。7年后,这支由钱信忠、涂通今、潘世征、蔡翘、周金黄、柳支英、朱壬葆、陆宝麟、周廷冲、黄翠芬等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的医学专家、学者组成的“特种部队”,奉命迁至北京,从事中国的“ABC”(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医学防护研究的重大任务。

从此,这支队伍突然销声匿迹……

直到几十年后,它的名字出现,与人造卫星、大庆油田发现、人工牛胰岛素等曾经震撼世界的科技成果一起,出现在中国首次颁发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行列里。

中国科学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福初少将告诉记者,历经30多年,这支队伍冲破了超级大国的重重封锁,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难题,揭开了一个又一个核生化未解之迷。

防治核武器损伤的研究团队,先后参与了我国包括首次原子弹、首次导弹核武器、首次氢弹在内的所有类型核试验。他们先后有1000多人次参加了核武器生物效应试验,写出了数百篇高质量论文,一批核辐射损伤救治技术和防治药物相继问世。不仅为我国建立起应对核武器伤害的一整套医学防护技术和装备体系,而且“防、诊、救、治”的综合水平世界领先。

开展生物武器损伤医学防护的研究团队,打破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封锁,突出技术集成与创新,研制出一系列应对生物威胁的检测鉴定技术和防护的疫苗、药物等,为我国构建起了生物危害防御的技术装备体系。在唐山、汶川和玉树大地震中,他们将防生研究成果用于抗震救灾,控制了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发生,确保了大灾之后无大疫。

开展化学武器损伤医学防护的研究团队,针对不同种类的化学毒剂,研究形成了一整套预防急救药品、医学保障措施和技术装备,自主研发的防化救治药品均已装备部队,化学毒剂的检测能力范围已涵盖国际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所规定的43类1000多万种物质。所属毒物分析实验室成为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指定实验室,使中国成为除美国之外世界第二个同时拥有两家指定实验室的国际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他们是一支征服突发疫情的“防疫铁军”

军事医学科学院政委高福锁少将介绍说,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军事医学科学院始终以其出色的科技成果,成为维护人民生命健康的拳头力量。

2009年4月,北美地区出现“甲流”疫情。就在这种病毒尚未进入中国之时,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们便开始主动构筑盾牌,很快他们便研制出了5种检测病毒的试剂。同年5月,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成功分离出病株并完成全基因序列测定;与此同时,李松研究员领衔的课题组成功研制出抗甲流药物“磷酸奥司他韦胶囊”,继而又在全世界首创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适用于特殊人群的“磷酸奥司他韦”新剂型(颗粒剂)和新药帕拉米韦三水合物。他们做好了针对甲流病毒变异和其他流感病毒的防控药物准备。

2003年,正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一个分离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冠状病毒,并合作测定出整个基因组的序列,并在SARS真正爆发时,很快建立了诊断方法并研制了治疗和防护装备。

2004年底,禽流感又接踵而来。军事医学科学院在最短时间内成功研制出了抗人禽流感特效药“军科奥韦”。2005年11月17日,国家决定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建设世界上最大的抗流感病毒药物生产线。 2011年,这条生产线完成验收,同时完成了国家2600万人份抗流感药物的储备任务,节约资金58亿元。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军事医学科学院于震后第二天便派出了由186名卫生防疫专家组成的救援队,承担起了汶川全县的卫生防疫任务。他们用科技的力量控制住了各种传染病的发生,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的壮举,被灾区人民称作“生命卫士、防疫铁军”。

1998年抗洪抢险、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救援、2010年青海玉树抗震救灾……每当国家危难之时,人民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胁之时,军事医学科学院总是当先锋、打头阵,用铁的意志和过硬的科技成果为维护人民生命健康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维系部队官兵身心健康

他们是一支保障打赢的“卫勤劲旅”

军事医学科学院坚持为兵而研、为战而研,一心一意围绕部队需要搞科研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科技人员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主动围绕战场和官兵的卫生需求,上高原、走边防、下海岛、进军营,开展深入调研,选准攻关课题,完成一大批创新型成果。

我国边境线处于特殊环境(高原、寒区、热区)的面积占到70%,军事医学科学院积极开展 “三带医学”研究,重点解决极端环境下严重影响官兵执勤、训练和生活的难题,为我军构建起了具有我军特色的极端环境下军事作业医学和卫生学保障技术体系。他们研发的复方丹参片等防护药品,以及单兵清洁包,产热鞋垫等装备成为呵护高原官兵身心健康的必备用品。

横亘我国西部的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缺氧一直严重威胁着高原官兵的生命健康。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通过一次次高原调研、技术创新和试验改进,攻克多项技术难关,先后成功研制出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便携式、车载式、普通型和智能型等多种型号的高原制供氧装备。截至今天,他们已为新疆、甘肃、西藏、四川、青海等省、自治区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部队建成80多座制氧站,高原官兵从此过上了“富氧”生活。

边境海岸地区复杂的地理条件,吸血双翅目昆虫这些人类的“天敌”不仅刺叮骚扰驻防官兵,而且容易传播疟疾、脑炎、登革热等虫媒疾病。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经过连续多年潜心研究和不懈努力,研制成功新型防蚊系列装备和长效驱避剂。同时,还掌握了大量生态学数据并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并命名了100余个昆虫新种,撰写了200余篇论文和调查报告,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以蚊蠓为主的吸血双翅目昆虫电子数据库,绘制了重要种群分布图集,这些成果不但为医学昆虫研究提供了有理论价值的基础资料,更重要的是为解决极端环境下我军指战员的卫生保障难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军事医学科学院积极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新的历史使命,从平时部队战备训练、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实际中选题,紧紧围绕部队开展了多方面的卫勤保障研究。“十一五”以来,该院先后有2000余人次走出实验室,深入各军兵种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围绕部队需要开展或完成了500余项课题研究,为保障官兵健康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立足国际前沿勇攀科学高峰

这是一支勇于自主创新的“科技尖兵”

军事医学科学院从起步伊始创新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过,它以吐纳万物之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世界瞩目的医学奇迹。

当今全球有100多个国家的2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上百万人因不治被夺去生命。对于这个世界性难题,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早在上世纪70年代,便研制出治疗疟疾的化合物——本芴醇,该研究荣膺我国卫生系统第一个国家发明奖一等奖。后几经改良形成复方蒿甲醚。如今复方蒿甲醚已通过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药品注册,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目录中28年来仅有的3个专利药物之一,在全球拯救了几百万疟疾患者生命。2009年4月,欧盟委员会和欧洲专利局在布拉格与布鲁塞尔同时宣布,将“2009年度欧洲发明人奖”授予军事医学科学院复方蒿甲醚研究团队,2010年又获具有医药界“诺贝尔”之称的美国盖伦奖。

国际人类蛋白质组计划是人类继基因组计划后又一项世界级生命科学计划。贺福初院士领衔的课题组因在肝脏蛋白质组学研究领域形成的领先优势,2002年被国际组织确定为“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的国际执行总部。作为执行主席,当年40岁出头的贺福初吸引了16个国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100多位科学家从世界各地聚集北京,开创了我国领衔国际重大科技合作项目的先河。

仅仅几年时间,通过这项协作计划,他们就构建了有史以来人类首个全组织/器官的蛋白质组表达谱和相互作用网络,成功鉴定了13222种人类肝脏蛋白质,发现了3484对蛋白质相互作用,揭示了它们在发育、代谢以及其它生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建立了国际上首个人体器官的蛋白质组数据库。与此同时,他们还发现了一批与脂肪肝、病毒性肝炎和肝癌等人类重大疾病密切相关的蛋白质,发现了58种潜在的肝脏疾病相关的基因……

2009年9月,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的首届“国际蛋白质组学高峰论坛”上,贺福初院士摘得了世界生命科学研究领域设立的最高奖项之一 “国际蛋白质组学成就奖”。2011年9月,在瑞士日内瓦,他再次获得国际组织颁发的“杰出贡献奖”。

几十年来,军事医学科学院先后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和学术机构建立了学术交流和合作关系,外国专家学者纷纷来这里参观、访问和讲学。与此同时,一批批科技人中被派往世界各地留学。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药物、装备、技术和理论等重大成果相继问世:在国内最早展开生物芯片研究,获得国际上第一个基于硅基材料的生物芯片新药证书、第一个乙型肝炎病毒耐药检测基因芯片和第一个HLA分型基因芯片新药证书;率先组织开展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成功地建立了肝细胞癌、皮肤癌、心肌肥厚、食管癌、骨骼发育异常等人类重大疾病的基因敲除小鼠模型;自主研发出全球第一个尿激酶原基因工程药……部分研究成果进入国际领先行列。

伴随着科学发展的脚步,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人才、科研、学科、设备在国内相关领域堪称一流。如今拥有了61个国际、国家和军队重点实验室和科研中心,建立了63个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体系,2000多项科技成果荣获国家和军队大奖,获准专利800多项,研制出药品、疫苗120多种,防护技术100多种,为报国强军积淀了厚实的科技实力。

60年来,军事医学科学院始终牢记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神圣使命,一代代薪火相传、青蓝相继,从抗美援朝到边境作战,从反恐处突到国际维和,从国内抗灾到境外救援,从“两弹一星”发射到“神舟飞船”上天,从抗击“非典”到防控“甲流”,从保障奥运到服务世博、亚运,为国家着力铸造和平坚盾,被誉为“共和国健康卫士”。

过去的一页已经揭去,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是又一个新篇章。这里,一代又一代军事医学科学工作者始终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对军事医学研究事业忠诚,感到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发展融到了一起,脉搏在一起跳动,血液在一起流淌。他们正以自己的拼搏回答世界的挑战,以特有的雄姿守护着祖国的安全和人民的健康。

资料 2

军事医学科学院:铸造和平盾牌的特殊劲旅

http://jczs.sina.com.cn 2001年7月25日 07:25 解放军报

特种部队特殊使命

1951年6月16日,一份“关于迅速成立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命令从中南海发出。命令明确了这支特种部队的特殊任务:一是研究目前我军需要解决的医学技术问题。二是成为军委卫生部的技术参谋。三是担负部队高级卫生干部的进修、教育工作。

华东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带着周恩来总理亲笔签署的任命,以第一任院长的身份,开始筹建新中国军事医学研究的最高机构。1951年8月1日,军事医学科学院在上海宣告成立。

7年后,这支由一大批国内外著名医学专家组成的“特种部队”,奉命迁至北京,从事防原、防生、防化的中国“ABC”防御研究任务。

1986年,这支劲旅连同它的“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研究”,与震撼世界的人造卫星、南京长江大桥、人工牛胰岛素合成等成果一起,光荣地出现在共和国首次颁发的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行列里。从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在帝国主义肆意横行的冷战时代,战争的恐怖笼罩着人类,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也面临着帝国主义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威胁。为了使人民免受侵略者特种武器的戕害,为了使年轻的共和国不屈服于霸权主义的压力,军事医学科学院受命承担了防原子、防生物、防化学的“三防”医学研究任务。这是一个崇高而神圣的使命,也是一个沉重而艰巨的任务。

为了铸造盾牌,承担防原子武器损伤研究的科研人员,先后参加了包括首次原子弹、首次导弹核武器、首次氢弹在内所有类型的核试验。他们一次次冲入核爆后的放射性沾染区,抢收实验动物、解剖试验标本、采集试验数据。于是,中国的放射医学防护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

为了铸造盾牌,从事防生物武器损伤的科技人员每时每刻都注视着我国头顶的这片“蓝天”,警惕来自天空的生物威胁,又随时随地密切关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防止各种疫情的蔓延。他们研制的创新型抗疟药复方本芴醇,不仅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申报了发明专利,而且已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批准上市,这是中国对人类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為了鑄造盾牌,擔負防化武器損害研究的科研人員,面對一個個陌生的課題,靠不怕失敗、百折不撓的韌勁,靠排除萬難,永攀高峰的拼勁,更以科學的自我犧牲的精神,掌握了各種化學戰劑的致毒機理,研究出一付付解毒藥劑。

“特等獎精神”培育的一代代傳人

軍事醫學科學院一代代科技工作者默默奉獻,在取得2000多項科研成果的同時,還創造了以獻身軍事醫學科研事業為內涵的“愛黨愛國、拼搏奉獻、求實創新、團結協作”的“特等獎精神”。

被國際醫學界命名的“蔡氏區”。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的留美博士蔡翹在美洲袋鼠腦組織的神經解剖學研究中,發現了視角與眼球運動功能的中樞部位———頂蓋前核。國際醫學把這一部分命名為“蔡氏區”。這是20世紀的中國姓氏在有限的生物體上的命名,也是人類智慧的象徵。

蔡翹沒有留在美國。他踏著太平洋的波濤,回到祖國。新中國成立後,他光榮入伍,後來出任了軍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成為我國軍事醫學研究的一名“主帥”。

全軍惟一的“院士夫妻”。1949年10月1日,天安門廣場的隆隆禮炮,深深震顫著大洋彼岸一對海外遊子的心。旅居美國的周廷衝博士和黃翠芬碩士夫婦,在收到後來成為軍事醫學科學院第一任院長宮乃泉從祖國轉來的親筆邀請信後,當即向美國移民局提出了回國的申請。但這一正當要求卻遭到無理刁難,美國亮出了一個令人望而卻步的獎學金所得稅索賠數目。

1950年3月,一個春寒料峭的早晨,周廷沖和黃翠芬來到美國西部海岸的一個貨運碼頭。毅然登上了一艘不需移民局簽證的貨輪,開始了漫長的航行。當他們在浩瀚蒼茫的太平洋上漂泊了56天,走出甲板,踏上陽光燦爛的故鄉土地時,回到祖國母親懷抱的海外遊子禁不住熱淚滾滾。

“解放祖國我們沒有流過血,建設祖國我們要多出力。”周廷衝、黃翠芬夫婦就是抱著這樣一個最初的想法,在新中國軍事醫學的百花園裡奮力耕耘,用心血和汗水澆開了一朵朵科研奇葩。周廷沖和黃翠芬先後被評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從而成為全軍惟一一對享受共和國最高學術稱號的“院士夫妻”。

主動退回“院士”申請表。在軍事醫學科學院,有位老教授叫宋鴻鏘,早在20世紀40年代,宋老就是複旦大學的前身———上海震旦大學的教授,並因發現治療血絲蟲病特效藥而聞名全國。後來,他服從組織安排,從事防化醫學研究。經過20年的探索,他帶領課題組,成功地研究出了當時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防化藥物。

鑑於宋老的突出貢獻,組織上推薦他擔任中國科學院院士,但當院士申請表送到他手裡時,面對保險箱裡厚厚的研究成果,他思索再三,竟無從下筆。因為他所從事的研究課題,都是軍事醫學的核心機密。為了國家和軍隊的利益,他主動把申請表退了回去,放棄了本該屬於他的榮譽。

當有人問已退居二線的宋鴻鏘:“您甘願這樣被埋沒一輩子?”時,宋老平靜地回答:“一個人做了工作非要受到社會承認嗎?農民種的米上是不寫他們名字的,大家用的煤燃燒掉了,我們也不知道是哪個礦工挖的。我很欣賞愛因斯坦的一句話:’不要努力成為一個成功者,而要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

在軍事醫學研究隊伍中,有著一大批像宋鴻鏘這樣的無名英雄,他們把個人的聲名,湮沒於國防科研的偉大事業之中。

新崛起的一代人。今年43歲的研究員王海濤,1989年5月赴美做博士後科研工作,後被肯塔基大學聘為客座教授。在美期間,他所做的艾滋病研究等10個方面的工作,均處於學科前沿。其中,他採用高新技術獲得一株抗體,成為迄今為止整個免疫學領域內發現惟一能與高比例人群特異性抗體反應的獨特型抗體。他還首次提出了對研究艾滋病疫苗有重要意義的“優勢克隆”假說,並取得一項美國專利。僅靠這項專利,王海濤在美國就會有舒適的生活。然而,他卻謝絕美國方面的高薪聘請,攜妻子回到祖國。

與王海濤相伴的還有賀福初、范明、劉克良、高永良、裴雪濤等等。這又是一代人。

從蔡翹,到周廷衝、黃翠芬教授,再到王海濤、賀福初,他們身上折射出幾代軍事醫學科學工作者“愛黨愛國,拼搏奉獻、求實創新、團結協作”的“特等獎精神。”

危急時刻顯身手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春風,吹綠了科學領域的萬木,也開啟了軍事醫學科學院的大門。近20年來,軍事醫學科學院先後同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學者、學術機構建立了學術交流和合作關係,一批批科技人員被派往世界各地留學,帶著科研論文和一個民族的和平信念登上國際學術講壇。近年來,軍事醫學科學院在堅持為國防和部隊服務的前提下,把軍事醫學科技力量納入國家計劃軌道,積極為國民經濟建設服務,把優勢學科向民用方面延伸,在保障國家和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1976年,唐山大地震後,軍事醫學科學院一批科研人員趕到了唐山。噴灑了45噸滅蟲藥劑,使一場即將流行的大瘟疫,被有效地遏制。

20世紀60年代,受到“鈷60”照射的一家4口人被送進軍事醫學科學院,核醫學專家們從最基本的常規治療中探索出一套治療和護理的基本經驗。由於我國庫存糧鼠害嚴重,軍事醫學專家們把他們研製的抗凝血型新殺鼠劑用於民用,使丹東市成為全國第一批無鼠害城,鄭州鐵路段、鞍山鋼鐵廠分別成為全國第一個無鼠害列車段和無鼠害企業。

1993年8月5日,深圳危險品庫房起火爆炸。軍事醫學科學院4位專家,忍受著強烈的刺激性氣味和中毒的危險,奔波於事故現場,採樣分析,確定各危險物品的品名、性質及危害。事後,專家們又不顧個人安危,參加了危險物品起運、裝車過程中的衛生保障任務。

1995年6月,廣東高要市一個小村莊里接連發生人畜中毒“怪疫”死亡事件。短短幾個月內,先後有148人發病,16人死亡。軍事醫學專家幾經努力,找到了造成“怪疫”的原因,衛生部派往中毒現場的專家組也制訂出相應的治療方案。

“有機磷農藥中毒急救新技術”是軍事醫學科學院毒物藥物研究所多年實驗和臨床研製的成果,並於1991年由國家衛生部作為首批面向農村和基層推廣的10項重大醫藥衛生技術之一。該技術推廣後,大大提高了我國有機磷農藥中毒救治水平。廣大基層醫務人員認為,急救技術是有機磷農藥中毒救治的一次重大突破。

資料 3

軍事醫學科研五十年

新世紀之初,軍事醫學科學院迎來了她的五十華誕。

建院50年来,军事医学科学院坚持以科研为中心,努力拼搏,勇攀高峰,获得了我国医学界迄今惟一的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摘取全国药学领域独有的国家发明一等奖桂冠,荣膺3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以2000多项科技成果告诉世人:我国军事医学研究已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标志现代化军事医学研究实力的“三防”医学研究总体水平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军事医学科学院始终坚持为国防和部队服务的发展方向,优先坚持“三防”和部队卫勤保障等方面的军用课题。他们以精干的力量。验证推广和完善提高“三防”医学成果,并进行深入的实验研究,从而保持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优势和特色。与此同时,又组织力量开拓新的军事医学研究领域。一方面,瞄准未来战争对军事医学的要求进行选题,开展快速反应部队、恶劣自然环境条件部队生存和作战能力的卫生保障,以及新武器医学防护和救治等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从平时部队作战、训练和执勤的实际生活中选课题,开展和完成了全军疾病监测体系、抗疲劳措施、高原制氧机等一系列重要研究。他们通过承担国家高技术课题,增进了基础医学和生物高技术向军事医学的渗透。他们将单克隆抗体、基因探针、遗传工程等技术应用于“三防”医学,提高了研究水平。

我国军事医学科学工作者不仅在历次保卫祖国的正义战争中救治了大量伤病员,为保障部队战斗力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有一大批研究成果在震灾后医学救援、洪灾后疾病防疫、烈性传染病控制、极地科学考察卫生防护、航空航天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经过50年的发展,军事医学科学院目前拥有国家生物医学分析中心、国家新药临床前安全性评价中心、国家临床药理基地、全军预防医学研究中心、全军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中心等约20个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承担国家攻关、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计划、高技术研究“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军队科研项目等重大课题,获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2001年,该院被国家“863”计划委员会评为“863”研究先进单位。军事医学科学院不仅汇集了一批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先后有11位专家当选为两院“院士”),而且成为军事医学研究人才培养的摇篮。该院现有博士学位授予学科专业15个,硕士学位授予学科专业25个,其中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生物化学为国家重点学科,并建有药学、基础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学和生物学4个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培养了大批博士、硕士研究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军事医学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基础医学、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科学的进步,将对21世纪的军事医学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也给战场创伤救治、野战卫生装备研制、军用特需药物的研究开发、军队传染病防治、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的医学防护等军事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可能。

军事医学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是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安全和人民健康的特殊要求。一代又一代的军事医学科学工作者正以自己的奋斗迎接世界的挑战,以他特有的雄姿跻身于世界军事医学之林,守护着人民共和国的和平与未来。中国军事医学工作者们将开拓进取,为我军现代化建设再铸辉煌!

资料 4

军事医学科学的院士星座

在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行列中,有一支71人组成的院士方阵。他们不仅学识超人、成果卓著,而且在他们身上,还凝聚了“献身国防、甘为人梯”的崇高精神。他们的名字,已同他们辉煌的成就一起,载入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史册。这其中,有11位来自军事医学科学院。他们是:

★我国生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蔡翘———28岁就在世界脑神经解剖学界获得大脑“顶盖前核”这一惊人发现,使国际脑科学领域有了一个令中国人为之自豪的“蔡氏区”命名。

★闻名世界的生理学家朱壬葆———他带领课题组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如期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研制成功了我国的第一代预防放射病的新药方6304。

★我国昆虫学界的奠基人胡经甫———历经十二个寒暑,编写了《中国昆虫名录》这部巨著。不仅给中国的昆虫学研究奠定了基石,而且也是世界昆虫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我国著名昆虫学家陆宝麟———从事生物学、医学昆虫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为我国医学昆虫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获得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部颁发的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军惟一的一对院士夫妻周廷冲、黄翠芬———周廷冲作为我国生化药理学家,先后白手起家创建了4个实验室和1个研究所,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在创办所室和教学上,为我军培养了第一批军事防化毒理学专业人才。黄翠芬院士早年从事毒素的基础及应用研究,为我军的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4年,她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科学工作者”荣誉称号。

★力克国际防化医学重大课题,使我国在这一领域领先于世界的生理学家孙曼霁———大半生在实验室里研究用科学对付当今化学武器的杀伤,即化学武器的中毒救治。他使我国梭曼防治机理研究处于世界的前沿。

★著名实验血液学家吴祖泽———他的科学发现,为人类医治白血病、重症肝炎、急性放射病、再生障碍贫血等难治性疾病开辟了广阔前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我国放射毒理学、辐射防护学创始人吴德昌———首次阐明核武器落下灰危害的特点,在落下灰危害防护研究方面达到了国际水平。他还参与起草咨询了一系列重要的核安全文件,对我国核工业的发展举足轻重。

★在世界防化医学、戒毒医学方面成就卓著的著名药理学家秦伯益———他研制成功的盐酸二氢埃托啡,是目前世界上用药剂量最小而镇痛效果最强的高效镇痛一类新药。

★在白血病治疗研究方面成绩斐然的著名免疫学家沈倍奋———她在国内最早开展加成指数测定法分析单克隆抗体技术的研究,成为惟一一名连续4届当选“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医科)

资料 5

军事医学科研成果集锦

军事医学科学院着眼我军现代化建设需要,不断开拓进取,攻克了一座座医学堡垒,创造了我国我军历史上多项纪录:

“疟疾”克星

昔日曾阻挠我大军南下的瘴气(疟疾),今天遇到了“克星”。军事医学科学院抗疟药课题组研制的创新型抗疟药不仅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申报了发明专利,而且成为我国第一个享有国际知识产权,并占领美国、欧洲西药市场的创新型化学药物。

“火龙衣”

抗寒冷、抗缺氧的难题攻克了。在祖国最北部的边防线上,由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自行研制的能在-30℃可使脚温保持在15℃以上的“产热鞋垫”,能使手温保持在26℃以上的“产热手套”以及温度可达45—55℃,维持40—58小时的“产热袋”,大大提高了官兵的御寒能力,被官兵誉为“火龙衣”。

“高原神药”

在被称作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严重缺氧夺去多少年轻战士的生命,军事医学科技工作者把他们研制的高原反应预防药———复方党参片,送到战士手中。这种看似极平常的白色药片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骄子”:各项指标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战士们服用后,非战斗减员大为减少,官兵们欢呼它是“高原神药”。

流动医院

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科研人员的努力下,我军野战卫生装备研究工作已经初步实现了由功能单一的急救装备向系列化、多功能化的成套救治装备过渡;卫生装备机动能力由过去的人背马驮方式向卫生技术车辆等多种方式转变。使我军的卫生装备技术初步走向系统化和模块化,为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提供了有力的卫勤支持。

抗晕新药

该院毒物药物所研究成功的新型抗晕药物———“飞赛乐”,经临床试验和推广应用证明,该药不仅药效大大优于已问世的各类药物,而且毒副作用很低,能确保机动化作战官兵清醒应战。我国南极考察船在通过赤道赴南极考察中也使用了“飞赛乐”预防晕船。

血型转换剂

该院野战输血研究所科技人员经过近两年的艰苦探索,采用酶解法,实现了B型血向O型血的转变,使我国通用血型改造获得通用型血的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这一研究成果不仅预示着在战争等紧急状态下输血可“拿来即用”,也昭示着人类移植动物器官将成为可能。

这五份资料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建设历史、人才培养、科研成果几个方面展示了这个机构的辉煌历史,当然在宣传中也隐藏了这个军事机构从事生化武器研究的事实。

我们来看这样几段话:

A 1951年6月11日,党中央、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迅速成立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命令。这年8月1日,军事医学科学院在上海成立。7年后,这支由钱信忠、涂通今、潘世征、蔡翘、周金黄、柳支英、朱壬葆、陆宝麟、周廷冲、黄翠芬等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的医学专家、学者组成的“特种部队”,奉命迁至北京,从事中国的“ABC”(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医学防护研究的重大任务。 这就话表明了两个含义,一: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成立是迅速的,是在1951年6月11日,而朝鲜战争的爆发是在1950年,1952年1月27日夜朝鲜战场上开始发生所谓的美军投下的生物战物品疫情,以后的故事就如前文所揭示的那样。这一点非常重要,就和P4实验室的建设过程一样。P4实验室的建设规划在SARS爆发之前,这就是说,早在1951年中共就已经为1952年爆发的美军生物战做准备!所以1952年的美军生物战又是中共设计的一场骗局,和2003年的SARS一样。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共的军队也就是枪杆子不仅通过私产抢劫拥有了上海巴斯德研究所这个整体机构作为生物武器研究的硬件基础,而且还在1958年整合了国内大部分顶尖的生物医学人才,组成了“特种部队。”

我们通过下面的表格来看看文中所列出的“特种部队”的主要人员:

为了看得更加清楚,我们将上面的表格进行简化,列出以下统计挖掘:

A 参加过共产党早期革命的包括钱信忠、涂通今、潘世征三人,并且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留苏生。均分别在解放军总后勤部任职并担任军事医学学院的院长、副院长。其中一人是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创建者。

B 名單中至少有兩人參與了1952年的美國對中國發動的生物細菌戰的調查工作,並起了重要作用。

C 名單中除了留學蘇聯以外,共有5人具有留學美國的留學經歷。其中周廷森、黃翠芬夫婦的回國和錢學森的回國同樣引起軒然大波。周廷森、黃翠芬夫婦在美國的留學經歷牽扯到一個組織,並在芝加哥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中華自然科學工作者協會” 注意這個表述,也就是說早在1949年建國以前,中國共產黨就已經在美國建立了藍金黃的管道,自己的外圍組織。“中華自然科學工作者協會”建立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促進錢學森、周廷森、黃翠芬這樣的美國科學家回國並創造條件提供幫助,可以說是從美國挖掘人才的開始。這個管道建立的基礎是中華自然科學社。

1927年9月,中央大學理工科大學生秉持在中國發展與應用科學的理念,在校內結社,組建了中華自然科學社。到20世紀30年代初,社員相繼成長為職業科學工作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國內科學界的科學救國思潮影響下,他們從科學職業身份出發認識到自身的科學救國責任,總結晚清以來科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認為科學在中國發展緩慢的癥結在於科學沒有得到廣泛社會應用,於是將普及科學視同應用科學的有效途徑,從1932年開始,直至1937年,編行科普刊物《科學世界》,致力於科學的大眾化,以促進科學在中國的應用,並確立社務活動宗旨為在中國發展與普及科學,推動社團演變為以國內職業科學工作者為主體的綜合性科學社團。抗戰爆發後,遷移至大後方的社員於1938年在重慶中央大學重建總社,恢復了社務活動,在當時科學工作者群思以科學貢獻於抗戰建國事業的社會思潮中,繼續開展以《科學世界》為中心的科學普及活動直至抗戰結束;同時在1942—1945年,面向英美科學界發行綜合性英文科學刊物《中國科學通訊》,展開戰時中外科學交流,以發展中國科學。

中華自然科學工作者協會最後併入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成為海外高端科技專家藍金黃的一個重要管道。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簡稱中國科協,歷任主席包括周培源,江蘇宜興第二屆(1980年-1986年)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理論物理學家、中科院院士;錢學森浙江杭州第三屆(1986年-1991年)第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空氣動力學家、中科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朱光亞湖北武漢,第四屆(1991年-1996年)其中,鄧楠, 2004年10月起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黨組書記,11月任中國科協書記處第一書記。2005年任中國科協常務副主席。

在中國科協的領導中還有一個人的名字出現在我們前面挖掘文章的名單中,這個人就是張玉台

  • 1995.01——1996.05,中國科學技術協會黨組書記(副部長級)、書記處書記,國家科委黨組成員。
  • 1996.05——1998.03,中國科學技術協會黨組書記(副部長級)、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國家科委黨組成員。
  • 1998.03——2004.10,中國科學技術協會黨組書記(1998.10明確為正部長級)、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其間:1998.03—1998.04在中央黨校進修1班學習)。

當然這個人和同時出現的徐匡迪一樣十分重要。

D 在這份名單中,1990年(89年六四之後)仍然健在的有7位,分別是錢信忠、塗通今、蔡翹、周金黃、陸寶麟、周廷衝、黃翠芬。

結論:只有這批人才是中共的核心科技力量,只有他們才會真正的懷著對美帝國主義的仇恨,謀劃並實施針對美帝國主義的生化戰爭,因為這些人無一例外地都是中國共產黨員,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並且牢牢地把控著生化武器的槍桿子——軍事醫學科學院。

明白了這一點,後面的表述就知道它的具體含義了:學者組成的“特種部隊”,奉命遷至北京,從事中國的“ABC”(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學武器)醫學防護研究的重大任務。這只特種部隊從事的絕對不是僅僅的醫學防護,而是要研製戰略進攻美國的三大武器“ABC”,至少有兩種武器是由這個特種部隊主持的,這就是生物武器、化學武器(毒品)。核武器在錢學森的主持下可以明目張膽地宣傳,而BC只能隱藏在各種謊言之中,因為這是反人類的,在國際公約中所不允許的。

我們追溯2019年新冠病毒的起源如果僅僅盯在武漢的P4實驗室,就會失去發現真相的機會,就會忽視這個病毒產生的本源。這個病毒的本源在於CCP,也在於美國,因CCP竊取了國家政權而起,也因美國人的善良和一次次縱容豢養了這條毒蛇。可以說,毛澤東於1949年8月18日在新華社發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抨擊美國的“白皮書”和美國政府扶持支持中國國民黨發動內戰的政策是一份宣戰宣言,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國家、代表的人民要和美國進行一場戰爭,要做長期的戰略部署和準備最終決戰戰勝美國,戰鬥的手段就是三大武器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學武器。所以說,超限戰絕對不是一種原創,而是在新的技術條件和世界局勢下對中共戰爭思想的一次總結和生化。超限戰的真正發明者就是中共。並且這種戰爭早在1950年開始就已在朝鮮戰場上對美國使用。

我們先記住這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機構軍事醫學科學院和這個名單上的人,而對美國的生物戰早已開始。

中共的生物科學、病毒研究生物武器及化學武器的研究的技術理論主要來源於美國的協和醫學院和美國培養的留學生、上海巴斯德研究院的設備和科研力量以及偽滿政權時期日本人的建設成果。

日本在侵華時期曾經在滿洲設立第731部隊(防疫給水部本部),研究內容對外宣傳主要以研究防治疾病與飲水淨化為主,但其實該部隊使用活體中國人、蘇聯人和朝鮮人進行生物武器與化學武器的效果實驗。基地建在中國東北哈爾濱。上文列表中的塗通今1942年畢業,任延安國際和平醫院外科主治醫生。他曾經為兩個團撲滅了疥瘡。解放戰爭,塗通今任松江軍區衛生部部長,接管了哈爾濱偽滿軍醫大學,改編為東北軍醫大學,兼任校長。接管日本侵華時期731部隊研究成果的正是東北軍醫大學,而對731調查的主要是軍事醫學院。可以說對美軍使用生物戰的思想啟蒙者是日本的731部隊。

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和隨後中蘇關係的惡化,美國和西方的科學大門逐漸向中共國關閉,所以雖然有過數批派往蘇聯學習的專家學者,但是研究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無論從技術上還是設備上都是不可能的。這一工作被暫時停滯,而轉向很多面子工程的研發上來。在彭瑞驄訪談錄中詳細地描述了當年留學蘇聯培養醫學人才的一些細節。

下面這段資料也證明了這一點:

但微生物作為一門科學進行研究,中國起步較晚。中國學者開始從事微生物學研究在20世紀之初,那時一批到西方留學的中國科學家開始較系統的介紹微生物知識,從事微生物學研究。1910-1921年微生物間伍連德用近代微生物學知識對鼠疫和霍亂病原的探索和防治,在中國最早建立起衛生防疫機構,培養了第一支預防鼠疫的專業隊伍,在當時這項工作居於國際先進地位。20世紀20-30年代,中國學者開始對醫學微生物學有了較多的試驗研究,其中湯飛凡等在醫學細菌學、病毒學和免疫學等方面的某些領域做出過較高水平的成績,例如沙眼病原體的分離和確認是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開創性工作。

20世紀30年代開始在高校設立釀造科目和農產品製造系,以釀造為主要課程,創建了一批與應用微生物學有關的研究機構,魏岩壽等在工業微生物方面做出了開拓性工作。戴芳瀾和俞大紱等是中國真菌學和植物病理學的奠基人;陳華癸和張憲武等對根瘤菌固氮作用的研究開創了中國農業微生物學;高尚蔭創建了中國病毒學的基礎理論研究和第一個微生物學專業。但總的來說,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我國微生物學的力量較弱且分散,未形成中國自己的隊伍和研究體系,也沒有中國自己的現代微生物工業。微生物新中國成立以後,微生物學在中國有了劃時代的發展,一批主要進行微生物學研究的單位建立起來了,一些重點大學創設了微生物學專業,培養了一大批微生物學人才。

根據這份資料,我們將上文所提到的全部學術研究上的科學家的經歷進行挖掘:

看完這張表格,不得不為美國和美國人民的善良再次感嘆,中共國的微生物學的頂尖研究人才幾乎全部來源於美國,並且傳染病防控體係也是在美國人的幫助下創建的。而這些人大部分在中科院體系中,創建了中共國進行病毒研究最初的學術體系基礎性機構和培養人才的體系和組織。

當然還有幾個重要的人物是要提到的。他們包括:

宮乃泉 (1910~1974),男,遼寧營口人。醫學教育家,戰傷外科專家,中共黨員。1928年瀋陽第一工業專科學校畢業後,進奉天醫學院(今中國醫科大學)攻讀醫科,畢業時正值“九·一八”事變爆發,毅然流亡山東,在鄒縣參加鄉村衛生教育實驗工作。1936年到福州協和醫院任外科醫師,1937年參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新四軍軍部醫務主任、衛生部副部長,華東軍政委員會衛生部副部長等職。

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時,參加並領導了華東及上海地區各醫學院校的調整工作,兼任上海第二醫學院院長、黨委書記。在三校合併過程中,他多次召開教師會議宣傳黨的政策,指明辦學方向,要求師生員工團結一致搞好建校工作,並採取多種途徑吸收社會人才組建教師隊伍,為創建上海第二醫學院作出貢獻。著有《戰傷療法》、《血管戰傷》、《腹部戰傷》、《人體解剖學圖譜》等,發表有關衛生工作經驗方面的論文20餘篇。

宮乃泉成為我國軍事醫學科學的創建人和奠基人之一。

葉天星,醫學微生物學、免疫學專家。安徽合肥人。1937年畢業於上海東南醫學院。1942年赴印度,先後入孟買哈夫金研究院、中央醫學研究院進修。1946年赴美國,先後入軍事醫學院、軍醫進修研究學院、紐約康奈爾大學進修學院進修,1948年回國。曾任國防醫學院、同濟大學醫學院、東南醫學院教授。建國後,任第二軍醫大學微生物學教研室主任、教授兼復旦大學教授,中國微生物學會理事。198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四十年代提出霍亂弧菌血清學分型,證實我國有副霍亂弧菌感染。1957年在亞洲甲型流感大流行前,即發現了易感人群血清中有該病原體變遷株原型抗體。八十年代中期製成抗癌混合淋巴因子,著有《免疫學理論與實踐》等。

在上述所有人的經歷中,除了表明美國是生物武器研究開發的技術之源這個事實外,還有一個的重要的揭示,就是生化武器研製開發的核心領導包括技術核心一定會指向上海,這是由上海在生物研究方面的人才和地位息息相關的,當然這背後也包涵了強大的人脈關係。所以如果單純地把上海為核心的沉船計劃中的生化武器研究計劃歸結於江派掌權的結果顯然是片面的,共產黨絕不會因為它的腐敗和內鬥而愚蠢,它比很多人更加狡詐和聰明,可以說,選擇上海作為核心佈局是從學術、技術、人才、資金等各個方面做了考量的,這是一份幾乎完美的計劃,否則,新冠病毒武器不可能出現。

可以這樣說,以軍事醫學科學院為骨幹,上海巴斯德為核心的,以武漢病毒研究所、武漢大學生科院為重點支撐,中科院其他機構作為戰略支援的生化武器研究架構早在1951年那場針對美國的假想生化戰爭中就已經形成了,因為戰勝美國就是他們的初心,而巴斯德是實現這個初心的唯一選擇和希望。

第三部分:沉船計劃

起源

我們先看看網絡上關於“沉船計劃”一些披露文章所揭示的沉船計劃的起因:

“沉船計劃”起因

知情人在網絡披露,“六四”前,東歐劇變,中共政權極度危機,這是“沉船計劃”起因。在六四鎮壓前,鄧小平就做了兩手準備,其中B選項就是萬一鎮壓失敗,停在西山的幾架專機隨時準備西飛巴基斯坦,當時機內的黃金、美鈔已實載,北海艦隊的132艦(第二護衛群)也啟動一級警戒,隨時起航。

隨著鎮壓的成功,這項逃亡計劃也不了了之,但鄧當時的舉動引起了其他元老的不滿,為平息非議,故在1991年的中顧委常務會議上,鄧提出了“沉船計劃”,並獲得了全票通過。會後成立組建了秘密籌備小組,僅對中顧委常務委員會負責。

陳鄧薄三大家族負責“沉船計劃”啟動

1992的中共取消了中顧委機構,但機構轉成影子模式,由各大家族推薦入駐(人員原則上以血緣為主,婚姻為輔),沉船計劃隨之正式啟動。最後一次中顧委常務會議確定了該工程核心三要素“ 錢、人、路 ”,並推出各要素的負責人(家族):陳家(陳雲)錢,鄧(鄧小平)家人,薄(薄一波)家路。

陳家錢,顧名思義,是陳雲家族負責整個計劃的資金籌集和支配。議定等到合適的時機,籌建獨立運行資金的機構,也就是後來由陳雲長子陳元掌管的國開行

鄧家人,按最初的方舟藍圖:人員配置是1:3:6:10即各家族:世僕:外臣:百工,後三者遴選活動由鄧小平家族負責。按照前些年爆出的五百家計算,每家按100口人計算,那麼(100人✖️500家)➗(1/20),方舟實載人數約100萬,也就是100萬人的目標。

薄家路,薄一波家族是安排主持“沉船計劃”實施路線的。薄一波後來與江澤民做交易,薄熙來聽命江澤民在重慶掀起“唱紅打黑”運動,與陳雲家族及國開行相互勾結,並被江派選為接班人,圖謀入常執掌政法委並隨後廢黜習近平而取而代之,均與薄家野心因“沉船計劃”而膨脹有關。王立軍重慶事件發生後,薄熙來落馬,令中共高層權力格局突變,高層分裂、博弈態勢不斷升級,也令中共“沉船計劃”的實施出現變數,延續至今。

“錢、人、路”這種分工在開始幾年內成果斐然,各大家族二代迅速介入黨政中樞、軍隊控制、財務機構和情報系統中,有著明確的分工。但上世紀九十年代姬勝德間諜案發生後,為避免一家失控導致全局盡毀的風險,他們鼓勵每家都參與到上述四個體系中去,故有了兒在高位接班,女隱海外接應,婿在各處發財的現象,並允許培育各自馬仔。

我們先不用判斷這篇文章所描述的事情的真偽,而是根據文貴先生在2017年開始爆料內容提及的沉船計劃和南普陀會議計劃,根據挖掘的資料,對於沉船計劃的產生根源做一個梳理。當然我們在這裡梳理的所有結論都事先定義為一種猜想,是根據網絡所挖掘的內容做的一種邏輯上的統計和分析,其原因是我們不可能通過網絡挖掘獲取中共的絕密文件和情報。

但是令人驚奇地是,這些結論和文貴先生的爆料內容驚人的一致,再次驗證了文貴先生爆料的真實性和情報的準確性。

在展開挖掘分析之前,DT挖掘機首先感謝文貴先生,是他的爆料視頻提供了挖掘的關鍵線索,例如,如果文貴先生不爆料出郭德銀這個名字,根本挖掘不出武漢P4實驗室背後的複雜和領導關係。如果不是文貴先生爆出普陀山會議的核心內容,也不會挖掘出沉船計劃的核心佈局。可以說,是文貴先生的爆料提供了幾乎所有挖掘真相的關鍵突破點。

好了,我們依據前面的挖掘資料來解讀一下上述資料中所定義的沉船計劃。DT認為,這篇文章的故事基本是演繹的,但是沉船計劃的產生起因卻是屬實的,沉船計劃的確因為六四而產生

在前面的論述中我們的已經揭示,中共從建國之初已經把美國當作自己的戰略對手,並且已經著手準備與美國一戰。其原因是其所信仰的共產主義從本質上和美國所代表的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態是相對立的:CCP就是搶奪私有財產,綁架人民,將整個國家私有化,將私人財產公有化,所謂的共產主義就是一個搶劫私產的過程。所以,一旦立國,就露出它的真實本質,首先通過沒收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財產完成了對包括美國的協和醫學院和法國的巴斯德研究所在內的舊政府和外國資本的搶劫,隨後在1956年開始通過公私合營完成了對私有財產的搶劫。1950年土地改革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對老解放區土地改革的繼續,基本完成了全國范圍內的土改;至1953年,除新疆、西藏、青海、川邊等少數民族地區,中國大陸大部分地區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3億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無償分得約7億畝土地及生產資料,並每年免除地租3000萬噸糧食。這次土地改革從根本上剷除了私人對土地的擁有權,基本消滅了地主,於是從1953年開始,中國共產黨開始實行土地集體所有製,強制實施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和農業合作化運動,從而使全國的土地完全國有化。

1950年開始的朝鮮戰爭,中共完全是在維護自己的統治和利益,因為他們從內心裡恐懼和擔心美國這個強大的國家在統一南北朝鮮之後對他們這個新建政權的挑戰。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強盜最害怕的就是持槍的警察。搶奪了國民政府在大陸資產的這群人最清楚能至於他們死地的是誰,所以他們只能靠欺騙來贏得時間,獲得避免被滅亡的實力。

明白了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就會明白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為什麼出現那麼多匪夷所思的事件了,為什麼出兵朝鮮打一場非國土上的戰爭,為什麼和共產主義陣營的蘇聯交好後交惡而又再次交好、為什麼出兵越南,以及為什麼出現六四事件。這個本質上隻共產沒有主義的政黨比納粹還會邪惡,它所管理國家的人民不過是它的奴隸,整個國家、土地、資源甚至空氣都是他們的私有財產,這一強盜的本質從來都沒有改變過。

1976年毛去世之後,這個政黨不過是遇到一次真正的危機,這場危機是因為毛的政治鬥爭和政治掛帥摧毀經濟造成的。後期的中美建交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被許多人認為中共國開始走向文明、民主法制有了希望,事實被證明是錯誤的。這個組織時刻防備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因為美國代表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正是這個組織真正的敵人,也是他們最害怕的敵人,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做它的敵人。所以,無論是中美建交還是鄧的改革開放,都是他們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挽救中共執政的一場表演和欺騙。但是,當中國的大門真正打開之後,人民的思想之門也被打開了,這是一種世界文明的發展潮流,浩浩蕩盪。所以,從西單民主牆事件開始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作為中共的一項政治任務正式拉開序幕,這種理論在1980年代初由鄧小平等人提出,而作為一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運動最早起始於1986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並於1987年初正式展開。可以說,沒有鄧小平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運動就不會有1989年的六四。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八九六四是中共和美國的又一次對決,只不過這次對決的對方不是美國的軍人,而是代表美國等西方國家思想的知識分子和學生。所以當六四運動在天安門廣場上樹立起自由女神鵰像時這次運動的結果已經清晰了,中共將再一次掀起人民對美國的仇視,再次編織出美國政府和情報部門支持學生運動顛覆中共政府謊言丑劇。

但是1989年的這場運動讓中共感到真正的恐懼,因為在1989年,自由民主的資產階級思潮已經對整個世界造成了深刻地衝擊,蘇聯解體及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倒台讓中共徹底恐懼。這種恐懼並不代表著中共要逃跑,雖然逃跑的準備是要做的,這不是當時鄧小平這一代中共領導人的風格,這些從死人堆了爬出來嗜血如命的共產黨人的性格和想法是沒有經過那個年代的人所不能理解的。所以上面的沉船計劃更多的是一種演繹,頂多是這些中共元老和統帥對於家人的安排,而他們要做的就是拿起屠刀,殺人。所以楊尚昆的一句話是可信的:“殺光學生,大不了上山打游擊”。六四之後,美國開始對中共國進行製裁,這是中共面臨的又一次危機。隨後,1989年底,柏林牆倒塌。這時,中共開始要真正地面對了,因為他們真正地聞到了死亡的氣息。

所以1989年起始的沉船計劃更多的是一種構想或者構思,就是中共開始聞到了死亡的味道,開始真正地思考如何避免這個組織被美國消滅的命運:如果堅持改革開放的方針,最終會被美國的思想和文化絞殺,如果不堅持改革開放,就會因為內部的反抗被六四所激發的民主運動精神所吞沒。所以這時候的沉船計劃應該是一種少數高層領導之間的討論或者思考佈局,就是如何避免中共滅亡的命運。而這時最重要的工作不是什麼逃跑計劃,而是對國內民眾的強力鎮壓和穩定。

1990年8月2日至1991年2月28日海外戰爭爆發,這才是真正的沉船計劃的開始。對海灣戰爭的關注在當時成為中共的一個熱點,可以說海灣戰爭中,美軍打的是伊拉克,但是卻打醒了中共。這個一貫信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土匪和強盜看清了自己對手和敵人的真正實力,也看到了自己的真正差距。所以,從那時起開始真正地研究對付美國的戰略原則,這也就是沉船計劃的雛形。金一南說:“1991年海灣戰爭後,美國的作戰模式對我們衝擊非常大。我們一度大量翻譯美軍的作戰條例、軍事報告,無形中開始參照對方的模式和標準來建軍。”

換句話說,沉船計劃是以國家戰略的角度進行謀劃的國家國防戰略,假想敵和最終針對的敵人就是美國。

沉船計劃的製定者

在解析沉船計劃的內容之前,我們先分析一下沉船計劃的製定者都可能是誰。沉船計劃表面上叫沉船計劃,實際上應該是一種國家層面的戰略謀劃和佈局,不可能出現一個詳細的計劃書,最核心的部分一定是高度的國家機密,所以這個計劃的製定一定是軍方主導,最後以國家戰略的形式進行整體實施。就是說,首先確定一個方向,比如在軍隊,面臨一場新的形式的戰爭,而且以他們現有的技術、裝備、戰術思想,一戰必敗,那麼怎麼辦?因為確定這個組織政權安全的真正實力是軍隊。作為國家政府配合軍隊如何去做?這是表面上的,背地裡,這些高層是明白,最終他們是很難打敗美國的(至少在當時是這種判定),所以要有一個逃跑的方案,簡單地說,就是保財保命的方案,當然不是保一個人,是保這個組織。所以在這個背景下,我們來看看89年之後江澤民任軍委主席後在的軍隊上進行的改革和調整部署就明確這個計劃的製定時間和製定者是誰了。

  • 1992 年的重要事件包括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講話和中國共產黨的14 大召開。在1992年11月,鄧小平南方談話剛剛發表後召開的黨的十四大上,江澤民就把南方談話的主要精神全部納入了十四大報告。大會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概括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決定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 1993年11月,江澤民主席在西雅圖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與美國總統克林頓舉行了首次正式會晤。
  • 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澤民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

下面我們列出1992年江澤民任軍委主席後關於軍隊和國防建設的幾次重要講話內容:

熟悉中共領導人選定接班人制度和黨代會主席報告起草程序的人一定知道上述江澤民報告中的重要意義。我們從這些報告中基本可以明確點:1、沉船計劃的產生過程2、沉船計劃的本質。

1989年六四和1991年的海灣戰爭使中共內部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高層敏銳地感覺到如果要避免中國黨國這條大船在這場他們認為美國始作俑者發起的世界變革浪潮中沉沒,就必須調整全黨的發展戰略積極應對,才會有不被顛覆和不沉沒的機會,所以沉船計劃的本質就是避免沉船的黨和國家核心發展戰略。這個戰略在不斷完善和補充調整的過程中被黨內高層通俗化為“沉船計劃”。

所以,這個戰略的核心思想一定是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二代領導人集體提出來的,並且選定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人作為執行者。之所以選定江澤民為代表的上海幫是經過集體的慎重考慮的,雖然在史料記載中薄一波和汪道涵等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真正的關鍵作用是1984年六四之初中共的決策者鄧小平和陳雲就已經預見了這場危機的嚴重性,必須進行一次大的戰略上的調整和應對,而這種調整後的戰略關鍵點就是錢,而在當時能夠幫中共搞到錢的核心團隊只有上海。所以從這一點上說,江派的上海幫從執政地方上海到執政中共國是歷史的一次選擇。

通過經濟建設積累的財富來進行軍隊優先的現代化建設,經過長期的準備到具有充分實力的時候與對手決戰奠定勝局,這是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領導人一貫的戰略思想,這就是鄧小平創建的“韜光養晦”思想的核心,經濟是為了強軍,強軍是為了決戰。韜光養晦絕對不是為了和美國的永久和平,而是休養生息,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最後一戰戰勝你。所以,如果不了解中共歷史的真相,以一個正常人的思維去理解他們的表達是絕對幼稚的。就如英國人和香港人相信的這位中共領導人對香港問題的承諾一樣“一國兩制,五十年不動搖”那麼五十年以後呢?從1997年香港回歸算起,五十年就是二十一世紀中葉。

從上面的表格中可以看到中共對於軍隊的掌控重視到何種程度,另一方面也看到在江澤民執掌軍委主席之後,逐步實施和完善了這個戰略。而這個戰略計劃的主要製定者就是軍事科學院。也就是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江澤民詳細闡述了這個計劃的戰略部署和目標:三步走的戰略“第一步,從現在起到2010年,用十幾年時間,努力實現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提出的各項要求,為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打下堅實基礎。”“第二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到2020年),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增長和軍費的相應增加,加快我軍質量建設的步伐,適當加大發展高技術武器裝備的力度,加快我軍質量建設的步伐,適當加大發展高技術武器裝備的力度,完善武器裝備體系,全面提高部隊素質,進一步優化體制編制使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有一個較大發展。”“第三步,再經過三十年(2050年)的努力,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可以說這個代表了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集體決策的軍事發展戰略目的是避免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國家政權被美國所顛覆,這個戰略計劃被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所完善並作為選定的執行人而執行,並且從選定的那一刻起,核心的權利一定掌握在江家為代表的執行人手中,永遠不會被更換。後來的中共的領導人無論是胡錦濤還是習近平,打破這種規矩是很難的,因為真正地權力永遠掌握在江家手中。而江家就是潘多拉盒子的控制者。

明白了這種戰略佈局和繼承關係,很多事情就容易理解了,中共可以說是歷史上出現的最善於鬥爭的一個政黨,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無處可鬥,還要搞個內部鬥爭。與美國人鬥,他們已經成功了三次,這一次更是有充足的把握的。

於是圍繞這個軍隊發展建設的戰略目標必然做的事情就是找錢,沒有錢什麼都不是,一切都是空想。於是,1990年也就是89年六四風波剛過,上海浦東開發區設立。

1993年11月,江澤民主席在西雅圖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與美國總統克林頓舉行了首次正式會晤。

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澤民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中美關係得到修復。

原因很簡單,你想搞到錢,繞開敵人美國是絕對不行的。他們在六四這次與美國的思想戰鬥中,又一次贏了。

所謂的沉船計劃是一個“經濟發展奠定基礎,技術強軍打贏未來戰爭”的宏觀戰略決策,在這個大的戰略下實施許多小小的計劃,並且這些計劃在不斷地補充、完善和修正中,核心目標是上述的總體三步走的宏觀戰略目標,就是在2050年左右,具有戰略決戰的真正軍事實力。那麼進行這種戰略決戰的核心武力的研發絕對是一項絕密任務,一定是被隱藏和掩蓋的。這個武器,就是生化武器,就是P4實驗室。

我們來看下面兩段資料:

A 1993年4月30日,江澤民同志視察軍事科學院時深入學術研究部調研

B 江澤民主席關心軍科院建設建造軍事變革思想庫

NEWS.SOHU.COM 2004年02月26日21:33 新華網

建造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思想庫”━━江澤民主席關心軍事科學院建設記事

新華網北京2月26日電(陳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記者包國俊)翻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歷史,有這樣閃光的一頁: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毛澤東同誌著眼於總結我軍作戰和建軍的歷史經驗,發展我國軍事科學,建設強大的人民軍隊,親自批准組建軍事科學院。1958年3月15日,在人民解放軍序列中誕生了一個由功勳卓著、文武兼備的一批高級將領、治軍骨幹組成的特殊群體━━軍事科學院。葉劍英元帥出任第一任院長兼政治委員。從此,軍事科學院作為軍委、總部的“思想庫”,對我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腳步,軍事科學院迎來了生機勃勃的又一個春天。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在規劃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的宏偉藍圖時,把睿智的目光投向軍事科學領域。1978年3月15日,他親臨軍事科學院視察,並親筆題詞:“繼承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發展我國的軍事科學。”後來,又欣然題寫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的院名。在新的形勢下,軍事科學院堅持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軍事科學研究格局。

江澤民同志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以來,高度重視軍事理論的創新和發展,始終把發展軍事科研事業擺在軍隊建設的重要位置。他十分關心軍事科學院的建設,多次視察軍事科學院,對軍事科研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為軍事科研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新的方向。軍事科學院跨入了建設和發展的新時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這些成果中,有些回答了國防和軍隊建設和作戰的一系列重大現實問題,進入了軍事決策層;有些豐富了軍事科學的基礎理論;有些填補了軍事理論的“空白”。這些成果的取得,凝聚著廣大科研人員的智慧和心血,也蘊含著江澤民同志對軍事科研事業的指導、關懷和摯愛。

著眼世界新軍事變革的大勢,高度重視軍事理論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中的先導作用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江澤民同志以政治家、戰略家的雄才大略和遠見卓識,時刻洞察國際風雲變幻,站在戰略全局的高度,關注著世界軍事領域的新變革,提出了一系列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和重大決策,形成了系統完整的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他深刻指出:“偉大的實踐需要偉大的理論,先進的軍事理論,歷來是軍隊建設得以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是戰爭的重要製勝因素。”他要求根據時代發展的迫切需要,以軍事理論的創新引導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的發展。

1990年4月,春風送暖,楊柳吐綠。江澤民同志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軍事科學院黨委擴大會全體人員後不久,又親臨軍事科學院視察。他在聽取院主要領導匯報後,參觀了院史展覽,並欣然題詞:“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發展無產階級軍事科學,為國防建設和未來反侵略戰爭服務”,鼓勵科研人員為國防和軍隊建設做出更大貢獻。

面對世界新軍事變革的挑戰,江澤民同志適時指明國防和軍隊建設的正確方向,提出與之相適應的一整套推動軍事科學研究事業發展的科學方略。他多次強調軍事科學院要加強軍事科學研究工作,努力完成各項研究任務,堅持質量第一,多出好的成果,更好地為國防建設、軍隊建設和軍事鬥爭準備服務。為貫徹江澤民同志關於加強軍事科研工作的指示精神,中央軍委下發了《全軍“九五”軍事科學研究工作計劃》,要求突出作戰理論和軍隊現代化重大問題研究,力求實現在軍事科學研究上有多方面的突破,初步建立具有我軍特色的高技術條件下作戰和建軍的理論體系。

江澤民同志對軍事科研工作關懷備至,對軍事科學院進一步深化科研改革,更好地發揮軍事科研的“中心”和“基地”作用寄予殷切期望。1993年4月30日上午,又一個春意盎然的時節,江澤民同志再次來到軍事科學院視察。他興致勃勃地走到研究人員中間,親切詢問科研人員的課題研究和生活情況。在戰略研究部、戰役戰術研究部的研究室,江澤民同志還圍繞一些重要問題與大家進行了討論,勉勵科研人員關注國防和軍隊建設中面臨的現實問題。

1998年3月中旬,當軍事科學院迎來建院40週年的時候,正在參加“兩會”的江澤民同志冒著綿綿細雨,第三次來到北京西山腳下看望科研人員。他縱論天下大勢,深刻分析國內外的形勢變化,闡述國防和軍隊的發展,對軍事科學院的建設提出語重心長的要求。他的親切關懷和諄諄教導,對於軍事科學院牢牢把握軍事科研方向,完成科研任務,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江澤民同志和中央軍委極其重視加強軍事科學研究的組織領導。90年代以來,先後從全軍範圍選派多名軍政素質好、有豐富部隊實踐經驗、擅長於理論研究的高級將領到軍事科學院任職。2001年7月,江澤民同志委託軍委其他領導轉告軍事科學院主要領導:“要堅持正確的軍事科研方針,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努力為軍委、總部的決策服務,為提高部隊戰鬥力服務,為軍事鬥爭準備服務。要繼續深化軍事科研工作的改革創新,使基礎理論研究與現實課題研究協調發展、相互促進,提高科研工作的質量和效益,為繁榮我軍軍事科研事業做出新的貢獻。”

江澤民同志根據我軍建設的實際,適時賦予軍事科學院新的研究任務。1999年初,江澤民同志出訪歐洲。在文藝復興發源地意大利,他思緒萬千,對許多歷史問題產生了新的思考。回國後,他親自給軍事科學院專家出題目,研究“中國古代科技領先、近代科技落後的狀況及其原因”。軍事科學院立即組織力量進行研究,並很快寫出了研究報告。江澤民同志看後給予了充分肯定。江澤民同志主持軍委工作以來,對軍事科學院多項重大現實問題的研究成果,都曾親自批閱。他請軍事科學院的有關專家到中南海,給軍委領導介紹軍事科研領域的最新情況和發展趨勢。在百忙之中,他還親自為軍事科學院主辦的全軍性學術雜誌《軍事學術》和《國防》題寫了刊名。

軍事科學院黨委及全體科研人員,牢記江澤民同志的教導和囑託,努力探索,開拓創新,使軍事科研事業得到蓬勃發展。1991年1月,中國軍事科學學會誕生。這是第一個研究軍事科學的全國性、綜合性群眾學術團體,薈萃了一批具有深厚學術造詣的高級將領和軍事理論專家。江澤民同志專門為中國軍事科學學會題詞,勉勵大家為中國軍事科學事業的發展做出貢獻。這以後,我軍軍事科學研究領域日益拓寬,一批軍事科學骨幹學科的研究工作得以全面展開和逐步深化,信息作戰學、軍事裝備學、軍事社會學、軍事心理學、軍事文化學等新學科迅速成長,填補了中國軍事科學的許多空白。2001年2月,江澤民同志簽署命令,頒布實施由軍事科學院負責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研究條例》,從此我軍有了第一部規範軍事科學研究工作的基本法規。新的軍事科學體系的形成,對於規範全軍軍事科學研究工作,合理配置科研資源,推動軍事理論創新,培養新型高素質軍事人才,產生了重要影響。由幾代軍事專家編纂完成的《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結束了中國沒有軍事百科全書的歷史。第一部完整的《中國軍事通史》,成為中國軍事史學界的鴻篇巨制。我軍歷史上第一次實現軍事科學研究信息數據庫聯網,標誌著軍事科學研究方式和手段的歷史性變革。

總攬國防和軍隊建設全局,強調軍事科研要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研究重大現實問題的“主戰場”

每當我國國防和軍隊建設進入重要歷史時期和重大歷史關頭,江澤民同志總是站在時代發展和國際戰略全局的高度,為軍事科學研究指明方向,並賦予新的時代內涵。當海灣戰爭把高技術局部戰爭作為一種新的戰爭形態推上人類戰爭的歷史舞台時,江澤民同志敏銳地指出:海灣戰爭的事實說明,隨著高技術在軍事領域的運用,武器的打擊精確度空前提高,作戰的突然性、立體性、機動性、快速性和縱深打擊的特點十分突出,擁有高技術優勢的一方明顯掌握著更多的戰場主動權。他深刻地預見到未來我們將面臨的是一場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為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軍事科學研究找到了時代的“聚焦點”。1993年4月,他在視察軍事科學院時指出,軍事科學研究要與現代作戰緊密結合,要與我軍建設的現實緊密結合,要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研究現實問題的“主戰場”。

軍事科學院遵照江澤民同志指示,組織精兵強將進行科研攻關,較快地寫出一批探討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特點和規律與戰略戰役指導的研究報告,提出了高技術戰爭的新概念,把全軍軍事科學研究的注意力引向這一重大現實課題。

1993年,軍事科學院黨委以江澤民同志關於軍事科學研究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為指導,根據國際戰略形勢和我軍建設的實際,對軍事科研方向和重點進行了調整,提出了堅持重要基礎理論研究與現實問題研究相結合,以現實問題研究為主;堅持總結性研究與創造性超前研究相結合,以創造性超前研究為主;堅持一般性研究與宏觀戰略性系統研究相結合,以宏觀系統研究為主的科研思路。江澤民同志聽到有關匯報後給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軍事科學研究不僅要搞些啟蒙式、普及式的知識研究;更要注重高層次、深層次知識的研究,切實提高我軍幹部的知識水平和全面素質”。強調在軍事科研中要注意把握重點,著重研究世界軍事發展趨勢,探索高技術戰爭的特點和規律;研究立足我軍現有裝備克敵制勝的戰略戰術,特別要加強研究高技術條件下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和作戰方法;研究我軍建設和改革中的重大現實問題,尋求解決新形勢下的矛盾和問題的思路、辦法。只有這樣,軍事科研才能更好地為軍隊建設和軍事鬥爭準備服務。

按照江澤民同志的要求,軍事科學院在科研選題、科研力量的調配使用和科研經費保障等方面,進一步向現實課題的“主戰場”傾斜。在科研工作中,注意打破各學科之間的界限,將不同專業方向的專家組合起來,進行集體攻關;打破各科研單位之間研究資料的限制,實行資源共享;派專家學者深入全軍部隊、院校講授現代軍事理論知識,傳播最新科研成果,促使科研成果向戰鬥力轉化。據不完全統計,僅1995年以來,軍事科學院先後組織1200多人次深入到部隊、院校進行調研考察,為100多個單位講課,提供諮詢服務。

1998年3月,江澤民同志在視察軍事科學院時指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主要是抓好兩大課題的研究。一是研究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仗怎麼打的問題,二是研究在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軍怎麼治的問題”,“軍事科學院要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多出高質量的成果,為軍委總部決策當好參謀”。

遵照江澤民同志的指示,軍事科學院黨委進一步調整科研方向和重點,緊緊圍繞打得贏、不變質這兩大歷史性課題,進行系統籌劃和頂層設計,把主要科研力量用於軍委、總部關注的重大現實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一批高質量的科研成果。

1993年以來,軍事科學院完成各種研究任務2300多項,先後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五個一工程”獎、國家圖書獎、國家期刊獎、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優秀成果獎等國家級獎勵26項,獲軍隊科技進步獎、全軍軍事科研成果獎、中國人民解放軍圖書獎、中國人民解放軍期刊獎等軍隊級獎勵80多項,還有237項成果獲軍事科學院科研成果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持。

高度重視軍事理論的發展創新,要求以軍事理論創新推進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

面對蓬勃興起的世界新軍事變革的浪潮,江澤民同志始終把創新和發展軍事理論作為軍事科研的生命,高度重視,反復強調。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江澤民同志向全軍將士發出了創新和發展軍事理論的偉大號召。他多次勉勵科研人員:緊密結合世界軍事發展和我軍建設實踐,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勇於創新,把我們的軍事理論研究提高到一個新水平。他反复叮囑軍事科學院的領導,要熱情鼓勵學術爭鳴。學術爭鳴要與人為善,以理服人;要以科學的態度和創新的精神,不斷地研究新情況,認識新事物,揭示新規律,豐富和發展以毛澤東軍事思想、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為理論基礎和核心內容的有中國特色的軍事科學。江澤民同志聯繫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實際,對軍事領域的創新作了生動而又精闢的闡釋:軍事領域是對抗和競爭最為激烈,因而也必然是創造多於模仿、創新最為迅速的領域;創新也是軍隊進步的靈魂,一支沒有創新能力的軍隊,難以立於不敗之地。

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江澤民同志敏銳地意識到這場戰爭所帶有的新特點正預示著戰爭史上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他全程參加了由軍事科學院具體承辦的海灣戰爭研討會,認真聽取專家們的發言,不時地作記錄,提出問題,與專家們共同研究探討世界軍事的發展趨勢,研究探討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國防建設、軍隊建設和作戰指揮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軍事科學院的許多科研人員還記得,1998年3月,江澤民同志在接見軍科師以上領導幹部時明確指出:“在學習和研究中,要著重註意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要根據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特點,研究現代條件下如何發揮人民戰爭威力的問題,創造性地發揮我們的傳統優勢;二是根據我軍武器裝備的實際,立足現有武器裝備,著眼可能發展,從軍事理論、作戰思想、指揮藝術和作戰樣式、手段等方面綜合尋求克敵制勝之道。歸結起來就是要圍繞如何揚長避短進行學習和研究,有針對性地解決在未來作戰中可能遇到的問題”。這些講話不僅為軍事理論的創新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軍事理論研究的主攻目標,而且揭示了軍事理論創新發展的基本途徑。

江澤民同志的希望和重托,激勵著軍事科學院的專家學者在軍事科研的寂靜戰場上探索創新。他們緊緊圍繞打得贏、不變質兩個歷史性課題,潛心攻關,有力地推動了我軍軍事理論創新: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研究不斷深化,相繼推出了“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在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中的運用”、“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新論”、“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關於軍隊建設的理論貢獻”、“’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新世紀軍隊建設”、“世界新軍事革命研究”等一批重要研究成果。重大現實問題研究也取得新的突破,一批科研成果受到軍委總部的肯定和部隊好評。基礎理論研究穩步前進,初步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軍事科學學科體系框架。軍事法規研究繼續拓展,編修了一批重要的條令、條例等軍事法規。軍事歷史研究、外國軍事研究和軍事學綜合研究不斷深入,相繼完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七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抗美援朝戰爭史》、《中國軍事百科全書》及其增補卷等一批有份量的重大成果。

江澤民同志極其重視現代科學技術對軍事科學研究的影響。他多次指出:進行重大決策,光有定性分析是不夠的,還必須有科學的定量分析。軍事科學院軍事運籌和指揮自動化研究不斷發展,科研人員採取作戰模擬、數學模型、交互式分佈系統、信息處理及互聯網絡系統等現代化的研究手段,開展不同層次、不同專題的模擬訓練、模擬對抗等技術攻關,基本實現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結合。科研信息資料主幹網、光纜信息網已成為重要的科研手段。先後建成了多個軍事文獻、外軍情況和軍戰史等綜合數據庫,軍事科研的手段和方法實現了歷史性的飛躍。

風勁帆滿海天闊,俯指波濤更從容。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在江澤民同志的英明領導下,我軍軍事科研事業創造了輝煌的成績,也必將迎來碩果累累的明天。(完)(來源:新華網)

這兩段資料都是從互聯網上挖掘出來的,都是公開資料,在第一段圖片資料中,我們明確地知道國家軍委主席江澤民在1993年的4月30日視察軍事醫學科學院,幾乎同時1993年4月,江澤民在視察軍事科學院時指出,軍事科學研究要與現代作戰緊密結合,要與我軍建設的現實緊密結合,要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研究現實問題的“主戰場”。也就是說,江澤民在進行戰略和戰術上的佈局。完成戰略佈局的是軍事科學院,完成戰術佈局的是軍事醫學科學院。從第二段資料的這段表述中我們知道江澤民對海灣戰爭的戰略意義上的關注程度“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江澤民同志敏銳地意識到這場戰爭所帶有的新特點正預示著戰爭史上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他全程參加了由軍事科學院具體承辦的海灣戰爭研討會,認真聽取專家們的發言,不時地作記錄,提出問題,與專家們共同研究探討世界軍事的發展趨勢,研究探討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國防建設、軍隊建設和作戰指揮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作為一名軍隊的最高統帥這麼高級別的重視海灣戰爭,只能說明一點,美國的軍事實力是他們最關注的,因為那是他們真正的敵人。

所以,在1993年1月13日江澤民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就值得深思了。“建國以來,我軍一直實現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今後一個時期我們實行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應該體現以下這樣一些主要精神。””第一必須堅持以毛澤東軍事思想、鄧小平同志關於新時期軍隊建設的思想為根本指導。 鄧小平同志提出冷靜觀察、沉著應付、絕不當頭、有所作為的重要方針這是幾十年來我軍所以能夠在保衛國家安全和加強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中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第二,必須服從和服務於國家的發展戰略”“第三必須把未來軍事鬥爭的準備基點,放在打贏可能發生的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第四,必須實施靈活正確的戰略指導”。這個講話,也就是在1993年已經把軍隊的戰略發展從積極的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變成積極長期準備後的戰略進攻和決戰的軍事戰略方針。江澤民在1999年和以後的講話中已經明確地向全黨全軍宣布了這一點,當然會以中共一貫的語言方式,這就是“偉大、光明、正確”的語言方式,簡稱“偉光正”。明確要把一些“殺手鐧”武器裝備武器搞上去,推進科技強軍,切實做好兩手準備”。至此,沉船計劃已經基本完善並開始實際啟動。

1999年11月24日,江澤民在中央軍委“三講”會議上發表講話,提出了“依法治軍”的思想和軍隊現代化的總原則。他說:“依法治軍,就是把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把黨關於國防建設和武裝力量建設的主張,把我軍治軍的成功經驗,用法的形式確定下來,使軍隊建設規範化、制度化,促進我軍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加強軍隊現代化建設,總的原則是總體謀求適度發展,局部爭取大幅提升。”

2000年10月11日,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上指出:“必須花大力氣把一些“殺手鐧”武器裝備搞上去,推進科技強軍,切實做好兩手準備。”“12月11日,江澤民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隨著高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在軍事領域的廣泛應用,一場新軍事變革蓬勃興起,世界主要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軍事技術形態出現了又一輪時代差。歷史上西方列強以洋槍洋砲對亞非拉國家的大刀長矛的軍事技術優勢,正在轉變為發達國家以信息化軍事對發展中國家的機械化半機械化軍事的新的軍事技術優勢,世界軍事力量對比出現新的嚴重失衡”他具體地提出了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任務:“第一,要努力完成我軍機械化和信息化建設的雙重任務。”“第二,要著力構建使用高技術戰爭要求的現代作戰體系”“第三,要堅持用改革創新的精神搞好我軍以現代化為中心的全面建設”

2002年11月,江澤民在十六大報告中重申國防和軍隊建設問題,他指出:“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方針,在經濟基礎上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12月27日,江澤民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提出了迎接世界新軍事變革的挑戰,加速推進軍事鬥爭準備和軍隊現代化建設的問題,他指出“信息化是新軍事變革的核心。人類社會的戰爭形態正由機械化戰爭轉變為信息化戰爭。整個工業時代軍隊的武器裝備、主子體制、軍事理論、軍事訓練以及後勤保障方式等,都將在按照信息化的要求進行徹底改造。工業時代的機械化軍隊正在轉變為信息化軍隊。”“要正確處理機械化和信息化的關係,以機械化為基礎,以信息化為主導,以信息化帶動機械化,以機械化促進信息化,推動軍隊信息化加速發展”。

在1999年“依法治軍”的表述中已經明確表述了依法治軍不是走上依法治軍治國之路,而是把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控制寫進憲法和相關法律給予法律上的保障,這是赤裸裸的謊言欺騙和強姦行為,不僅再次以法律的名義強奸了人民的意志和人民對憲法和法律尊嚴的信賴,而且再一次欺騙了美國和國際社會。

2000年的表述已經明確了在戰術上已經確定了殺手鐧武器的研究方向,並且明確軍隊信息化建設對於國家戰略的重要作用,在2002年更加明確了信息化是軍事變革的核心。這種信息化為核心的軍事戰略就是“在經濟基礎上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簡單的說是對美國的又一次欺騙。因為發展信息化的核心技術和人才都在美國人手裡,怎麼獲取,只有通過一種渠道,就是以經濟發展為掩蓋,通過藍金黃的手段去盜取,去騙取。這一次欺騙,他們又成功了。

1999年出版的《超限戰》可以說是對江澤民和中共第二代領導者建立的“沉船計劃”軍事戰略的一次經典總結,同時也證明了在1999年,這種戰略思想不僅已經形成,而且正在推進和佈局,而中共軍方所要掌握的大殺器——生化武器潘多拉盒子也在部署和實施中。江澤民的這種信息化核心轉型的戰略思想和佈局,帶來中美軍事對決的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就是將正常的社會交往和經濟活動也變成一種戰爭的手段來使用,戰爭的方式徹底改變了。兩年後的911證實了這一點,然而,911並沒有讓美國人清醒,明白自己的真正敵人是誰,當中共國的軍官、粉紅們為美國遭受的911恐怖襲擊而歡呼雀躍的時候,幼稚美國人還在相信李提摩太的思想,相信經濟的發展必然為中共國帶來民主和法制,必然為世界帶來和平。但是,這不應該責怪美國人,因為這個魔鬼一直帶著偽善的面具,一貫“偉光正”。

喬良少將和王湘穗教授,他們都出生於軍人家庭。喬良曾任空軍政治部創作室副主任,空軍指揮學院戰略教研室教授,如今是國防大學教授、空軍少將;王湘穗現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戰略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二人曾以空軍大校身份參加1996年台海導彈演習。1999年,喬良和王湘穗在合著的《超限戰》中提出,由於現代技術的介入與全球化的影響,戰爭一起,無論軍人還是平民,都會受到戰爭的威脅,非軍事戰爭行動更讓戰爭超越了原有的界限和限度,將觸角延伸到社會每一個角落。超限戰是“一種可以超越實力局限和製約的戰爭方式,對處於強勢和弱勢的國家具有同樣的價值和意義”。

兩年後,“9•11”事件發生,不少人回想起《超限戰》的種種論述,不禁驚嘆:“’9•11’事件原來就是最典型的超限戰!” 該書隨即在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引起震動,並被意大利陸軍總監米尼上將稱為當代軍事名著。近年來,書中的一些重要觀點被美軍寫入最新作戰條令。

對於外界賦予自己的“鷹派”稱號,喬良表現得十分理性:“軍人如果只會說示弱的話,這個國家就沒希望了;但如果軍人處處逞強,同樣也會損害國家利益……各國軍隊中都有人喜歡發表腎上腺素分泌旺盛的話。這些話有時能起到話語威懾的作用,有的能成為國民心理的強心劑。但我要說的,只是些理性的、現實的、充分顧及國家戰略利益的話。這些話可能兩頭都不討好,但只要有必要,我就會說。”

王湘穗卻表達得直言不諱:“每個軍人都是’鷹’,如果軍人不是’鷹’,那就是’和平鴿’。

可以說,在中共絕對領導的軍隊裡從來沒有什麼鴿派和鷹派,只有鷹派,因為這只黨領導軍隊的敵人只有兩個,一個就是他們所奴役下的十四億人民,還有一個就是他們一直懼怕的美國。這些鷹派的區別在於,發動戰爭的時間,是立即動手還是堅持鄧小平制定的戰略方針,在二十一世紀中葉進行戰略決戰。

戰術和武器是為實現戰略服務的,既然1999年的戰略思想已經成型,那麼戰術和武器的研發就應該已經開始。所以P4實驗室的這構想和規劃始於2000年以前,真正的戰術佈局和計劃完成者是軍事醫學科學院,只有這幫參與過朝鮮戰爭的軍人,才能把軍事醫學科學院的ABC戰略防護的思想和技術變成整體戰略中戰略進攻的武器和技術,只有他們才會懷著對美國的徹骨仇恨,制定出這樣一個被人類社會所不齒必將走上歷史審判台的生物基因武器研製計劃。當然這是一個天大的秘密,因為這個秘密如果洩露,就會讓共產黨遭受真正沉船的命運。這就是潘多拉的盒子,也就是江澤民所說的“兩手準備”的真正涵義。

我們通過上面這張圖表來展示對沉船計劃的詳細內容解讀。通過上面的挖掘,我們已經了解沉船計劃是一項中共國避免覆滅命運的國家國防和軍事戰略,核心目的就是“保財、續命”,也就是如何能夠保證他們盜取的國家這個巨大的財產的安全,並且世世代代擁有這份財產,這也就是他們所說的“打江山、坐江山”。根據文貴先生的爆料,可以把沉船計劃歸納為兩個基本的計劃:一個是保證其財產安全的盜國計劃,盜國計劃就是系統地逐步地把盜取的國家全部資產轉為更為安全的個人資產,為其個人(繼承人、家族、私生子)所持有。當然這些資產最安全的存放地點絕對不是在國內,而是在海外。只所以這樣判定是因為在沉船計劃的基本戰略中,針對美國這個敵人的原則是一貫的,是中共的本質所決定的,他們在1991年之後在戰爭準備的時間預設為50年到60年,也就是在中共建國後一百年左右,來實現他們的共產主義夢想,這是理智和具有高度的一種戰略佈局,並且這種佈局思想早在朝鮮戰爭之後就已經由劉伯承所代表的軍事學家提出來了。從最終設計這個戰略佈局者鄧小平和江澤民的角度思考,共產黨的財產保留在哪裡最可靠,當然是海外,因為只有海外,才能保證資產的安全,因為他們知道如果當時(1991年)和美國發生決戰,由於武器裝備的差距和科技的差距,國內到處可以變成戰場,無處可逃。在製定戰略防禦的建國初期,根據朝鮮戰爭的形勢判斷,戰略的後方被定在西部地區,稱為二線。但是在1991年海外戰爭之後,共產黨已經基本明白,大陸是不安全的,他們不可能再次上山打游擊,在國內他們無處可逃。所以,沉船計劃的一個核心就是龐大的盜國計劃,當然這個計劃的開始之初是搶錢計劃,因為只有有了錢,他們才能發展他們的核心武器,並且這種龐大的盜國計劃和向海外轉移資產需要一個管道,需要一種貨幣,需要的管道早已準備好,就是香港,需要的貨幣不是黃金,而是美元。

另一個就是繼承人計劃,就是保證有繼承人包括大量的私生子女來集成這些龐大的資產。

所以說對資產和繼承人安全防護才是這個軍事戰略的核心,也是各種大殺器的研發的最終目的。文貴先生爆出的藍金黃和3F計劃應該是真實存在的,這兩個計劃更像是一種戰術計劃,具有詳細的目標、方法和實施手段,具有可操作性,目的是實現整體的戰略目標。

3F是針對美國的具體實施目標或者行動的步驟,而藍金黃是實施的手段。在江澤民的表述中,一直強調打贏一場局域化的戰爭,這個局域戰爭應該是指台海或者南海,也基本說明瞭如果中美之間發生軍事上的對決,一定是在台海或者南海。在1996年喬良和王湘穗參與的台海導彈演習中,中共已經確定或者明白了自己的軍事實力,所以在1999年才出現超限戰的軍事戰略思想,這種思想的基礎在於以當時的實力包括導彈是解決不了台灣問題的,必須通過5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戰略準備才能進行戰略決戰。這次演習,與其說是一次針對台灣的恐嚇,不如說是一次軍事實力的測試,依此讓全黨全軍明確江澤民軍事戰略的重要性。所以,隨著超限戰思想的產生,藍金黃成為對付台灣、香港、其他國家、美國最重要的一種手段,而真正的熱核武器、太空站、洲際導彈則轉變為戰略上恐嚇和訛詐的工具。

為了對付美國,中共必然要研發一種新型的武器,制定一個絕密的計劃,這就是生化武器。這個武器的目的也不是真正地殺死美國人,而是在關鍵地時候能夠搞亂美國,最終通過一種嶄新的戰爭方式戰勝美國。殺死對方或者使用核武器將美國變成原始社會絕不是他們的戰爭的目的,因為他們的資產、繼承人將會大部分轉移到美國。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像美國那樣能夠保證私有財產的安全。在這一點上,可以看出毛與鄧的不同,毛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領袖,一生沒有出過國,而鄧、江則不同,他們是見過世界本來面目的,明白這個新世界對於他們的後代的意義。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製成下面這張圖表,更加詳細地說明沉船計劃的內容。關鍵沉船計劃的詳細挖掘資料,請參閱DT的《沉船計劃系列》

沉船計劃的執行

在中共國歷史上任何一個龐大的國家戰略計劃的實施,核心都是組織領導的問題,建立這個組織領導團隊首要原則是信任,就是前面文章中所分析的,必須依靠裙帶關係,或者通過生殖器建立這種可靠的關係,這就是這個組織黑幫本質所決定的特點,當然,領導這個團隊的人也是需要有能力的。

既然江澤民等第二代和第三代領導人已經確定了這個三步走的國防發展戰略,並且確定通過經濟發展來推進強軍政治,那麼他們的著力點一定放在政府所領導的科研院所上,依靠軍隊的力量和體制來做事就是明目張膽地強軍政治了,另一點,當時中共國的國力也不允許。只能採用“韜光養晦”實際上就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欺騙手法通過經濟發展的正常所需要的科學研究來獲取技術、人才,而真正的目的是研發戰略武器,當然也是為了搶錢。

基於此,在1997年前後,江提出了“軍隊信息化建設”的戰略轉型目標後,圍繞這這個戰略的整個國家的科研及人才佈局早已開始,科研人才佈局的關鍵就是中國科學院。

既然這樣,我們就挖挖1997年左右時任中科院院長的路甬祥。

路甬祥:為國家和民族的崛起強筋壯骨

作者:王耀成

路甬祥,1942年4月出生,浙江寧波慈溪人。

  • 1959年至1964年浙江大學機械工程系水力機械專業學習;
  • 1979年至1981年聯邦德國亞琛工業大學機械系液壓氣動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獲工程科學博士學位);
  • 1981年至1985年浙江大學機械工程系講師、研究室主任、副教授,校科學技術研究所副所長,流體傳動及控制研究所所長、開放實驗室主任、教授;
  • 1990年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 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 1993年至1995年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中國科協副主席,浙江大學校長;
  • 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 1997年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院學部主席團執行主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
  • 1998年12月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副院長;
  • 2003年3月在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 2005年1月當選為國際科學院理事會(IAC)共同主席;
  • 中共第十二屆、十三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四屆、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委員。

採訪路甬祥院長很難,與他豐富的人生恰成對照的是他十分的務實低調。2005年國慶之後,一個風狂雨驟的颱風天,筆者在江南一個普通人家的客廳裡傾聽著路甬祥的人生故事,那時候我們並不知道幾千里外的北京城正在發生著什麼。

但是很快我們就知道了,那幾天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正在召開,作為出席全會的191位中央委員中的一個,路甬祥參與了共和國的一個重要決策,身為科學院院長,他經歷了一個決定我國科學技術發展方向的重要時刻。在其後路甬祥傳達貫徹五中全會精神的多次講話中,我們可以領略到他的興奮之情:

“十六屆五中全會在我黨我國發展史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全會將自主創新提升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在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提出:今後五年,我們一定要有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寬廣的世界眼光,’立足科學發展、著力自主創新、完善體制機制、促進社會和諧’ 。並明確提出了’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科技工作新方針。可以肯定,十六屆五中全會將開創中華民族自主創新的發展階段!”

是啊,把“自主創新”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這是共和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用溫家寶總理的話說,自主創新是“一個國家崛起的筋骨”。能夠為使中華民族的脊梁挺得更直、更硬而強筋壯骨,不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國科學家夢寐以求的嗎?事實上,開拓創新一直是路甬祥就任科學院院長後的“主旋律”。早在上任之初,路甬祥就提出了“知識創新工程計劃”,得到了黨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國務院的熱情支持,並付諸實施。也許,正是這些來自科學界的聲音,成為使“自主創新”化為國家意志的推手。

人民共和國誕生的那年路甬祥7歲,可以說他完全是新中國培養出來的傑出科學家。從響應黨的“向科學進軍”的號召、立志獻身祖國的科學事業,到迎來“科學的春天”、在聯邦德國嶄露頭角,再到親歷把“自主創新”提升為國家戰略、迎接自主創新時代、建設社會主義創新型國家,路甬祥的人生經歷不正是一部新中國科技史的縮影嗎?

少年立志奮發求學

1942年4月28日,路甬祥出生在寧波慈溪一個西醫家庭。

寧波是五口通商後西方傳教士最早帶來現代醫學和教育的地區,中國最早的西醫醫院就出現在寧波。路甬祥的父親路念慈,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學成西醫的。他於1932年在慈溪縣城創辦了一家醫院,自任院長和全科醫生,路甬祥的母親李芳則是醫院的助產士。路念慈醫術高明,且對“貧病者免收診金、酌收藥費”。《鎮海縣志》稱其為“解放前名西醫”之一;慈溪縣方志則載:路念慈精於內外科,常為解除病人疾苦不辭辛勞,連自己生病時,仍全身心投入傳染病的防治,深得當地人民的敬仰。

路甬祥自幼勤奮好學,且生活在這樣一個醫生兼醫院的家庭環境中,自然耳濡目染,較早地接受了現代醫學的熏陶,可以說從小就埋下了科學的種子。然而,種子的發芽是需要陽光、土壤和適宜的氣候的。幸運的是,人民共和國的童年時代,便是灑滿了明媚陽光,蕩漾著宜人春風的日子。

路甬祥後來回憶道:

共和國成立時我剛滿7周歲,上小學三年級。當時的“五愛”教育,黨號召向科學技術進軍,以及醫生家庭崇尚知識、篤信技術等均對我少年時代的志趣和理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56年我因成績優異被保送直升寧波二中高中部。當年暑假,因無升學考試之慮,我讀了許多科學家、名人的傳記和文學作品,居里夫人、齊奧可夫斯基、愛因斯坦、馮·卡門、孫中山、魯迅、毛澤東都是我敬仰的人物,蘇步青、錢學森的事蹟也使我感奮不已,立志要發憤努力,將來在科學技術上有所作為,對祖國有所貢獻。

於是我們看到,一個14歲的少年,心頭鼓盪著理想的風帆,積極響應向科學進軍的號召,踏上了追求真理、攀登科學高峰之路。於是我們看到,路甬祥在用過的每一本數理化參考書的扉頁上都寫著:“知識就是力量”、“為攀登科學高峰而努力”、“學習、學習、再學習”之類的警句,激勵自己努力奮進。

路甬祥知道,光有遠大理想是不夠的,還必須腳踏實地地學習。從那個暑假開始,他遵照數學前輩蘇步青在一篇文章中說的學數學應解萬道題的要求,收集了無數代數、幾何、物理習題,在課餘時間里大量解題。蘇先生文中所說“勤解萬道題”中的“萬”字或許是個虛數,但路甬祥在解題的時候,卻寧願把它理解成實數。堅持不懈的努力,使路甬祥加深了對各門知識的理解,開拓了思路,熟練了技巧,掌握了學習的主動權。更可貴的是,路甬祥從來不滿足於書本知識。他常跟妹妹景如說:“一個人只會讀死書是不夠的,應多學點課外知識。”他從不滿足於按部就班的課堂學習,初中時就開始自學高中課程,高中時則開始自學大學基礎課。同時,路甬祥還是一個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好學生。課餘時間他特別喜歡踢足球和航模活動,每天放學後總要去踢球,晚自修後總要做一個多小時的滑翔機模型,他的蚊帳頂上總放滿了滑翔機的材料和半成品。他還多次得過省、市各項航模比賽獎。這些課外活動賦予了他敏捷的思維、健壯的體魄、充沛的精力、靈巧的雙手,更培養了他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勇於拼搏的毅力,為他以後的學習、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路甬祥在寧波二中刻苦學習了3年,1959年秋天終於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浙江大學機械系。

如果說,1956年那個夏天是他立志獻身科學的開始,那麼考上浙大則是他正式踏上探索科技奧秘之路的第一個里程碑。

浙江大學濃郁的學習氣氛,嚴謹求實的校風,圖書館豐富的藏書都使年輕的路甬祥激動不已,日夜沉浸在書山學海之中,陶醉於踏進科學聖殿的喜悅裡。5年的學習,他不僅修完了規定課程,還自學了其他系的課程,如“自動控制理論”、“彈性力學”、“邊界層理論” 和自然辯證法與政治經濟學等;他還閱讀了許多參考文獻和期刊,並做了大量的札記與卡片,逐步養成了科學的工作方法。

俗話說,入深海者得蛟龍,如果只在海邊徜徉,那麼得到的只有貝殼。路甬祥懂得,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僅靠學習前人的知識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有獨立的創造能力。浙江大學放手讓學生獨立工作的良好教學傳統,培養了路甬祥出色的獨立創造精神和能力。

這從路甬祥的畢業設計就表現出來了。他的畢業設計是在上海人民電機廠做的“7米揚程淺水泵設計”。在半年時間裡,路甬祥在上海圖書館、上海科技情報研究所查閱了大量英、日文資料,不但成功設計製作出了效果很好的水泵,還拿出了7個技術文件,論文得到廠方好評,也被學校評定為優秀論文收存。

1964年,路甬祥以優異的成績從浙江大學畢業,被留在浙大任教。從日後路甬祥在科研方面的發展來看,留在浙大當然很理想。留校工作後,路甬祥結婚了,妻子是中學時期同一個航模隊的刁琳琳。那一段歲月,無論從個人還是國家來講,都還算是安寧溫馨的。三年困難時期總算過去,國民經濟正在恢復,人民的溫飽得到了明顯的改善。從路甬祥個人來講,燕爾新婚,甜蜜的生活剛剛開始。

然而,一場特大風暴正在醞釀中。杭州的老和山下寧靜不再,美麗的浙大校園已經分明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逆風起飛:

“四清”與“文革”歲月

在“文革”悲劇開演之前,有一個序幕叫“四清”運動。根據當時的規定,凡1964年的大學畢業生,都必須到農村去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來就演變成了“四清”。路甬祥自然不能例外。

作為浙江省社教工作團三分團的一個工作隊員,路甬祥在浙江省諸暨縣搞了一年“四清”。

路甬祥生長在城市,自幼過著較為優裕的生活,現在他和農民老伯一起住在低矮簡陋的房子裡,同吃同勞動,親身體驗了勞動人民的真實生活。他看到,農忙時節,農民的飯桌上有碗黴干菜燒肉就是頭等美味了,而那一塊肥肉要放在干菜上蒸好幾次,他和老伯只吃帶點肉油的干菜,從來捨不得吃那塊肉,直到化到干菜裡看不見為止。他偶爾回家,會告訴妹妹路景如:中國的農民仍很苦,我們國家還很窮,只有好好學習,掌握本領才能為建設祖國出力,才能改變這種貧窮面貌。這樣一種印象,一直深深地銘刻在他的腦海裡,哪怕是後來出了國,做了科學院院長,做了人大副委員長,那一幕情景總也忘不了。

對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來說,讓他們放下手中的專業,趕鴨子般地趕到鄉下去,那是“種了他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純粹是浪費時間和精力。但路甬祥卻自有他應對的辦法,他決不讓時光白白空耗。每天下地回來,工作之餘,就是他學習外語的時間。他在大學裡學的是俄語,但他不滿足,另外自學了英語、德語。農家的條件艱苦,燈是昏暗的油燈,夏天蚊子成群,一巴掌能拍好幾個。夜晚,為了不影響和他住在一起的農民老伯休息,他把油燈放到蚊帳裡學。“四清”結束回來,家人發現他鼻樑上多了一副眼鏡,這便是他孜孜不倦學外語的副產品。試想,在那樣一個時代,那樣一種環境下,還學什麼英語、德語,那需要多大膽量?需要怎樣超絕的眼光?不知道他當時是怎麼想的,人們只看到日後他的外語基礎全派上了大用場。

“四清”結束,正當路甬祥意氣風發回到學校,決心在他的教學崗位和心愛的科研領域大干一場的時候,“文革”風暴一夜之間席捲全國,浙江成了“重災區” 。浙大自然也不能倖免,校園內山頭林立,派仗打個不停,路甬祥對此十分厭倦。路甬祥的卓異之處在於:當所謂的革命風暴鋪天蓋地而來,文化被踐踏於地,科技工作者被貶斥為“臭老九”的時候,他沒有隨波逐流,而是仍然堅信“建設國家終究要依靠科學技術”,既堅持了專業研究,用科學和技術滿足國家的需要,也充實了自己的青春年華。因此,當多數人忙於“鬧革命”時,路甬祥卻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頂著戴“白專”和“反對文化大革命” 的帽子的風險躲進了實驗室搞科研、寫論文。他關起門來看書、畫圖,到圖書館查資料。他從“四清”開始自學的德、英兩門外語,現在派上了用場,使他能通讀外文資料。他還常到郊外的附屬工廠去實踐,向工人師傅學會並精通了車、鉗、刨、電鍍等技術。當校辦工廠和實驗室被全部停工後,路甬祥和同伴們從設計、備料、冷加工、熱處理、準備試驗台,到實驗測試全部自己動手,有了困難便向書本、專家和技術工人請教。就在那樣的環境下,他們用自己的努力成果滿足了國家的急需。

至今,令路甬祥頗為自豪的是他們參與開發的“45MP/2.5cc恆功率超高壓油泵”、“動力滑輪”等研究項目,都對當時的生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當時中、日兩國間有一個海上公共漁區,兩國的捕撈條件是對等的。在這種情況下,理所當然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捕撈技術。當時管理部門提出要採取新的捕撈方式,用燈光圍網,也就是把燈放到水下吸引魚群。日本方面比我們先進,他們擁有的先進漁具我們都沒有。後來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這個事情,具體到燈光圍網的動力滑輪和拖網機的研發問題。於是路甬祥和他的同事們便承擔起了這個工作。經過試驗、改進,再試驗、再改進,不到2年時間便取得了成功。後來,我國的漁船用這項技術到外海去進行捕撈作業,效果很好。路甬祥在後來的科研工作中,諸如地下核試驗用全自動電液鑽井機等,也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當風暴終於過去,天空重現彩虹,人們在麗日晴空下痛定思痛,感嘆白白丟失了10年大好時光時,路甬祥卻捧出了十幾篇很有分量的學術論文和科技報告,這就為他贏得了對他一生產生重大影響的機遇,為他贏得了命運中第一次轉折的契機,實現了人生第一次跨越。

留學德國

1978年,科學的春天重回祖國大地,聯邦德國洪堡基金會與中國科學院達成協議,恢復從中國青年學者中挑選訪問學者頒授研究獎學金。由於十年動亂中路甬祥一直堅持科研工作,並寫出了十幾篇論文和研究報告,經學校遴選,被推薦為候選人。路甬祥把自己的論文摘譯成英文,寄送給亞琛工業大學液壓氣動研究所巴克教授,並希望以“電液比例控製或容積控制”作為進修方向。5個月後,機會終於“垂青有準備的頭腦”,路甬祥被德方遴選委員會選中了。

這一年,路甬祥37歲,有了兩個孩子。為了最後突擊外語,他扔下家住進了學校的招待所,妻子挑起了全部家務,65歲的母親李芳從寧波趕到杭州幫他們照看孩子。

1979年2月7日,路甬祥從上海啟程,經東京抵達法蘭克福。

到德國後,路甬祥先赴弗賴堡哥德語言學院學習4個月德語,後正式轉入亞琛工業大學液壓氣動研究所,師從巴克教授。

臨出國前,中科院的一位領導曾對他們說:“你們像一批種子,是國家挑選出來去國外學習先進科學技術的,回來後要在祖國的大地上生根、開花、結果。”因此,從踏上歐洲大地的那一刻起,路甬祥就感覺到自己肩負的使命;同時,也處處看到了自己的祖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從而更感到時代賦予的責任。他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看到人家國家的生活水平,更感到我們’四化’建設的迫切。建國30年了,雖然人民得到了溫飽,但仍貧窮,與人家相差幾十年,如不努力趕上,差距會更大。我要抓緊時間學習,要以最快的速度向當前國際技術前沿衝擊,把’四化’建設最需要的先進技術學回來。”

為此,他寫了一首詩以激勵自己:

年逾三十學專長,遠涉重洋赴異鄉,

莫道在德一孤雁,背後自有十億人,

慈母囑託記心間,萬里征途不怕難。

初到亞琛工業大學液壓氣動研究所,所長巴克教授建議路甬祥先花3個月時間熟悉全所工作,然後再為他選定研究課題。當時預定的進修時間只有短短的一年,路甬祥十分珍惜這個學習機會,因此才過去一個星期他便感到焦慮難熬,這心情從他的一封信中能看出來:“我不能再等,我國科技發展的速度已被’文革’動亂拖延了10年,我不是去’鍍金’的,而是去’取經’的,我不能背一個電視機回國來,我要學點真本領回來發揮作用。”於是他一方面主動嚮導師提出早點確定科研課題,另一方面盡可能多學一些,在巴克教授交給他的研究項目外,又主動選擇了一個“既是學科前沿,又能在回國後付諸工業應用的課題”——液比例控制技術,深入開展研究。

在德國亞琛的日子,路甬祥迸發了強烈的工作熱情:德國人每天工作8小時、每週工作5天,路甬祥每天工作15小時、每週工作6天半。也許那個“龜兔賽跑”的古老寓言時刻在刺激著他,德國人周末外出度假,路甬祥仍埋頭實驗室,多少次在實驗室度過不眠之夜。他在給家人的信中這樣描述他的工作:“星期天,德國的’兔子’都去旅遊了,只有我這個中國’龜’還在不停地爬著。”甚至由於長時間的超負荷工作患上大腿靜脈曲張,被摘除一根血管後沒幾天,他又投入了緊張的實驗。天長日久,連亞琛大學的假日巡警也給予了這位每逢休息天必來加班的中國人特別的關照。

天道酬勤,1981年5月1日,路甬祥終於以《含流量反饋先導比例插裝流量閥研究》為題完成了博士論文,被授予工程科學博士學位,而這通常需要4至5年才能拿到。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後聯邦德國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第一個工程科學博士學位。

不僅如此,路甬祥的辛勤工作結出了極為豐碩的成果:他創造性地對流體傳動與控制領域的兩個最基本參數——壓力和流量的控制,提出了變革流量檢測力反饋和系統壓力直接檢測加級間動態反饋理論,根本改變了已沿用100多年的弗來明—琴肯流量控制方式以及半個世紀以來傳統的維克斯先導型壓力控制方式,有力地推動了液壓工業的進步,被業界認為是1980年代以來最具創造性的成果。所長巴克教授高度評價了它的優異特性和經濟實用意義。路甬祥的許多科研成果被日本與西歐的大學及工程界收入了技術手冊與研究教材。

他的研究成果陸續在德、美、歐專利局登記了多項專利,經專家多次論證复核,這些新技術終於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為發明人載入了專利局的技術史冊,再一次引起了德國液壓界的轟動。要知道,即使是德國液壓界公認的權威機構——巴克教授的亞琛工業大學液壓氣動研究所,原先5年內也只申請了2項專利,而因為路甬祥的工作他們又得到了4項!當時的盛況,用他寫給母親的信說:“整個研究所都為之歡欣鼓舞,驕傲的德國人為之折服,有的稱我Dr.Lu(路博士),有的稱我Prof.Lu(路教授)。一位台灣人也說我為中國人、亞洲人爭了光。”年近70的老母親李芳讀了信,不禁流下了欣慰的淚水。

一時間,鮮花和祝賀紛紛投向路甬祥,在兩年的研究生活臨近結束時,導師巴克教授熱情地挽留他,德國幾家大公司競相高薪聘請他,但路甬祥決計學成回國。在德方為他舉行的挽留會上,他動情地說:

我知道,二次大戰後德國80%的建築物被摧毀,可是,在戰後的艱難歲月裡,你們之中每個人都參加了國家的複興。雖然一天的勞累只得到幾個土豆充飢,但你們並沒有跑到國外去尋找舒適的生活,這是為什麼?今天,我的祖國正處在中興時期,也需要我回去參加四化建設,德國民族的愛國思想也深深激勵我要快些回國去……

情系浙大

的確,祖國已經在熱情地期待著他了。1981年9月,當他帶著價值1.5萬馬克的大批圖書、資料,以及科研和教學急需的配套儀器設備載譽歸來時,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科委主任方毅立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專門接見了他。

回國後,路甬祥在浙江大學創建了具有國內外先進水平的流體傳動控制研究所,暨我國第一批博士後流動站之一、國家教委首批開放實驗室和國家重點實驗室。在他的主持和直接參與下,完成了幾十項國家重點科研項目,在高速斷路器執行機械、液壓比例元件開發、電機械轉換器件、傳感與反饋、辨識與故障診斷、CAD/CAT等許多技術領域裡做了開拓性的努力,研發出多種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電液比例控制技術產品,替代了進口,促使我國國產機械電液控制技術上了一個新台階。

1985年,浙江大學黨委書記、校長劉丹找路甬祥談話,說學校現在亟須能把科研和教學結合起來的人才,希望他出任浙大副校長,負責一些具體的教學管理工作。當時,滿腦子想的都是科學研究的路甬祥有意推辭此事,可老校長的一番真誠勸說,使他最終挑起了這副重擔。就這樣,一心撲在科研教育事業上的路甬祥又踏上了管理崗位。

1988年,路甬祥擔任了浙大校長,時年46歲,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重點大學校長。

出任浙大校長後,路甬祥結合浙大的特色和實際情況,提出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一流的社會主義大學的新思路,採取了一系列深化高校教育改革的重大措施,並團結全校師生員工,積極推進綜合改革。

路甬祥聯繫他在德國的留學經歷認識到:“現代德國的教育傳統非常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全世界都講德國的產業競爭力主要來源於教育體系的競爭力。”因此在他的教育改革中,第一,就是把科學研究與教育結合起來,尤其是把研究生教育和科學研究結合起來。這一改革的直接效果,就是浙大的科研總量與科研水平,多年來穩步提高。第二,是對本科教育進行重大改革,改成三學期制:兩個長學期,一個短學期。為什麼安排一個短學期呢?去社會實踐!此外,為了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浙大還試辦了雙學位制……正是這些大膽而有益的探索與嘗試,使路甬祥逐漸掌握了教育與人才的內在聯繫。同時,在他領導下,學校建立起公平、公正、嚴格的考核、評價和聘任體系,建立了基於教育科研績效的分配體系,將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勞動、尊重創造落到了實處。浙江大學的教育科研水平、辦學綜合實力迅速全面上升,躍居全國同類大學前列,並在國際上具有一定影響。他本人也因成績突出,在1989年榮獲國家高等教育獎。

從1959年第一次踏進浙大校園算起,到1993年就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除去留學德國兩年,路甬祥在浙大學習、工作了33年。在這裡,他從一個青年學生成長為一位教育工作者、一位科學家、一位教育家。

當然,他在本質上仍然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1985年,路甬祥當選為中國科協副主席,1990年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最年輕的科學院院長

1993年,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周光召院士的一封信,使路甬祥迎來了人生的又一次大跨越。周光召在信中說,科學院的研究工作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來參與。就這樣,路甬祥又“奉命”來到中國科學院,1993年11月擔任副院長,一年後他被任命為常務副院長。

1997年路甬祥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院長,是年55歲,他是共和國歷史上第5任科學院院長,也是最年輕的院長。

從他第一次正式跨入北京三里河那幢古雅的建築,到出任這個國家最高學術機構和自然科學與高技術綜合研究與發展中心的主要領導人,路甬祥感覺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重大使命,這是13億祖國人民交給他的國家使命。有人把中國科學院的5任領導分為相應的5個時期。從郭沫若、方毅、盧嘉錫、周光召到路甬祥,各有各的使命,各有各的成就。作為身處共和國最好時期的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將如何統領這支共和國的科技大軍?如何為國家提供最好的技術支撐和科學保障?

也許“勵精圖治”、“嘔心瀝血”這些詞彙都不足以形容路甬祥。作為一位工科出身的學者型的院長,路甬祥敢於開拓創新,大膽改革機構,同時又恭謹紮實地工作,開創了中國科學事業的新局面。

上任之初,路甬祥就提出了“知識創新工程計劃”,直接上達總書記,得到了黨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國務院的熱情支持。1998年2月,中央批准了科學院呈交的《迎接知識經濟時代,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報告,並把試點工作交給了中科院,在江澤民總書記、朱基總理親自批示後,李嵐清副總理具體指導執行。

有這樣一種說法:許多人低估了學工科的路甬祥對科學院的貢獻。在他的任期內,中國的科技投入有了比較顯著的增加,中國科學院的投入與產出都有了顯著的提升,從這一點上來說,科技界是滿意的。更重要的是,路甬祥給科學院帶來了觀念更新。路甬祥大膽提出面向國家戰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學前沿,科學院著重基礎研究和戰略高技術創新,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不斷做出基礎性、戰略性、前瞻性的重大創新貢獻”,這是面對我國已經不再需要科學院做生產部門的開發研製車間的現實,也是順應國際潮流,提出的科學院對社會的長期貢獻目標。路甬祥是有思想的領導,而不是簡單的行動家。

作為中國科學院的主要領導,路甬祥非常強調人才的重要性,他多次闡釋為科學院未來發展提出的基本戰略:“以人為本、創新跨越、競爭合作、持續發展”。首先是“以人為本”,這既是指人才是創新的根本,同時也是指創新的目的根本是為了人,為了人的全面發展,即創新為民。他的奮鬥目標是:希望用三四十年的時間,把中國科學院推進到國際一流的研究機構行列,從而推動中國的經濟、社會、科技等各項事業的發展,使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以及國家安全能力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

此外,路甬祥真誠而隨和,個人的工作方法和行為方式很較真也很放得開,與他共事的人,都為他的嚴謹縝密、實事求是、公開透明、和藹可親所吸引。正如一篇文章所說,“無論是在浙江大學還是中科院,路甬祥帶隊的集體,相處都非常輕鬆融洽,人際關係十分簡單,人們從內心深處喜歡這位很有凝聚力與親和力的領導”。

對於路甬祥在中國科學院推行的重大改革,在美國《科學》雜誌5445期上,主編魯賓斯坦作了這樣的評述:

他是中國科學院歷史上最年輕的院長,他所進行的改革產生了一批40歲出頭的研究所所長。他的工作就是要把科學院這支科技國家隊改造成為同時能服務於經濟增長的研究隊伍。三個重要步驟和12年的改革計劃將使中科院的120多個研究所整合為80個或者更少,併計劃將5萬個崗位減少到原來的一半。儘管他本人所從事的專業領域為流體力學,但他卻以廣博的學識贏得了中國科學院全體科學家的讚譽。

是領導,也是普通一兵

可是,路甬祥的院長當得其實並不輕鬆。

有一次,浙江一家媒體的10位記者合作編寫了一本《科學改變人類生活的100個瞬間》。大約仗著浙江同鄉的關係,記者們請路甬祥為他們審定篇目。不出一周,審定稿傳真回來,邊上還加了他親筆寫的認為重要的篇目。書稿寫到一半,記者們又提出讓他寫序。過了一個月,他們如願以償,從路甬祥的秘書潘教峰的手裡拿到了路甬祥親筆寫的序,潘秘書說:“昨晚他寫了一小時,還來不及打字。”不料,老記們得寸進尺,竟把厚厚一疊原稿讓潘轉交,說“請院長抽空看看”。

這下子,好脾氣的潘秘書終於叫了起來:“你們知不知道路院長到中科院後每天睡幾個小時?每天掉多少頭髮、增添多少白髮?每天要考慮多少我國科技界的大事?你們是他的家鄉人,應該體諒他的工作強度!”

筆者之所以引述這件事,完全是有感於潘教峰的這一番話。你從中可以看到,當一個領導人有多忙!但在潘的3個“每天”中,至少還遺漏了一個:路甬祥每天要花多少時間從事他自己心愛的研究專業?花多少時間帶自己的研究生?換句話說,作為一個學者的中科院院長還要比一個純粹的官員領導多付出多少心血和勞動?

這麼說吧,路甬祥不但是中國科技的領軍人物,而且還是一個蹲守在科學的前沿陣地上、手握衝鋒槍或者擲彈筒的戰鬥員,一名普通的士兵。

選這種身兼士兵的人管理科技隊伍,其好處是顯而易見的。這大概也是第二任院長方毅卸任時說過的——“院長一定要是科學家,副院長最多只能個別不是科學家”的初衷吧。

不過,要在這樣一篇文章裡詳述作為科學家的路甬祥是困難的,我們所能做的只是粗線條的勾勒——

從1985年5月中國專利法實施之初的“耐高壓雙向極化式比例電磁鐵”,到2000年1月的“電液比例壓力流量複合控制閥”,不算他德國時期向德、美、歐專利局登記的4項專利,路甬祥擁有的中國專利就達20項。迄今為止,路甬祥已經發表了200多篇論文,出版著作6部。1988年和1989年獲得國家發明獎,1989年被國務院授予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2000年被授予德國星級大十字勳章,2004年2月3日獲得了“意大利總統科學與文化金質獎章” ,先後被香港、澳大利亞、英國等多所著名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被德國、澳大利亞、韓國、匈牙利、英國等科學院和學會選為外籍名譽院士。

(以下略)

這份長長的資料我們之所以摘錄在這裡,是因為在這份報導中透露了很多和路甬祥相關的挖掘線索,也揭示了為什麼在執行這個戰略關鍵時期選擇路甬祥作為中科院院長。

A 大學和留校經歷表明了路甬祥的學習能力,在當時是符合組織的又紅又專的選人標準的。對於路甬祥出生家庭的挖掘就不做了,我們只要知道浙江和上海是比鄰,而上海則是中國西方醫學的發源地之一,這一點我們已經在前面的挖掘中揭示過,在這裡我們注意這樣幾句話:“他的畢業設計是在上海人民電機廠做的“7米揚程淺水泵設計” ” 1964年,路甬祥以優異的成績從浙江大學畢業,被留在浙大任教。留校工作後,路甬祥結婚了,妻子是中學時期同一個航模隊的刁琳琳。。這就是路甬祥被組織信任的真正由來。1964年,路甬祥在上海人民電機廠做畢業設計,設計的項目的名稱叫“7米揚程淺水泵”,一種水的壓力設備,能通過壓力把水的揚程做到7米。

在《中國泵業工程師檔案》中有這樣一段介紹:潘德民(1934年交通大學機械科畢業,留學英國,後在英國泵業公司任工程師,解放後曾在三蕃機器廠、上海人民電機廠、上海水泵廠,上海機電一局情報所工作。受浙大黃邦達老師約請,l964年在上海人民電機廠指導浙江大學水力機械專業學生一一路甬祥真刀真槍做“7米揚程淺水泵”的畢業設計。就是說路甬祥的畢業設計是浙大黃邦達老師邀請由潘德民進行指導的。而這個畢業設計也是當時的國家戰略任務的一個組成部分。根據路甬祥的一位大學同一個系的同學回憶,黃邦達於1958年按照國家的要求在機械系的基礎上組建了浙大的水電機械系,並在1960年組織學生參與了國家正籌劃建設長江三峽水電站水輪機設計工作,而1964年路甬祥的畢業設計正是水電系統中的一個關鍵設備,這個設備的製造是在上海人民電機廠。而路甬祥的指導教師潘德民,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與江澤民是大學同學,而江澤民和電機廠的關係,在上海是無人不知的。1953年上海電機廠的擴建項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建汽輪發電機車間,這個車間建設的主要領導者就是江澤民。1962年,汪道涵調江澤民到上海任第一機械工業部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第一副所長。上海人民電機廠就是江澤民領導的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負責的當時最重要的一家軍工企業,負責各種電機的生產工作。潘德民,不僅是江澤民的同學,而且還是當時上海人民廠的工程師,技術負責人之一。路甬祥所在的浙江大學與江澤民的關係還有一層,這就是中國食品協會顧問、浙大老學長張學院,在解放初任上海益民食品廠軍代表、廠長時,曾是江澤民進廠時的上司,與江的關係甚篤。而路甬祥在1997年到北京任職後,他的愛人刁琳琳任浙江大學駐京辦事處主任,由此可見,路無論是通過浙江大學還是通過上海電機廠的經歷和江澤民建立關係都是可能的。當然,重要的還有路甬祥的出國經歷。從路甬祥的大學任教和出國經歷來看,他是組織選派的,而且是作為技術骨乾重點培養的,可以說,老一輩科學界同德國科學界的關係都是這個路甬祥繼承和建立起來的。我們這裡有一份德國亞琛工業大學介紹路甬祥教授的資料,就證明了這一點。

當然,路甬祥的學術研究能力也是值得關注的,但是他側重的不是學術研究,而是國防工業領域的重要項目。做的不是基礎理論研究,而更多是實用技術研發,而這也正符合江澤民所提出的戰略規劃的需要。不僅如此,上面的資料表明,路甬祥在中國和德國科學界聯繫中的絕對作用。而前面我們披露過的,饒子和通過導師和劍橋大學建立了深厚的科學界的關係,通過自己在全英學生聯合會的任職幾乎主導了中國和英國在科學研究上的關係,而另一個關鍵人物陳竺建立了自己和法國的關係,真是這種依據個人關係的關係網,成為中共藍金黃的巨大管道。關鍵點在於,這些著名的科學家早就是中共培養的組織上的人,都帶有特殊的使命。

江澤民上任後,在自己已經絕對掌控了中共的權力的1993年,開始任命路甬祥為中科院副院長並主持中科院的工作。

  • 1993年至1995年路甬祥經調任中國科學院任副院長、黨組成員同時兼任中國科協副主席,浙江大學校長;
  • 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 1997年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院學部主席團執行主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
  • 1997年上任之初,提出了“知識創新工程計劃”,直接上達總書記江澤民,得到了黨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國務院的熱情支持。1998年2月,中央批准了科學院呈交的《迎接知識經濟時代,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報告,並把試點工作交給了中科院,在江澤民總書記、朱鎔基總理親自批示後,李嵐清副總理具體指導執行。

中科院這個領導團隊終於全部露面了:

  • 嚴義塤1997.7-2000.11 任中科院副院長。
  • 許智宏1997.7-2003.1 任中科院副院長。
  • 陳宜瑜1997.7-2003.12 任中科院副院長
  • 白春禮1997.7-2004.12 任中科院副院長
  • 楊柏齡1999.5-2003.12 任中科院副院長
  • 江綿恆1999.11-2011.2 任中科院副院長
  • 陳竺2000.10-2007.6 任中科院副院長
  • 施爾畏2004.1-2011.2 任中科院副院長
  • 李家洋2004.1-2011.2 任中科院副院長
  • 李靜海2004.2-2011.2 任中科院副院長
  • 曹健林2005.1-2006.9 任中科院副院長

在詳細的挖掘“知識創新工程”之前,我們先把這幾個中科院副院長的關係理清,因為這幾個人幾乎影響和左右了整個戰略佈局的實施過程。

第一張表,先理清經歷。

在這張表格中,有兩個人曾經在我們前面的文章中出現過,一個是陳竺,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的名單中,曹健林,中科院百人計劃的名單中。

我們精簡出下面這張表,僅僅顯示這幾個人在中科院任職及前後的經歷:

在江綿恆之前任副院長的共有四人嚴義塤、許智宏、陳宜瑜、白春禮,無一例外的和路甬祥一樣,和江澤民以及上海具有深厚的關係,這幫人是和路甬祥一樣,負責打前站控制中科院的。

注意,路甬祥1999年推薦江綿恆任中科院副院長,主管全院高技術研究所的工作,同時調任中科院的還有施爾畏,任中科院副秘書長,這個施爾畏就是人人皆知的江綿恆的大馬仔,鞍前馬後。

另一個關鍵的人物陳竺,在之後的一年後也就是2000年10月調任中科院副院長,主管生物醫學板塊。曹健林,這個江澤民樹立典型的人,在2010年1月調任中科院副院長。另一個樹立的典型,楊柏齡,也在1999年調任中科院院長。這種調動顯示,江澤民先是通過路甬祥等院長和副院長的任命緊緊地把控了整個中科院,隨後,在1999年將兒子江綿恆及其馬仔得力干將陸續調入,從而最終實現了以江綿恆為核心的對整個中科院的全面掌控。而江綿恆則在1999年後將主導整個中國的科技界直至今天。

往往有人把江綿恆的任職中科院院長解讀為一種任人唯親的家族式腐敗,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正是,江澤民將江綿恆調任中科院副院長一職這個不同尋常的舉動,才讓我們能夠真正地揭示這個秘密的龐大的佈局。

這個時候,我們應該認真地審視一下江澤民在1999年前的人生經歷了。我們的資料來自維基百科。

生平

少年時期

江澤民的祖上從徽州旌德縣或婺源(今屬江西)遷居江蘇江都縣。祖父江石溪本以行醫為生,1915年棄醫從商,後受聘於大達內河輪船公司駐揚州協理。江石溪有子女七人,江石溪的嫡長子江世俊乃江澤民的生父。

江澤民1926年8月17日出生於中華民國江蘇省淮揚道江都縣城內田家巷(今揚州)。江世俊和吳月卿育有子女五人,江澤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有大哥江澤君、二姐江澤芬、妹妹江澤南(澤蘭)和弟弟江澤寬。幼年的江澤民與家人一同居住在揚州田家巷的一座宅院內,田家巷位於當時富裕的地區——東關區內,毗鄰京杭運河。江家的住宅是一座中間帶有天井的傳統中式大院,有雕刻和書籍放在坐堂,江澤民的祖父對年幼的江澤民影響很大。江澤民7歲時,其祖父去世,江家的經濟情況轉而窘迫,遷往了較為貧窮的地區,同年江澤民進入了當地瓊花觀小學學習[11]:19[12]。

江澤民在小學期間延續了背誦古詩詞的習慣並接受了許多中國繁體字的書法練習,在其擔任領導職務後,依舊較為喜歡使用傳統的繁體字。他的小學期間,正值日本帝國逐步加深對中華民國的入侵,西安事變時,江年紀10歲,曾撰寫文章支持張學良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發起“兵諫”的行動。1937年夏季,江澤民進入揚州中學就讀。江澤民的叔父江上青早年就是中共地下黨員、公開身份是國民政府盛子瑾部政務秘書[11]:26。1939年8月29日,他在泗縣遭和盛子瑾有私仇的當地地主武裝襲擊身亡。江上青去世後之後,其兄長、即江澤民的生父江世俊將他過繼給江上青的遺孀吳月卿,當時江澤民13歲,不過對習慣家族群居的江氏而言並無太大區別。1939年年底,江澤民所在的學校重新開學復課,且日軍規定佔領區的學生都必須學習日語,但由於江澤民心存抵觸,因而日語學習只能勉強及格,同時期江的其他科目和樂器等在學校成績和表現則較佳。

南京求學

1943年,江澤民從揚州中學高中二年級直接考入汪精衛政權在南京設立的中央大學電機工程系二年級,是同級入學的最年幼的學生之一:。同其他大學生一樣,江在進入大學之後也頭疼於數學和理工類科目的學習,積極參加各種社團和文藝活動等等。當時的中央大學處於汪精衛政權的統治範圍(即日軍佔領區),日軍在南京經常招搖過市,這對江和他的同學都造成了思想上的影響。當時,原本在國民政府管制下已經有所遏制的吸毒問題在日本和汪精衛的統治下的南京又有抬頭的趨勢,江澤民和同學一起組織參加青年救國社,組織清毒運動,即抵製菸館的遊行示威。清毒運動獲得一定成效,汪精衛政府下令槍斃毒梟曹玉成。同年2月,日方同意取消宏濟善堂,並在汪精衛政權行政院內政部下設禁煙總局,宣布“分五年禁絕期”禁絕鴉片(1943年3月30日至1947年3月30日) 。汪精衛更換內政部長陳群為梅思平,並改原戒菸總局為禁煙總局[20]。

1945年9月,中華民國於抗日戰爭中勝利並接收原本被日軍佔領的領土,9月26日,國民政府發布名為《淪陷區大學學生重考程序》的政令,不承認在汪精衛政權下的教育機構所獲得的成績,大學所修學分也無效,學生必須重新進行考試並進行思想培訓,江澤民則轉入了交通大學(滬校)(今上海交通大學)學習。

上海時期

1947年交通大學畢業時的江澤民

1946年,江澤民抵達位於上海的交通大學;而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則利用這種特殊的形勢在原南京高校的學生中建立中共黨組織、宣傳革命理念;江澤民在交通大學期間多次參加中共領導的抗議國民政府的示威。1946年4月,在同學王嘉猷的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黨[22],並在隨後參與組織遊行示威,最終逼使國民政府承認了交大滬校日占時期的學生學分。

在交大期間,江澤民師從朱物華、顧毓琇,主修發電和運輸;期間他和同學老師結成了深厚的友誼。1997年他訪問美國時,仍親自到費城拜訪恩師顧毓琇。當時的交大課程非常嚴格,課時量非常大、學分的評定也十分嚴格。1947年夏,21歲的江澤民從交大畢業。畢業後,他在上海海寧洋行(即後來的上海益民食品一廠)找到一份電力供應工程師的工作。上海海寧洋行是一家生產冰激凌和果味冰棍的知名企業,擁有大型的冷藏設備,江澤民和大學好友童宗海進入電力供應部工程科,從事設備維修和保養。然而好景不長,第二次國共內戰仍在進行,國軍戰事不利,為平衡資源,政府收購了海寧洋行。與此同時江澤民隱瞞了中共黨員的身份,繼續留下擔任動力科技術工程師。

1949年上海戰役前夕,江澤民與工廠工人合力保護財產免遭中國國民黨破壞。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入上海市區後,他的中共黨員身份公開,他被任命為工廠的黨代表,並兼任副工程師、工務科科長兼動力車間主任。不久,負責主管上海工業的汪道涵又提拔他升任總經理。工廠在他的管理下不斷拓寬業務,並形成了日後的上海益民食品一廠。同時,1949年12月江澤民同王冶坪結婚。1951年、1954年,他們的長子江綿恆、次子江綿康接連出世。

1952年7月,汪道涵將25歲的江澤民調至剛剛轉交給上海市人民政府的中國肥皂公司任副廠長,進行國有化改造。1953年,隨著汪道涵擔任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機械工業部(1954年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江澤民也隨之調入第一機械工業部,擔任上海第二設計分局電器專業科長。

長春一汽時期

1954年11月,江澤民被調往新成立的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因為工作需要精通控制全廠供電系統,江澤民與其他700餘名技術人員被派往蘇聯莫斯科接受培訓。1955年,江澤民赴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廠實習。1956年春回國,擔任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動力處科長,管理下屬兩個實驗室和一百餘名員工。同年7月15日,該廠生產的第一輛汽車“解放牌卡車”駛出裝配線;與此同時,江澤民升任動力處副處長兼動力處黨支部書記。

然而1956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發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打亂了長春一汽的生產節奏,並直接導致1957年的反右運動,各級政府和部門、單位均奉中央之命設定了劃“右派分子”的數量指標。儘管江澤民最初對該政策採取抵制措施,但仍迫於形勢壓力參與其中,並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繼續保持消極態度。1958年,毛澤東視察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當時工廠領導為取悅毛澤東,承諾卡車的年產量超過兩倍達到四萬輛,並將成本減半。同年,為實現這一目標,製造廠設立動力分廠,由江澤民擔任廠長。由於生產壓力過大、產品質量殘次不齊,產能始終無法達到要求。不久,中共中央提出三面紅旗(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隨後是三年困難時期,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的工人也被徵召幫助農民生產。1958年底至1959年初,受中蘇交惡影響,長春一汽開始重組,七個處被合併成新的動力分廠,由江澤民擔任廠長,負責所有分廠的動力需求。

1960年,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命令撤走所有在中國的蘇聯專家和顧問;長春一汽也面臨缺乏鋼材、動力、燃料和食物問題。當時中共中央決定對中國主要大型企業的動力進行改造,使用原油燃料,長春由於接近黑龍江省的大慶油田而被選為改造工程的革新試點。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周建南親自到長春一汽督戰,並給出僅限三個月的發電系統煤改油的時間表,江澤民擔任此次任務的總指揮。江澤民成功制定出了改造規劃,建造儲油罐並反複試用動力技術,為此江澤民積勞成疾,最終成功在限定時間內完成改造任務,一汽成功用原油提供動力,而十萬長春市民也順利過冬。很多年後江澤民回憶起這事,將改造工程視為其人生的重大成就之一。他當時的業務和領導能力給周建南留下了深刻印象。

文化大革命時期

1962年,汪道涵調江澤民到上海任第一機械工業部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第一副所長,並兼顧發展國際合作。江澤民因此獲得了大量出國訪問的機會,國際視野開始形成。1965年,第一機械部調他擔任新成立的武漢熱工機械研究所所長兼黨委副書記(代理黨委書記)。但他的家人無法同行,儘管每月都有假期可以團聚,江澤民夫妻仍被迫保持了長達二十年的分居生活;然而這一職務卻也幫助江澤民遠離了上海、北京等城市的政治漩渦。1967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席捲武漢,紅衛兵開始處處攻擊他,他也被拉下所長位置,被迫接受批鬥和檢討。在停職兩年後,他被送往五七幹校勞動。

1970年,江澤民離開幹校返回北京,成為第一機械工業部外事局副局長。當時恰逢冷戰時期中蘇交惡,羅馬尼亞是少數繼續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的社會主義國家之一。出於共同擺脫蘇聯影響的願望,中國同意幫助羅馬尼亞建立十五所機械製造廠。第一機械工業部(簡稱“一機部”)因此派江澤民率領代表團出訪羅馬尼亞,研究建設工廠的可行性;此行也給江澤民帶來了強烈的衝擊。1972年,江澤民在完成羅馬尼亞任務後,再度出任一機部外事局副局長;並推動1973年3月中羅兩國最終敲定關於援建十五座工廠的協議。

1976年10月6日,就在毛澤東去世後不久,華國鋒、葉劍英迅速採取行動逮捕四人幫,並佔領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人民日報社,史稱“粉碎四人幫”。然而四人幫的大本營上海仍然屯有三萬兵力及八萬件武器,並意圖與中央政府對抗。此時,中共中央派出工作組到上海恢復秩序,成員中包括50歲的江澤民。儘管壓力巨大,上海工作組大獲成功。一年後他返回北京,出任一機部外事局局長。

進入中央

1979年4月,鄧小平提議建立經濟特區,鼓勵外國投資者在特區內設廠;最初的經濟特區位於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以及福建省的廈門。國務院專門設立進出口管理委員會(簡稱國家進出口委)和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以貫徹對外開放政策,並由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兼任兩個委員會的主任。已經恢復工作並擔任兩個委員會副主任的汪道涵向谷牧舉薦了江澤民,1980年江澤民出任兩個委員會的副主任兼秘書長、黨組成員,主管實施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試辦經濟特區的工作。江澤民帶領有關人員研究制定出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草案。1980年8月,他代表國務院向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作了關於廣東、福建兩省設置經濟特區和《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的說明,該條例草案獲得會議批准,以國家法律形式宣告了經濟特區正式誕生。

1980年秋,應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邀請,國家進出口委組團考察了12個國家的進出口中心和自由貿易區,江澤民任考察團團長。回國後,在江澤民主持下,考察團在呈送中央領導的報告中列出了大膽建議,包括允許地方政府授權減免稅收、轉讓土地和保留外匯,建議允許外資企業自願僱傭和解聘工人。報告中的部分建議後來被採納,江澤民的分析能力和膽略也受到了更廣泛的關注和讚許。

1982年3月,國務院進一步實行機構改革,將兩個委員會與其他幾個部委合併成立對外經濟貿易部;而江澤民則改任同年5月新成立的電子工業部第一副部長、黨組副書記。同年9月,他在中共十二大上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83年6月,江澤民升任電子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任內提出了電子工業發展計劃,並獲得國務院批准。該計劃旨在建立工業基地,到2000年爭取年產值比1980年增長八倍,並削減收音機和黑白電視機的產量,擴大電話和彩色電視機生產;並採取國際通行標準以取代過時的蘇聯標準。其中江澤民認為計算機和集成電路是優先發展的項目;1984年4月,長征三號火箭成功發射,將東方紅二號通信衛星送入太空,中國因此成為第五個能夠發射地球同步軌道衛星的國家。

主政上海

江澤民主政上海時期通過改革融資體制爭取外資貸款從而加快了上海市政建設,圖為1988年開工的穿越黃浦江上海市區段的第一座大橋——南浦大橋

參見:上海財稅與投融資體制改革、浦東開發開放、八六學潮和世界經濟導報

當時上海作為中國商業中心,自文化大革命後始終未能繁榮起來;1980年至1983年期間,上海的發展速度僅及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1985年汪道涵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長任期屆滿。當時上海有輿論認為汪道涵年邁缺乏領導活力,或者埋怨上海缺少中央政府的支持。中共中央尋求接班人時,時任副總理的萬里向汪道涵徵求意見,汪道涵再次舉薦了江澤民。1985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芮杏文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任市委副書記。1985年7月,江澤民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長。

江澤民上任之初即打破常規,召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宣布上海城市發展將以基礎設施建設、吸引外資與擴大出口、及加強科技與培訓三者為支柱。他首先增加糧食儲備並與其他省市談判糧食供給(後被菜籃子工程取代;其次改善交通運輸,新建上海火車站、擴建國際機場並修建客運碼頭,這些行動為以後的浦東新區奠定了基礎。

不久,他推出了《上海總體規劃》,聚焦於三個地區:黃浦江以東的廣大浦東地區在內的市中心區域;上海附近的七個衛星城,以及其他眾多城鎮村落。市中心將以高速鐵路、高速公路與外圍地區相互連通;同時由環形公路將衛星城鎮連接。市中心地區的工業逐步向外遷移,各縣鎮著手自身企業,並以蔬菜蛋禽加工廠為主。為建立如此龐大的措施,江澤民向海外投資者尋求投資合作,並在國際資本市場上融資32億美元,其中14億美元分別用於地鐵、橋樑和基礎建設;此外他發行公債以募集資本。1986年11月,國務院批准了這一規劃,並宣布將上海建設成為亞洲最大的工業和貿易中心。

1986年,江澤民以市長身份接待了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和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昂納克。作為中國的經濟中心的市長,江澤民主持過數百次接待工作,此事也幫助他成為一個謀求建立密切關係的高手。此外,鄧小平每年都在上海過春節,也使得鄧小平更深地了解了江澤民的能力和風格。

1985年9月,北京的大學生開始舉行抗議活動,各地也爆發了一些群眾性運動。1986年12月,抗議活動開始蔓延至全國,史稱“八六學潮”,廣大學生紛紛就改革開放的速度過慢表示抗議,並提出了民主法治和經濟自由化等要求。學潮在上海達到高潮[29]:407,十幾所上海高校的學生都走上大街遊行示威,人數最多的一個星期裡,每日遊行學生達數万人,早在1980年代初就已被禁止的大字報(在毛澤東支持下流行於文革時期)也開始重現。大陸文獻認為這些抗議者過於激進、盲目、無知,但也承認這是“中國歷史的重大事件之一”、“時代轉化的標誌”。對此,鄧小平認為這是少數人煽動的結果,因此責任在於“別有用心者”而非學生;江澤民和中共上海市委同僚在上海體育館召開了大會,要求所有黨員行動起來去將抗議活動壓制住,八千名黨組織書記參與了本活動,年底時,上海的秩序恢復正常。學潮被平息之後不久,“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正式開始[33],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受到黨內保守派施壓,被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主動請辭。

1987年11月,芮杏文出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江澤民繼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1987年11月,江澤民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88年4月接替他上海市長職位的是朱鎔基,兩人性格迥異、卻相處融洽,這一密切關係一直持續到兩人執政整個國家。朱鎔基的強勢魄力和高效工作能力,使得江澤民從日常事務中擺脫出來,能夠更加專注於政治事務。1988年1月,他率領上海市代表團到廣東省考察,這一謙虛的求教使上海更迅速地吸取了廣東成功發展的經驗,在上海工業部門迅速推行結構轉變、權力下放,並嘗試股份制改革。

在處理上海經濟的同時,江澤民自感年近63歲。儘管傳統上退休的高級領導人可以選擇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或全國政協副主席,但他更願意擔任母校上海交通大學的教授。他與好友沈永言聯繫出版《機械製造廠電能的合理使用》,並於1989年3月24日受聘為上海交通大學兼職教授,做了題為《能源發展趨勢及主要節能措施》的學術報告,而正忙於為離開政界的生活而規劃時,發生在北京的八九學運把他再次推進政治漩渦中心。

六四事件時期

參見:六四事件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病逝;次日北京大學的學生開始衝入天安門廣場,打出條幅旗幟要求結束腐敗、加強民主和新聞自由。很快,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也開始遊行示威,上海市政府立即警告並控制運動防止失控。與此同時,上海由欽本立主編的《世界經濟導報》開始報導遊行示威,併計劃刊出專版批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違背民意。江澤民指示負責宣傳的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和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進行調查,並邀請導報名譽主編汪道涵說服欽本立刪減內容。然而導報仍將未經修改的期刊面世,結果引起了江澤民的震怒。中共上海市委解除了欽本立職位、並停刊導報,這一果斷行動贏得黨內元老的正面評價。

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對胡耀邦的悼念逐漸演變為全國性示威,4月26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四二六社論,將學生運動定性為“極少數人發起的反革命動亂” ,江澤民召開萬名黨員大會,要求學習四二六社論。四二六社論發表三天內,北京當局接收到各方的三十六份報告,普遍認為定性過高。5月2日,上海學生為抗議《世界經濟導報》受到當局整肅而遊行,5月7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成員王丹召開民主沙龍,號召繼續罷課,聲援準備到中國記協對整肅《世界經濟導報》一事舉行抗議的記者[40]。此後一周,學生圍繞四二六社論的“動亂”定性問題與政府陷入僵持,隨後出現絕食運動。與此同時,剛從朝鮮返回國內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對上海市委的行動表示不滿;而5月3日,數千名上海市民和學生參加遊行示威,要求中共上海市委罷免江澤民的書記職位,並恢復導報[11]:138。在中共黨內,矛盾也逐漸升級。在連續時間的發酵下,上海市的示威群眾達到了10萬餘,而在上海市政府台階上絕食的學生一度超過450名。

鄧小平等中共元老將江澤民選定為總書記接班人

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從朝鮮回國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部分與會人員對江澤民提出批評,認為江澤民的做法使事態擴大。5月10日,江澤民向趙紫陽談緩解矛盾的想法並取得了趙紫陽的認同。但為免外界認為上海是在中央的壓力下才這樣做,趙表示由上海自己解決,中央不做乾預。趙紫陽的秘書鮑彤說“解鈴還需繫鈴人”,於是江澤民返回上海解決導報問題。5月16日下午,江澤民召開上海部分知識分子座談會,江澤民在座談會上甚至對自己開罵。同日,趙紫陽在會見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時,向其透露鄧小平是真正的掌舵人後,鄧小平與趙紫陽之間產生嫌隙。1989年5月23日,江澤民接到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緊急通知,要求立即乘坐專機趕往北京。抵達北京南苑機場後,他被帶往鄧小平的西山別墅;鄧小平當面提出由江澤民出任新的總書記。這事令江澤民倍感壓力,他在很多年後回憶此時為“高處不勝寒”;他懷疑自己很難在北京立足,而他沒有“小團體”的特點也成為中共元老們看重的優勢;江澤民的政治能力、外交經驗和專業技術,也為他能夠勝任總書記一職加分。會後,國家主席楊尚昆要求江澤民將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留在上海,以使戒嚴令無法扭轉。鄧小平後來也提出了類似的要求並讚揚了他的處理。江澤民隨後在機場接應了萬里並立即遞過“鄧的親筆信”。江澤民交底,如萬里不答應,萬里將被留在上海。於是,5月27日萬里公開聲明同意中央頒布的戒嚴令。5月29日,江澤民再次被緊急調入北京。5月31日,鄧小平對李鵬、姚依林做了政治交代:“第一,要改換領導層。新的領導機構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班子。這是最重要的一條。這是向人民亮相啊!”“如果我們擺一個陣容,使人民感到是一個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認為是個平平庸庸體現不出中國前途的班子,將來鬧事的情形就還會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無寧日。”“第二,要紮紮實實地做幾件事情,體現出我們是真正反對腐敗,不是假的。”“對腐敗的現像我也很不滿意啊!”“腐敗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案件,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這就會喪失人心,使人 們以為我們在包庇腐敗。這個關我們必須過,要兌現。”“希望大家能夠很好地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很好地團結。只要這個領導集體是團結的,堅持改革開放的,即使是平平穩穩地發展幾十年,中國也會發生根本的變化。”

江澤民在六四事件的處理使他得以進入中央層:學運期間,北京以暴力手段和平民的傷亡收場,而上海的處理結果相對更溫和、更不暴力;他對導報的壓制也很果斷。中共元老們(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楊尚昆、薄一波)對江澤民很讚賞,並表決以江澤民取代趙紫陽,擔任新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經李先念提名,陳雲推薦,得到鄧小平同意,江澤民成為新的接班人,這是鄧小平陣線和陳雲陣線的一種妥協。趙紫陽則因招致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元老的不滿,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他最終在軟禁中度過了生命中最後15年,於2005年逝世。趙紫陽下台後,在他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中聲稱江澤民對他“上海自己解決,中央不干預”這一處理方法並不滿意,並把此事作為趙支持學潮的罪狀之一。

擔任總書記

參見: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和領導核心

六四事件平息後,6月23日至24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總理李鵬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全會決定,撤銷趙紫陽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的職務,並對他繼續進行審查。同時,全會對中央領導機構的部分成員進行了必要的調整,其中包括增選江澤民、李瑞環、宋平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並且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在會上講到,要堅持改革開放,“我要十分明確地講兩句話:一句是堅定不移,毫不動搖;一句是全面執行,一以貫之。”由此,中國共產黨開始了以總書記江澤民為領導核心的黨中央集體執政。1989年7月,已擔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卸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職務,隨後由副書記兼市長朱鎔基接任。

然而這一任命對江澤民的家人而言並非是件輕鬆快樂的事情。主流西方媒體並不看好江澤民的繼任,並列舉毛澤東、鄧小平的歷任接班人結局均不佳(劉少奇、林彪、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他們認為這可能是一個臨時性的繼任政府。江澤民還需面臨六四事件後停滯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混合所有製經濟再度被打亂,外國投資幾近乾涸。而個人方面,他的家人和朋友仍在上海,周圍的同僚在中央政府的經驗均比他豐富;在軍隊和政府高層沒有支持他的關係網,對下也沒有個人的班底。在回憶起這段往事時,江澤民評價道,“我感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1989年8月,江澤民前往上海視察,由同事朱鎔基、吳邦國、陳至立陪同(後來均調入中央),期間任命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曾慶紅(曾山之子)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不久後他的秘書賈廷安擔任總書記辦公室主任。江澤民的領導努力也得到了鄧小平的肯定與讚賞。鄧小平說:“以江澤民同志為首的領導核心,現已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9月4日,鄧小平提出辭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11月9日,鄧小平正式同意辭職。11月,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90年3月江澤民在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不過鄧小平仍是中國的領導中樞,他安排楊尚昆、楊白冰兄弟分別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

在外部環境上,隨著和平演變的推進,新的江澤民政權仍然面臨著國際共產主義政權的多米諾骨牌式崩潰。1989年的東歐劇變也對中共政權產生了巨大影響。1990年3月,江澤民選擇朝鮮作為首次以總書記身份出國訪問的對象;與此同時,他保持著和學術界、新聞界的聯繫;這些措施逐漸形成江澤民在任初期“穩定壓倒一切”的策略。1991年初,江澤民率團訪問蘇聯,但未能達成出售飛機和軍事技術的協議。8月,蘇聯發生政變(八一九事件),蘇共中央總書記兼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被囚禁,隨後葉利欽平息了政變,但蘇聯已無回生之機[。蘇東劇變深深震撼著中國領導人;江澤民將蘇聯失敗的原因歸結為蘇聯沒有處理好複雜的多民族之間關係。並認為蘇聯將重心過於放置在政治改革而非經濟上。因此中共中央認為,只有經濟繁榮才能保住中共的執政地位。

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並重申改革開放的重要性,以對抗在中共黨內升溫的保守主義,並促使中共中央及各級政府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加快經濟改革與發展中。同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到12.8%,遠高於此前估計的6%;而從1992年起,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始終高居世界首位。

連任兩屆總書記

參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火炬計劃、九二共識、亞洲金融危機、五八事件、神舟一號和西部大開發

鄧小平在南巡期間曾經在珠海召開了高級軍事會議,出席會議的有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劉華清和軍委秘書長楊白冰,繞過軍委主席江澤民。會上鄧小平重申:“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出席會議的軍隊領導人的強大陣容表明,如有必要,軍隊高層願意擁護一個新的領導人。2月24日《人民日報》做出響應報導,迫使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公開支持已無任何黨職和公職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而中共中央政治局當年3月初發布相關的正式決定,使中共再次確立改革開放方向。

江澤民任內中國的民眾生活水平得到較大程度提高,其中九年義務教育普及率從原先約30%提高到超過90%

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確定“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並明確指出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調黨必須把精力放在經濟建設上,江澤民還提出在2000年之前經濟每年增長8%-9%;而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火炬計劃也得以加速進行。此次黨代會形成了更年輕的、具有改革頭腦的政治局常委會,包括了新晉的副總理朱鎔基和書記處書記胡錦濤;並且不再設立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這些措施都加強了江澤民的決定權和領導靈活性。江澤民也在所有方面加強他的權力,他成為黨內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和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由此他可以直接負責決策。此外,他以前的同事、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以及外交部長錢其琛進入了政治局;丁關根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1993年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江澤民以2909票的支持接替楊尚昆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同年3月,他提升曾慶紅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成為總書記的首席幕僚;7月,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被全國人大任命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負責當時嚴重的通貨膨脹。而此前海峽兩岸政府分別授權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汪道涵任會長)、海峽交流基金會(辜振甫任會長)在九二香港會談的基礎上進行了汪辜會談、並達成九二共識,促成海峽兩岸溝通交流,這一主張也長期影響著海峽兩岸政治關係,台灣問題也是江澤民時期中美關係的最大癥結。同年11月17日,江澤民訪問美國,與新任美國總統克林頓會談,儘管雙方的首次見面非常拘謹且無多少成效,但也客觀上促使了雙方的互通。1994年9月,他訪問俄羅斯、烏克蘭、法國,確定中國與俄羅斯建立“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並在軍事合作和邊界劃界問題上簽署了一系列協議[11]:207。

1995年,隨著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自殺案爆發,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也因受賄案被撤職;江澤民也藉此案對政務系統的貪腐案件進行清查。同年,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訪問美國,江澤民領導的中共中央表現出強硬姿態,推進軍事演習,並導致第三次台灣海峽危機。經過短暫的關係緩和期及第二次汪辜會談後,1999年李登輝又提出兩國論並再度引發兩岸關係緊張。

1997年2月,隨著鄧小平去世,江澤民對中國大陸黨和國家的政治有更好的控制和領導力,鄧小平去世後不久,江澤民於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的畢業典禮上發表講話,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治國理念,並直白地批判了“左”的危害,陳述了堅持與深化改革開放的重要性,之後中國大陸掀起了一場批“左”和深化市場經濟的思潮[62]。同年9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江澤民在大會上重審三個有利於的理論,並強調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大會正式將鄧小平理論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從此,中國的各派勢力都很難再從根本上挑戰“堅持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這一政策。在具體改革中,他強調要將中國國有企業重組為股份制公司,並重視資本與現代金融市場手段;而在黨內政治改革中,首次在中共中央委員選舉中採取無記名投票。

1998年3月,第九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按照1997年秋的中共十五大決定,朱鎔基擔任國務院總理、李鵬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而年輕的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成為最強有力的候選接班人。新一屆政府和中央政治局使得江澤民的改革措施有了更新更強的變革,朱鎔基主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精簡機構、優化職能,並裁撤了11個部委以及近50萬的地方公務員,並成功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中國水災。

1998年7月22日,江澤民在解放軍四總部在北京聯合召開的反走私大會上宣布,“中央決定,軍隊和武警部隊對所屬單位辦的各種經營性公司要認真進行清理,今後一律不再從事經商活動。中央同時決定,地方各政法部門對所屬單位辦的各種經營性公司也要認真進行清理,今後也一律不再從事經商活動。”1998年12月15日,軍隊和武警部隊所辦的經營性企業全數完成脫鉤,軍隊和武警部隊正式退出商業領域。與此同時,兩院三部(法院、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國家安全部)所辦企業脫鉤工作也進入最後階段。

2001年江澤民訪問俄羅斯

1999年4月25日,超過一萬名法輪功學員突然聚集在北京中南海外的府右街和西安門大街上訪,要求結束中國公安機關對法輪功學員正在增強的騷擾,並釋放天津被捕的學員。此事令江澤民感到震怒,並懷疑有外部勢力暗中施加影響[11]:309。儘管事情很快得到了緩解,法輪功迅速被取締。但另兩件事情爆發: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在科索沃戰爭中轟炸了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首都貝爾格萊德的中國大使館(五八事件),以及美國國會指控中國政府竊取美國核機密(李文和案)。五八事件引起了中國反美示威活動,民眾指責江澤民對美國過於軟弱。然而在中美雙方領導人的主動溝通下,中國和美國仍然加速了中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進程。同年11月,神舟一號發射成功,標誌著江澤民於1992年批准的中國載人航天計劃獲得成功。同年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治理腐敗活動,包括涉及數百名官員的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以及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長胡長清案,胡長清也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開放後第一位因貪腐罪名而被法院判處死刑的副省級高官。

2000年,江澤民開始將中國改革的重點放在中國的中西部,並因此產生了西部大開發決策[11]:330,產生了西電東送、南水北調、西氣東輸和青藏鐵路四大項目,以解決中國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11]:332。2001年,中國成功獲得2008年夏季奧運會主辦權,並順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受恐怖主義襲擊,江澤民主動向美國總統小布什致電慰問[11]:386,中國的主動示好促使美國在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後修復中美關係。

解讀:

這段詳實的材料介紹了江澤民在2001年以前的主要經歷。通過這個經歷,我們至少明白五點:

A 江澤民是個懂技術的執政者

從江澤民早期的8個任職中:上海海益民食品一廠兼任副工程師、工務科科長兼動力車間主任;上海第二設計分局電器專業科長;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動力處科長;製造廠設立動力分廠長;長春一汽發電系統煤改油任務總指揮;第一機械工業部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第一副所;武漢熱工機械研究所所長兼黨委副書記(代理黨委書記);第一機械工業部外事局副局長。充分說明,江澤民的機械技術上專業性,而且是個懂技術、技術出色的官員,這在中共的紅二代中是很少見的。

而江大部分任職上海則是建國後軍工技術核心,也是很多新興軍工技術產業的核心地。無論是上海交大、復旦大學都承擔了很多軍工技術研發工作。江的很多任職都參與了軍工技術的研發工作,這一點奠定了他執掌軍委主席後推動軍隊裝備改革的基礎。

B 江澤民的政治主張和政治敏感性以及政治智慧

從江在長春一汽和1976年成為中央派上海工作組恢復秩序以及89六四中的表現來看,他的政治敏感性是非常高的,這種政治敏感性是中共組織最看重的,簡單地說就是站隊。當然按照他們的說法這種站隊反映了你的政治智慧和政治主張。你要擁有這種政治智慧,就絕對不能以善良或者人性來作為考慮的基礎,而是忠於組織,服從組織的需要。趙紫陽就是因為缺乏這種政治智慧而被鄧小平廢掉,而萬里同樣因為同情學生而被具有政治智慧的江澤民扣留在上海。一句話,作為共產黨員,就不能是普通人,就不能具有普通人的人性。江澤民在幹部大會上痛罵自己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組織需要,打自己都可以,當然這是一種表演。

C 江澤民的國際視野

江澤民在1955年赴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廠實習1956年春回國這段經歷以及1962年汪道涵調江澤民到上海任第一機械工業部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第一副所長,並兼顧發展國際合作。江澤民因此獲得了大量出國訪問的機會,國際視野開始形成。1970年,江澤民離開幹校返回北京,成為第一機械工業部外事局副局長。當時恰逢冷戰時期中蘇交惡,羅馬尼亞是少數繼續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的社會主義國家之一。出於共同擺脫蘇聯影響的願望,中國同意幫助羅馬尼亞建立十五所機械製造廠。第一機械工業部(簡稱“一機部”)因此派江澤民率領代表團出訪羅馬尼亞,研究建設工廠的可行性;此行也給江澤民帶來了強烈的衝擊。注意這種表述,這種國際視野如果沒有經歷蘇聯的學習以及蘇聯後來和中共交惡給這些技術官員帶來強烈的技術危機意識是不會形成的。這種所謂的國際視野絕對不是走向世界文明的懷抱,而是對國外科學技術強烈的攫取意識。

D 江澤民能否幫助中共弄到當時他們需要的錢

我們注意江澤民的三段經歷。1980年江澤民出任進出口管理委員會(簡稱國家進出口委)和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黨組成員,1980年秋,應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邀請,國家進出口委組團考察了12個國家的進出口中心和自由貿易區,江澤民任考察團團長。回國後,在江澤民主持下,考察團在呈送中央領導的報告中列出了大膽建議,包括允許地方政府授權減免稅收、轉讓土地和保留外匯,建議允許外資企業自願僱傭和解聘工人。報告中的部分建議後來被採納,江澤民的分析能力和膽略也受到了更廣泛的關注和讚許。

1982年3月,國務院進一步實行機構改革,將兩個委員會與其他幾個部委合併成立對外經濟貿易部;而江澤民則改任同年5月新成立的電子工業部第一副部長、黨組副書記。1983年6月,江澤民升任電子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任內提出了電子工業發展計劃,並獲得國務院批准。其中江澤民認為計算機和集成電路是優先發展的項目;1984年4月,長征三號火箭成功發射,將東方紅二號通信衛星送入太空,中國因此成為第五個能夠發射地球同步軌道衛星的國家。中共中央尋求接班人時,時任副總理的萬里向汪道涵徵求意見,汪道涵再次舉薦了江澤民。1985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芮杏文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任市委副書記。1985年7月,江澤民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長。

這三段經歷十分重要。第一段經歷說明江澤民在引進外資和進出口上的重要作用。而這兩項舉措引進外資、出口貿易正是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的核心。當然還有一個引進國際先進技術。而江澤民負責電子工業部主要工作就是做技術產業,也就是引進技術,所以他沒有被分配到對外經貿部正是說明組織已經認識到他出色的才能,讓他執掌和國防工業技術引進密切相關的電子工業部(前身是一機部)。正是電子工業部的成立,才有了1984年4月長征三號火箭成功發射,以及將東方紅二號通信衛星送入太空,成為第五個能夠發射地球同步軌道衛星的國家的國防技術能力。中共中央尋求接班人時,萬里向汪道涵徵求意見無非是走過場,就是說江澤民出任上海市長一方面是委與重任,另一方面就是鄧小平已經對趙紫陽產生一些意見,在安排合適的替代者。因為1985年,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的學生運動已經開始,而趙紫陽在這場運動的開始就一直態度曖昧。

1985年,江澤民任上海市長可以說不僅僅是組織上對他的一種考察,更多的是一種保護。這種保護是組織對繼任者一向的安排,1965年,第一機械部調任他到武漢熱工機械研究所遠離了上海和北京的政治風波,而這一次又讓他遠離北京的政治風暴中心,同時,遠離政治風暴中心的還有胡錦濤,他在西藏。

當然,組織最終看到的就是江澤民能搞到錢的能力,這個具有國際視野、高度政治覺悟,出色的技術能力,又出身紅二代的江澤民就是將來實現強軍戰略的最佳人選。

江在上海的出色能力又一次證明了這一點,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89年那場風波中的表現。我注意一點,江澤民是在1989年5月23日接到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緊急通知,要求立即乘坐專機趕往北京的。也就是說,關於六四那場屠殺的決定早在5月23日以前就做好了。而這場屠殺是為了江澤民的上位而準備的。至此,前面所提沉船計劃產生的故事應該徹底變成謊言了,這應該是偽類們或者海外民運分子的一種臆想吧,共產黨絕對不會孱弱到如此地步,那從來不是他們的風格。

D 江澤民搞到錢及攫取技術龐大的人脈關係來自哪裡

那么江泽民搞到钱和攫取技术的庞大人脉关系来自哪里?从根本上说来自组织,当江泽民执掌大位,成为这个组织的最高权力拥有者之后,他本身也就成了这个组织的代表,中共经年累计的特殊战线的关系和管道就会自然地汇集到那里,当然就形成所谓的上海帮。在钱上和技术上也是这样,上海的独特位置成了江泽民的一个优势,他早年在国立中央大学学习,后来学习于上海交大,这都成了他的人脉。上海可以说1949年-1980年期间的金融中心和科研中心,工业基地在东北(长春一汽的经历),而不是北京,这都成了他的优势。江泽民所依仗的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建立起来的欧美同学会。而在经济上则依仗汪道涵1980年所创建的沪港经济发展协会。

E 江泽民为什么要招江绵恒回国

江泽民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最具表演天赋的领导人之一,当然与他搭档的朱镕基也毫不逊色。这种传统和天赋继承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就是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所以以他的政治智慧说出“退休后去交大当教授”绝对是一种政治表演,否则,汪道涵就不会一次次地提拔他了。当然对于表演和真情正常的人是很难分的清的,包括他对汪道涵和邓小平以及其他人政治上的回报,或许理解为一种政治上勾兑更合适,因为他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江绵恒的安排绝对不是江泽民的个人决定,而是组织上的安排,就是确保江泽民对权力的绝对掌控,或者说,在1997年邓小平去世之后,江泽民已经彻底成了中共权力的核心,这时,沉船计划的核心已经酝酿成熟,而这个计划的关键就是保证这个军队拥有的战略武器永久掌握在组织也就是核心手中,而由于领导人任期制定的限制只能召回在美国留学的江绵恒来执行这个大的计划的关键部分,实现最终权力的掌控,而这个权力直到今天都没有离开江绵恒的手中。所以,这一定是高层的集体决定的结果,就是江家为核心来完成这个沉船战略,权力永续,永远保护这个组织的安全。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大科学家都心甘情愿地为江绵恒马首是瞻了,因为江绵恒在科学院系统就代表了组织,而后来的上海科技大学就代表了科技的核心掌控的权力,而权力的拥有者是江家,是江绵恒。

可以说,江泽民所代表的上海邦是邓小平留给中共的最大的一笔政治遗产,他们不仅通过所谓的禁止军队经商完成军队的党卫军化,并且通过军队的更加腐化牢牢的掌握军队,当然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已经不重要,因为信息化强军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他们已经找到比士兵更主要的武器。通过股份制改革完成红色家族对国有企业、人民资产的瓜分,再通过香港的金融市场大量的转移国有资产,抢劫人民的财富完成盗国,所谓的改革,就是用改革的名义去盗取人民的财富,所谓开放,就是用开放的谎言去骗取美国的技术,可以说江在执行邓小平制定的国家战略上没有辜负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殷切期望。

如果我们不去挖掘江泽民在军队中关于国防战略的系列讲话,如果我们不去挖掘他的人生经历进行对比,你是永远不会明白这一点的。

好了,该江绵恒登场了。

江绵恒1998年-2019年行程日志挖掘

通过中科院的官方网站,我们详细挖掘了和江绵恒相关的搜索活动记录4408条:

通过这四千多条记录,我们把江绵恒任中科院副院长之后的重点的活动和行程梳理出来。

江绵恒任职行程统计表:(摘录)

这张长长的表格由于篇幅的问题我们只能选择摘录主要的部分,根据这张表格可以挖掘出以下内容:

A 江绵恒的任职变化

1998年江绵恒任职上海冶金所所长,1999年底调任中科院副院长,兼任冶金所所长,2005年8月兼任上海分院院长,2011年11月25日起不再担任中科院副院长。2013年9月开始筹建上海科技大学,江绵恒任上海科技大学校长。2015年初卸任上海分院院长一职。

B 江绵恒任职变化所涉及的领导中科院系统的科研机构变化。

在江绵恒的活动记录中,上海冶金所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不仅在中科院任职期间兼任冶金所的所长,并且冶金所的研究方向的重点调整和更名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上海冶金所2001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简称上海微信所)。而上海分院和上海分院主管的各个研究部门的机构人员调整包括苏州、杭州地区的关键人员调整都似乎是为了确立江绵恒的领导作用,并且基本上都是江家的亲信。

C 涉及人员与江绵恒的关系

在严冬生的追悼会上几乎全部重要人物全部到场:海市委书记韩正,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陈至立;党组书记白春礼,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刘伟平,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上海市政府、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等部门、单位、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欧美同学会等社会团体及各界人士、第三世界科学院等国际学术组织纷纷以致电、送花圈等方式,对严东生同志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上海市政協主席吳志明,全國政協原常委、上海市政協主席馮國勤,上海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應勇,上海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徐澤洲,上海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沙海林,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尹弘,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鍾燕群,上海市副市長、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趙雯,上海市副市長周波,中科院副院長、黨組成員相裡斌,中國工程院副院長趙憲庚,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副主任高瑞平,上海市歐美同學會會長、教育部原副部長吳啟迪,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張傑,上海市政協原副主席宋儀僑,中科院原副院長、黨組成員胡啟恆,中科院原副院長、黨組成員江綿恆,中科院原副院長、黨組成員施爾畏,天津市政協原副主席、南開大學原校長饒子和,中國科協副主席王曦,中科院黨組成員、秘書長鄧麥村。熟悉中共政治規矩的人都知道,這種到場實際上是一種表態,或者政治上的戰隊,從而也表明了和江家的關係。其中絕大部分人員的名單都頻繁出現在江綿恆的行程名單中。

D 知識創新工程

整個知識創新工程分為知識創新工程試點知識創新工程一期知識創新工程二期其後是中科院白春禮院長提出的“率先行動”以及“科技先導項目”,但是知識創新工程的管理體系和主要目標被一直延續。

F 中科院與軍隊裝備研發的關係

和國家戰略相關的戰略性項目:航天科技包括載人航天神州飛船、登月計劃、神光、上海光源、物聯網、石墨烯、北斗導航、蛋白質裝置幾乎所有重大戰略計劃都是在江綿恆的領導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醫學板塊的很多項目包括P4實驗室這樣重大的項目並不在江綿恆的視野中,我們從公開的報導中也鮮見江綿恆的行程,但是這並不是說和他沒關係,因為我們在前面所有的挖掘都指向上海這個核心,指向江綿恆。

所以,我們先做一個假設,就是沉船計劃的核心機密就是這個生化武器研究計劃,而這個計劃的核心領導者就是江綿恆為代表的江綿恆,由此展開這種佈局看看是否和我們的挖掘是否符合。因為現實世界中不可能發生那麼多奇怪的巧合。

沉船計劃是一個動態地不斷修正的中共的戰略計劃,它的產生在於江澤民執政之初的1991年前後。其目的是為了防止中共竊取的國家政權和國家財富遭到整個世界潮流的衝擊而覆滅。其核心目標是針對西方主流思想所代表的美國,並且計劃通過長期的戰略準備與美國進行一次決戰而永葆政權的穩定,保證其繼承者和子孫後代的財富和對國家的統治地位。

這個戰略應該是在1995年前後基本成型,其基本思想就是通過建設全新的國家科技創新體係將幾乎全部的國有科研機構轉化成軍用科研體系的主體研發機構,通過科技成果向國有企業的轉化以及各個科技開發區的建設將整個國家經濟主體的資金轉化為私人財產實現盜國。

這種方式不僅能夠以改革開放的名義欺騙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而且能夠欺騙全中國人民。正如他們所標榜的那樣,“科技的發展是為了強國、富民,這種發展同時也能夠推動中國的現代化、民主化的文明進程,推進中國共產黨執政理念的改革,就是所謂政治體制改革”,但是實際上,不僅沒有推進民富,推進中國的文明進程,而造成一種實際上的倒退。

在中共的這種戰略佈局中,核心就是形成這種戰略上進行決戰的武器,所以一定要進行集權,只有這種高度集權才能完成盜國、保財、保命的戰略目標,實現對美國的終極決戰。集權的要求國家必須統一到江澤民所代表的上海幫為核心的國家管理及經濟金融體系中,而戰略武器的研發則高度統一到江綿恆為代表的江家手中。這是一個組織製定的戰略,代表了整個組織的最高的集體利益,所以在執行上獲得了高度的一致和統一,而不是僅僅腐敗搞裙帶關係和黨爭那麼簡單。

江綿恆所主導的戰略性研究和開發核心就是ABC,就是核武器和生化武器。這是進行戰略決戰必須擁有的武器。圍繞著這個核心,展開了武器研發、武器投放、武器控制各個方面系統的研發。基於此,生化武器的研究應該自開始就被定義為“生化基因武器”,並且從戰略思想上開始探索超限戰的新型戰爭形式。

正是基於此,“生化基因武器”的研發被作為一個高度核心機密被掩蓋和隱藏在種種謊言中,而這個“生化基因武器”就是真正的潘多拉盒子。

我們先從大概的視覺上梳理整個沉船計劃的執行和發展過程。

通過路甬祥等掌控中科院並提出知識創新工程的計劃來主導國家的科技戰略轉型;

通過中科院核心機構進行知識創新工程試點(幾乎都是軍工產品研製單位)來啟動整個知識創新工程;

通過江綿恆任職中科院副院長來掌控整個知識創新工程核心技術和關鍵項目向軍工科研的匯集;

通過陳竺任職中科院副院長來掌控整個國家的生物醫學研究領域來完成向生化基因武器研究的匯集。

通過江綿恆任職上海分院的院長逐步將國防科技的核心技術和力量匯集到上海各個大學和研究機構。

通過江綿恆任職上海科技大學校長再次將這種國防科技的核心技術和力量匯集到上海浦東的張江高新區,從而完成整個國家核心國防科技實力的私有化,完成了對整個國家國防科技控制。

而整個生化基因武器研究的核心P4實驗室的掌控也最終交付給上海的江家。

在揭開整個P4實驗的面目之前,我們挖掘一下江綿恆所主導並領導的幾個戰略性研發項目

在上面的中國科學院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列表中,幾乎所有的設施的建設都由江綿恆所主導,其中神光裝置、國家蛋白質科學研究設施、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上海光源站、高能同步輻射光源均位於上海,而大部分上海地區設施均位於張江高新技術區。而其他地區的科技設施的中樞無一例外地匯集到上海的浦東張江。

在這些資料中,我們單獨列出兩個項目:

A 中科院計算機網絡中心

4263. 江綿恆聽取網絡信息中心改革與定位工作的匯報

2001年9月29日下午,江綿恆副院長來到網絡信息中心聽取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改革與定位工作的匯報。江綿恆副院長聽取匯報後,肯定了中心改革和定位的基本思路,他明確的指出,網絡中心的定位是我院信息化工作的支撐服務機構。同時也要為下一步網絡技術的發展進行研究開發做出自己的貢獻,要有自己的目標。要圍繞院的信息化、知識創新…

發佈時間:2001.10.11

4212. 中國科技網2001網絡年會在海口召開

學所受中國科技網網絡中心的委託協辦了這次會議。中科院11個分院院長(副院長)以及海南省科技廳、海南省信息產業廳的領導和來自全國各地200多名代表出席了盛會,江綿恆副院長和海南省王厚宏副省長分別發來了賀詞,中科院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閻保平主任、廣州分院陳勇院長、中國工程院倪光南院士和孫九林院士分別在會上講了話。兩院…

發佈時間:2002.01.18

4116. 江綿恆聽取網絡信息中心改革與定位工作的匯報

2001年9月29日下午, 江綿恆副院長來到網絡信息中心聽取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改革與定位工作的匯報。江綿恆副院長聽取匯報後,肯定了中心改革和定位的基本思路,他明確的指出,網絡中心的定位是我院信息化工作的支撐服務機構。同時也要為下一步網絡技術的發展進行研究開發做出自己的貢獻,要有自己的目標。要圍繞院的信息化、…

發佈時間:2002.07.12

3965. 江綿恆副院長視察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

2月13日下午,中科院副院長江綿恆在中科院高技術研究與發展局局長桂文莊等陪同下到中科院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以下簡稱網絡中心)視察工作。網絡中心主任閻保平首先作了題為“全面實施知識創新工程,打造一流網絡信息中心”的工作匯報。網絡中心進入知識創新工程試點一年來,通過機構重組,初步完成了科研和支撐服務力量的新佈局,…

發佈時間:2003.02.25

3885. 網絡中心迅速落實院領導指示實施院視頻會議應急系統

,同時向有關單位通報了情況;polycom公司視頻會議設備在上海兩點到位並在本地點對點調試開通。5月1日上午院領導批准了系統實施計劃,江綿恆副院長從上海發來電子郵件,對參與工作的同志表示慰問;網絡中心為院機關網絡調配的端口設備到位;網絡中心為武漢分院網絡提供的升級改造設備和polycom公司提供的…

發佈時間:2003.05.08

3604. 江綿恆副院長視察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

3月24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绵恒一行到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视察了新建机房和超级计算环境,听取了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主任阎保平、副主任李俊、超级计算中心主任迟学斌等的工作汇报。江绵恒副院长就网络中心定位,中国科技网、中国互联网络中心、高性能计算、科学数据库等项目的发展,以及院机关网的服务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发布时间:2004.03.25

3395. 网络中心表彰IETFRFC3743标准项目组

络信息中心召开内部表彰会,表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IETF标准 RFC3743项目组成员。网络中心主任阎保平博士出席表彰会并转达了中科院路甬祥院长、江绵恒副院长对RFC3743标准项目组成员的祝贺,对CNNIC多年来为推动中文上网国际化发展进程所做的积极努力给予了肯定。RFC3743标准是我国技术人员主导制定的唯一一项IET…

3052. 江绵恒等领导参观中国科技网VoIP项目展示

5月9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绵恒、信息产业部部长奚国华、中国科协副主席胡启恒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师昌绪等领导和专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网络信息中心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其间,他们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科技网网络中心VoIP项目的展示活动。 在展厅中,由视频终端、可视电话、移…

发布时间:2005.05.12

3057. 江绵恒出席网络中心成立十周年庆祝会

5月9日上午,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举行了主题为“十年一剑,共创一流”的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绵恒、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互联网络协会理事长胡启恒院士,以及师昌绪院士等专家领导和国内外的嘉宾到会祝贺。 江绵恒副院长会上作了讲话。他表示,该中心十年开拓进取、执著追求…

发布时间:2005.05.12

2905. 中国科研信息化的支撑中枢

戰。滿足信息化需求的基本條件是良好的信息化基礎設施。中科院“十五”期間信息化的全面部署為網絡中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舞台。在以江綿恆副院長為首的中科院信息化領導小組的領導下,網絡中心本著“需求牽引服務,服務帶動研發,研發提升服務”的方針,抓住機遇,積極參與心懷蹈厲,奮進有為,在中科…

發佈時間:2005.07.28

2407. 江綿恆副院長在院“十一五”信息化工作部署動員視頻會議上的講話

院信息化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信息辦主任譚鐵牛副秘書長做了題為“提高認識,創新體制,全面推進我院信息化建設”的報告,對院“十一五”信息化工作進行了部署;江綿恆副院長就加快推進信息化工作做了重要講話。同志們,大家上午好。今天我們以北京的網絡中心為主會場,各分院為分會場召開院“十一五”,或者說是院三期創新信息化…

在上列江綿恆的行程中,我們知道中科院計算機網絡中心是由江綿恆為核心領導的作為中科院信息化支撐環境建設的最重要單位,這個機構不僅擁有龐大的網絡中心機房,還擁有超算環境(高性能計算機),經過挖掘,這個超算環境是由聯想深騰6800 Cluster超級計算機為主建成的。而網絡中心建成的網絡視頻系統就是江綿恆指定的polycom公司視頻會議設備。Polycom(寶利通)目前是NASDAQ上市公司,總部位於美國加里福尼亞州的Pleasanton。1990年由Brian L Hinman 和Jeffrey Rodman所創辦的一家跨國性企業。最初是以發展三角型會議電話為主,目前專門開發高解析視頻會議產品。那麼江綿恆為什麼指定這個polycom公司視頻會議設備作為中科院系統的緊急視頻直播會議系統?只有一種解釋:polycom公司是被他展控的公司,而絕對不是利益那麼簡單。

如此,這家美國公司的背景就值得懷疑了,因為這家公司如果真的是中共展控的公司,那麼這家公司遍布美國和全球的視頻會議系統就真正地成為中共的監控工具了!

除了中科院系統的信息化支撐外,這個機構還是中國科技網、中國互聯網絡中心、高性能計算、科學數據庫等項目主要負責單位,其中中國互聯網絡中心就是IETFRFC3743標準的製定者,也是整個防火牆技術的主要領導者和核心。換句話說,防火牆以及對外黑客、網絡攻擊的核心領導權力一定在江綿恆手中。

B 上海超算中心項目

上海超級計算中心(SSC)成立於2000年12月,是2000年上海市一號工程—上海信息港主體工程之一,由上海市政府投資建設,坐落於浦東張江高科技開發園區內。它是國內第一個面向社會開放,實現資源共享的高性能計算公共服務平台。該中心自投入運行以來,為上海各行業提供了大量的高性能計算應用服務。

上海超級計算中心於2000年年底正式建成並投入運行。中心已配有“曙光4000A”和“曙光5000A”三台高性能計算機,總計算能力近11萬億次/秒。

2009年6月,上海超級計算中心已部署峰值速度200萬億次/秒的“魔方”(曙光5000A),該機在公佈的全球高性能計算機TOP500排行榜中名列第十,上海超級計算中心已躍升為世界上計算能力最強的高性能計算中心之一。

在上海科技大學的網站上,我們看到上海超算計算中心的使用方法

上海超級計算中心

ON2014-12-19文章來源科技發展處CATEGORY儀器平台新聞

上海超級計算中心(http://www.ssc.net.cn/index.aspx)是國內第一個面向社會開放,資源共享、設施一流、功能齊全的高性能計算公共服務平台,上海重要的信息技術基礎設施,目前“魔方”(曙光5000A,2008年世界排名第十、亞洲第一)、“蜂鳥”(IBM集群機)等超級計算機,同時配備豐富的科學和工程計算軟件,致力於為國家科技進步和企業創新提供高端計算服務。

上海超算現為我校用戶開設專用帳戶,並提供專用硬件資源。我校用戶可免費參加上海超算年度用戶培訓和專場培訓和講座。此外上海超算指派專人,通過用戶平台、電話或電子郵件為我校用戶提供技術支持,工作時間2小時內響應用戶疑問。

我校用戶應根據研究需求向校科技發展處提出計算資源申請(附件1、2),科技發展處負責收集、審批和向上海超算提交用戶申請。

但是,不會這麼簡單,因為這個位於張江的超算中心,才是科技大學的網絡神經中樞,也是整個張江的神經中樞,甚至中國的神經中樞。

當然關於這個神經中樞的故事是另一個挖掘系列的主題。

第四部分:P4實驗室和潘多拉盒子

在挖掘P4實驗室的真正真相和本質時,有一個核心問題一直在引導著我們,這就是錢。無論從什麼樣的管道來竊取技術和關鍵的技術人員,都需要資金。這種資金在中共國內是通過將國家的科技項目軍方化來獲取大量的資金和經費的,就是從事軍方項目的開發的機構和主要研究和開發者是中科院系統的用於民生項目和民用的科研單位和科研人員,這樣國家在不增加軍費開支的情況下可以名正言順地進行軍用技術的研發,把整個國家科研團隊變成軍方的科研團隊,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前面的挖掘文章中已經提及過。所以,生化基因武器的研發一定是打著國家的名義正經的是為了民用而進行的。理解了這一點的重要性,也就明白了為什麼江綿恆不在中科院主導和領導這個龐大的團隊,而是由陳竺來領導。一方面是由於陳竺的醫學研究背景更加適應這個領導工作,另一方面是因為這個項目的保密性,是絕對不能暴露的,一旦暴露,CCP將成為人類的罪人,會被徹底斷送,最終接受國際法庭的審判,因為這種行為和活摘器官或者迫害宗教信仰人士是具有本質的區別的,是真正地反人類罪行,必將接受人類世界的一致抵抗和最終審判。

在前面的挖掘文章中我們已經揭示了P4實驗室的想法和規劃是在2003年的SARS之前,當時軍方要建一個P4實驗室,出於保密的考慮和避免引起美國等西方國家警惕而放棄軍方建設的想法選定武漢病毒研究所來主持P4實驗室的建設。也正是如此,中共才需要一個藉口來整合幾乎全部的國家的生物醫學科研力量來進行病毒研究,而這個藉口就是2003年的SARS。

SARS機遇

發生在2003年初的這次由冠狀病毒引起這次疫情挖掘其產生的根源是出自實驗室還是自然變異產生似乎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這次疫情產生的後果,就是給中共的生化基因武器的研製製造了一個天大的機遇。這次疫情的直接結果就是催生了一份報告的產生:“2003年4月22日,陳竺等22位中國科學院院士聯名向國務院提交了《以非典型肺炎(SARS)防治為切入點,構築預防醫學體系,全面加強我國醫學科學研究》的報告。該報告對當前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研究、構築我國預防醫學體系、建設強大的國家醫學科學創新體係等提出了意見和建議。國務院領導同志對該報告作了重要批示。”自此,如前文所述,陳竺領導的中科院生物醫學板塊的幾乎全部科研機構全巢出動。

我們來看看在這個時間點前後出現的幾個關鍵人物及相關的挖掘資料:

1、  田波 田波早在1989年高尚蔭去世過執掌武漢大學生命學院病毒系,並兼任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及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而武漢大學的病毒研究早已由植物病毒研究轉向醫學病毒的研究。

2、  陳竺  1989年7月,陳竺夫婦回國。1997年出任上海市科協副主席;1998年,出任中國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成為973計劃首席科學家;2000年10月,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2003年,當選為國際科學院協作組織主席,同年當選為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2003年5月,國家防治“非典”科技攻關領導小組成立時,已對非典病毒有所了解的陳竺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意見,並因此被任命為副組長。

3、  饒子和  1997年從牛津大學回到清華大學,創建清華大學結構生物學實驗室。2003年3月,饒子和擔任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長和系統生物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生物大分子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至2007年3月)。2003年“非典”爆發之時,饒子和院士臨危受命,克服各種困難,組成了一支富有戰鬥力的“SARS研究小組”,僅三個月就在世界上解析了首個SARS病毒蛋白質(主蛋白酶)的三維空間結構,為抗SARS藥物研發提供了關鍵結構依據。

4、  郭德銀  1996.1 – 2002.9,在芬蘭赫爾辛基大學生物技術所做博士後和docent,2002年回國後主要從事肝炎病毒和艾滋病毒的研究工作,在SARS爆發後擔任武漢大學SARS病毒攻關組組長,承擔了國家重大基礎研究”973″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項目,在SARS病毒分離鑑定和基因組複製表達等方面做出了重要成績。2003年由本人主持申請《教育部病毒學重點實驗室》獲得批准,為學科建設做出了貢獻。

一篇題為《從生化和結構視角深入揭示SARS冠狀病毒RNA甲基化機制》的學術論文,2011年發表在病毒學領域主流權威期刊《公共科學圖書館病原卷》上,武大學者在SARS病毒研究方面再次取得重要進展。該論文是由現代病毒研究中心、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郭德銀教授領導的研究組完成的,共同第一作者為生命科學學院青年教師陳宇和研究生蘇測洋,著名病毒學家田波院士亦為作者之一。2003年SARS病毒爆發後,現代病毒研究中心迅速開展相關研究,田波率先設計合成了能夠抑制SARS病毒複製的一組多肽,對SARS病毒的防治工作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郭德銀領導的研究組一直堅持研究SARS病毒的複制與致病機理。2009年率先發現並鑑定SARS病毒複製活動中至關重要的基因組甲基化修飾功能,並在國際著名學術期刊《美國科學院院報》發表論文,在學術界引發巨大反響。

目前,郭德銀開展的研究聚焦於SARS病毒RNA甲基化修飾和免疫逃逸直接相關的另一個甲基轉移酶(2′-O-MTase)。通過生化分析與解析SARS病毒蛋白複合體(nsp16/nsp10/SAM)晶體結構,深入揭示了SARS病毒2′-O-甲基轉移酶的功能機制,有助於研製短肽或小分子化合物抑制該複合體形成,進而抑制SARS病毒的感染與致病,為研發抗SARS病毒新型特異性藥物提供了一個新的途徑。

據了解,SARS病毒雖然已經得到控制,但自然界野生動物群體中還存在類似的冠狀病毒,SARS病毒再次爆發的風險依然存在。研究發現,RNA病毒複製過程與以DNA為遺傳基礎的DNA病毒和細胞形態生命形式有明顯的不同。由於RNA基因組複製酶缺乏糾錯功能,因此,RNA病毒變異率較高,容易產生抗藥性或者是疫苗失去免疫效果,新發、再發和難以控制的病毒一般都是RNA病毒,世界主要國家對RNA病毒的研究格外重視。我校研究人員在SARS病毒方面的研究成果揭示了RNA基因組複製和RNA病毒致病分子機制新知識,為新型抗病毒藥物的設計和篩選提供了重要基礎。

該項研究是多個實驗室密切合作的結果,其中蛋白質複合體結晶與結構解析工作主要與南開大學劉新奇教授合作完成,分子間相互作用的微量熱測定是與生命科學學院梁毅教授合作完成,部分放射性同位素標記實驗在赫爾辛基大學Tero Ahola博士實驗室完成。

武漢大學現代病毒中心由田波創建,擁有當時全國高校唯一的三級生物安全(P3)實驗室。

5、  王林發  1989年王林發加入了澳洲莫納什大學分子醫學研究中心實驗室,後又為澳大利亞聯邦科工組織(OSIRO)工作,現任高級首席科學家。2003年,中國發生SARS疫情,王林發又作為世界衛生組織專家組SARS科研顧問成員之一,回到祖國進行“SARS病毒宿源”考察研究,並大膽設想SARS病毒的根源來自於“蝙蝠”,這一研究成果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也為未來預防SARS突發奠定了重要的科學基礎。

6、  袁國勇  1981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並在2001年至2011年作為港大微生物學系的主任,他是個傑出的微生物學家,傳染病專家和外科醫生。他在這三個領域的成功可以從他在總多機構獲得的榮譽體現出來,袁教授是香港醫學科學院的病理學家,外科專家,皇家內科醫學院榮授院士(愛丁堡,倫敦),英國格拉斯哥皇家醫學院外科榮授院士和美國醫學院士。

因為他在新發傳染病的專長和貢獻,袁教授在2000年被任命為香港大學巴斯德研究所所長以促進香港大學和法國巴斯德研究所之間的合作。他的研究特點是針對對各種病床上的各種疑難雜症尋找治療方法,然後把臨床樣品帶到實驗鑑定新型的致病病原體,許多動物源性的病源就是這樣發現的,利用實驗室的研究發現和他的經驗以及領導才能協調醫生,微生物學家和流行病學家,他曾多次幫助政府控制疫情在小區,醫院或動物中的爆發。

袁教授是廣為人知的傳染病專家,他的專長在控制2003年的SARS全球爆發中得到了印證。他在發現SARS感染病源體,即SARS 冠狀病毒,的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病毒的鑑定是疫情最後得到有效控制的關鍵。多年來,他帶領他的團隊發現倆超過50種新病原體,包括了人類冠狀病毒HKU1,蝙蝠類似SARS冠狀病毒,蝙蝠冠狀病毒HKU2-24 和很多細菌,真菌以及寄生蟲,這些病原體都以香港或中國命名。他在1998年首先在Lancet(柳葉刀) 醫學期刊發表了關於禽流感H5N1實驗室診斷的論文,這篇論文已經倍引用超過500次,為表彰他在傳染病領域的貢獻,香港大學在2005年聘任他為霍英東傳染病學教授,同樣在2005年,為突顯港大在該領域的成就和貢獻,中國科學技術部授予香港大學新發傳染病國家重點實驗室,這是中國大陸地區以外成立的第一個國家重點實驗室,袁教授為首任實驗室主任至今。

7、  管軼  在2003年5月,香港大學管軼博士與深圳疾病研究中心發現帶有類似SARS的冠狀病毒。因此,廣東政府暫停售賣果子狸,以及關閉所有野生動物市場。(根據另外一篇回憶管軼的實驗室是和鍾南山簽訂對病因調查的協議的,而調查的經費來源於美國,給美國的導師韋伯斯特發電子郵件,說我正在廣州,這裡爆發了一種不知原因的疫病,有醫護人員感染死亡,不能排除有流感的爆發,緊急要求10萬到15萬美元作為調查費用)

可是,另一支中國的研究隊伍卻有不同的發現,他們認為根本沒有證據顯示果子狸帶有SARS病毒。因此,政府恢復果子狸的售賣。自2003年10月,管軼博士每個星期都會到廣州與深圳的野生市場收集樣本。當他樣本帶回香港研究時,他在發現冠狀病毒,更重要的是,在基因排列中,這些樣本與初期的沙斯病毒非常相似。這些發現也確認了沙斯病毒會再次爆發,此後,廣東在12月再有懷疑個案出現。管軼博士在研究後立刻寫信給香港與澳門當局,並傳到中國衛生部及疾病控制中心,廣東政府在2004年1月3日邀請他到廣東去證實他的發現。他把詳細的基因排列與分析呈上,發現動物的病菌與沙斯病毒相似。這些發現使廣東到呼吸道疾病學院院長鐘南山教授知道沙斯再次爆發的機會,因此他致電,告知他有關沙斯再次爆發的危險。此後,廣東衛生局與農業局在省內的農場與市場殺死所有果子狸。

8、  石正麗  2003年任武漢病毒所研究員,主要研究內容,對蝦白斑綜合症和托拉綜合症病毒的核酸點雜交方法。

9、  舒紅兵  2000年-2004年,舒紅兵任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長江學者計劃特聘教授。2003年-2005年,舒紅兵任美國猶太醫學研究中心及科羅拉多大學健康科學中心免疫學系副教授。2005年回國任武漢大學生命學院院長。“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

10、  胡志紅  2001年起任中科院武漢病毒所所長。2003年春季,肆虐的非典突如其來。胡志紅在所內緊急組成了由10多個年輕科研人員構成的“非典攻關小組”將研究重點從普通病毒研究轉移到了攻克非典病毒的課題研究方面。2003年4月26日,胡志紅和她的同事們首次從非典疑似病人的中觀察到了冠狀病毒樣顆粒;不久他們又從果子狸的體內檢測到了非典病毒。

11、“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2003年由郭德銀主持申請《教育部病毒學重點實驗室》獲得批准。

2005年12月19日至20日,記者探訪了武漢大學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簡稱病毒學實驗室),這是抗擊上述疫情和疾病的權威科研機構之一,該實驗室整合了武大生命科學學院、醫學院、化學與分子學院、藥學院及中科院武漢分院病毒所等學科和科研單位的力量,代表著國家水平。

據了解,該實驗室目前擁有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A3實驗室、中國典型培養物保藏中心、中國病毒資源與信息中心、艾滋病中心等中國內地一流條件和技術平台,由著名病毒學家田波、桂希恩等專家領銜。

武漢大學醫學部西門外的生物安全三級動物實驗室(簡稱A3實驗室),該實驗室位於動物實驗樓、檢測樓和動物生產樓三棟小樓環繞而成的神秘之地。

A3實驗室於2003年8月建成,主體建築面積1500平方米,由國家發改委、教育部和武漢大學共同投資,是目前經國家認可的國內規模最大的生物安全三級動物實驗室,可從事SARS冠狀病毒、結核分枝桿菌、艾滋病病毒、出血熱病毒等10種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研究。

高級實驗師唐志佼介紹,A3實驗室核心區500平方米,可以容納50隻猴子同時做實驗。一般來說,大動物就是一個籠子裡面裝一個,整個動物實驗樓分三層,一樓是普通區,二樓是動物無菌實驗室,三樓是感染性實驗室。

實驗室對面的四層樓是生產樓,將近2000平米,主要是用作動物繁殖和保種。生產樓中飼養了5萬餘隻小鼠、猴子、兔子等動物。緊挨生產樓的兩層側樓是檢測樓,備有解剖室、病理室、檢驗室、微生物室及標本室等。

在實驗大樓一樓的中控室,記者戴上鞋套,深入幾間實驗室,這些房間里分別裝著猴子、小鼠和白兔。在裝有小鼠的房間,靠近門口的工作台上,一隻只活蹦亂跳的小豚鼠被科研人員手腳麻利地放在電子秤上稱重;另一部分科研人員則在為小小豚鼠灌胃。

“這些動物即將到二樓進行實驗,先在這裡適應環境。”唐志佼說。

這一天,在實驗室核心區做病毒實驗的是武漢大學免疫系博導、教授劉君炎和A3實驗室工程師付博文。

下午1時30分,劉君炎和付博文先後進入到實驗室核心區,在之前,他們已先後穿起了2層防護服,戴上了兩層口罩、眼罩、防護鞋、手套等。

劉君炎在做的是結核桿菌實驗,自12月9日起,劉教授已10多次進入實驗室,在裡面呆的時間近20小時。他告訴記者,這次實驗的主要動物是小鼠和豚鼠,現在小鼠是100只,豚鼠大約有70多只,實驗主要是觀察小鼠感染結核後疫苗的治療,觀察新疫苗的效果。

下午3時27分,記者在顯示屏中看到,301房間內,身穿白色防護服,全副“武裝”的劉君炎將一隻白色小鼠從籠中拿出,放在手中,拿起佩有橢圓形針頭的針管,向小鼠嘴中灌一種紫褐色液體,然後將其放在工作台上的另一隻裝有飲料的籠中,如此反复,總共有4隻小鼠被注射了此液體。

緊接著,劉君炎在另外幾隻小鼠體內註射了另一種液體,並把它們放到別的籠中。

做完以上全部工序,劉君炎將兩隻籠子放到隔離器中,開始清理工作台上的工具和雜物,將其打包放入傳遞箱,隨後打開紫外線燈,在房間內消毒。

下午4時50分左右,劉君炎和付博文依次脫掉防護設施,進行沐浴,之後,兩人走出實驗室。沐浴過的水經過消毒後,排入公共下水管。

安全防範三道關

在病毒實驗室,安全永遠是第一位。實驗室將進行生物安全防護,使實驗室的結構和設施確保工作人員在處理含有致病微生物及其毒素時,不被實驗對象侵入感染,並保證周圍環境不受污染。國際上根據微生物及其毒素的危害程度不同,將實驗室分為四級,一級最低,四級最高。

A3實驗室是第一家得到國家實驗室認證委認證的機構。

“由於A3實驗室存在感染風險。”唐志佼告訴記者,“為此,我們對進入A3實驗室的科研人員要求非常嚴格,不管他水平有多高,要進入實驗室必須過三關。”

第一關是簽訂知情同意書,對實驗室的危害及污染情況有基本了解;第二關是進行嚴格體檢,體檢內容包括心肺胸腔透視和驗血(保留本底血清)等,如果發現科研人員心臟機能不健全,或存在呼吸道疾病,就不能進入該實驗室;第三關是培訓,時間一般是7天到10天,培訓內容多達10萬字。

為了防止病原微生物洩漏,實驗室採取了極為嚴格的措施。進入實驗室核心區,要經過多道防線。首先是一條走廊,那裡沒有任何致病微生物,被稱為清潔區;往裡走,依次是半污染區、緩衝間和核心區。

唐志佼告訴記者,每往裡進入一個區,氣壓都要低一個檔次,這樣核心區的氣壓達到負50至60帕,萬一發生意外,核心區內的病毒也不會向外擴散,整個實驗室內的氣壓比室外要低,因此,自然條件下空氣永遠是朝著室內流動,而且進入和排出實驗室的空氣,都採取了嚴格的過濾措施,室外空氣在被送入室內前,先要經過送風機過濾消毒,因為室外的空氣中含有微生物,進入實驗室會影響實驗結果。

唐還對記者說,正在進行實驗的A3實驗室內如果斷電,後果將不堪設想,因此,A3實驗室採用了三套電源三條線路:主供電源、備供電源和應急電源。

武漢大學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病毒學實驗室完全有實力承擔起國家抗擊疫情的重任。

2005年以來,我國共有11個省區、23個地市、30個縣(市區)、55個鄉鎮、112個村發生30起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武漢大學病毒學實驗室也迅速展開研究,從麻雀身上發現類似禽流感病毒,可以感染鴨,便將其研究結果報告給有關部門。

2003年初,一場突如其來的SARS疫情肆虐華夏大地之際,剛剛啟用的A3實驗室,便迅速背負起了SARS疫苗研製實驗的重任。

當年4月,中國醫學基金會新藥發展基金管委會籌措1.5億元,組織有關單位專家聯合研製“人用SARS病毒滅活疫苗”。

2003年9月,這批疫苗在A3實驗室開展SARS疫苗的猴體實驗。2003年10月13日晚,來自四川的18只恒河猴秘密運抵實驗動物中心。此前,從武漢大學醫學院各部門抽選的23名專家和骨幹提前住進了隔離區。實驗人員按低、中、高三種劑量,給猴子注射了SARS疫苗,並準備給它們注射SARS病毒。

2003年11月19日,我國“人用SARS病毒滅活疫苗”動物實驗在武漢大學A3實驗室取得成功。據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已批准該疫苗進入臨床試驗。

在A3實驗室,病毒實驗室的田波院士研製的抗非典用多肽藥,也進行了實驗,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

12、“武漢病毒研究所P4實驗室”

2003年2月,時任中科院武漢病毒所所長胡志紅突然接到時任中科院副院長陳竺電話,承擔承建任務胡志紅馬上召集研究所黨政領導班子商議,決定由時任副所長袁志明負責P4實驗室的籌建,同時電令在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做訪問學者的袁志明結束行程,立即回國準備P4實驗室建設相關工作。

2003年3月25日武漢病毒研究所向中科院生物局提交了“關於建立P3 和P4實驗室的請示”報告

2003年4月5日至11日袁志明隨陳竺赴法國,就P4實驗室建設和新生疾病研究尋求合作,同法國研究和新技術部部長Haignere女士協商,達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陳竺和袁志明在里昂考察參觀P4實驗室。時任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公使銜參贊王紹琪與陳竺和袁志明共商中法合作事宜。王紹琪讓袁志明留在大使館的機要室,寫了一份近萬言的內部報告發回國內

2003年5月3日中科院召開院長辦公會,討論P4實驗室建設可行性報告。

根據以上的資料(大部分資料在前面的文章中出現過),我們基本列出了參與SARS、MERS、2016年豬瘟病毒、2019新冠病毒研究的幾乎所有重要的人物。在這個名單中,石正麗和舒紅兵先被排除在2003年的SRAS病毒研究之外。

這個生化基因武器的研究如果是以冠狀病毒為目標研製新冠病毒的話,主要人物一定在這個名單中。而後面的P3、P4實驗室則是從事這種研製的必要條件。

我們先看看管軼在不在這個團隊了。我們這裡有一篇文章,是2013年對管軼的一次採訪的口述記錄。

管軼教授口述:2003年港大實驗室是如何鎖定SARS源頭的?

見到管軼是2013年2月22日下午,在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實驗樓五層,可以眺望山景的寬敞辦公室裡。他剛剛結束三天的國際會議,從日內瓦返回香港,看不出長途飛行和時差的疲倦,沏上一壺大紅袍,談起病毒,神采飛揚,眼裡熠熠發光。“我是獵人,就是來圍捕病毒的。”管軼說,他就是帶著這樣的使命感從美國回到港大工作的。

為什麼港大的流感實驗室能夠最早找到SARS病原體是冠狀病毒?為什麼他的課題組可以最早確定SARS病毒的宿主是果子狸?管軼的答案足夠自信:“因為我們一直在做動物流感,有足夠的研究經費,有專業的研究團隊,有病毒反應系統,我們早就準備好了。”

原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13年第10期

口述管軼,香港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和流感研究中心主任

撰文王鴻諒

尋找標本

2003年初,在江西老家陪母親過完春節,2月8日我就回到香港,回來就發現情況異常,我太太說,有很多人從深圳來香港買醋。我就上網查,珠三角好幾個城市,中山、順德、河源、東莞、深圳都有異常。我本人的第一反應,是不是大流感來了?

SARS病毒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應?因為我就是研究禽流感的。1993年我到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讀博士,我的導師是著名流感專家肯·蕭瑞吉(Ken Shortridge)教授。後來他又把我推薦到美國田納西州孟菲斯市的聖裘德兒童研究醫院,跟隨著名流感研究專家韋伯斯特(Robert Webster)教授。1997年香港禽流感大爆發,18人感染,6人死亡。當時我們對這種高致病性的H5N1禽流感病毒了解還很少,我和導師韋伯斯特趕到香港做調查,我的研究重點從此轉向了禽流感。我們在美國的研究結果顯示,禽流感一定還會回來的。1997年的禽流感危機結束,我還在香港停留了3個月,就是想等待這種病毒。我們還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申請了課題,“亞洲大流感的準備和防禦計劃”,每年有幾百萬美元的研究經費。2001年到香港大學工作,我是帶著使命感回來的,我是獵人,就是來圍捕病毒的。

2003年2月9日上班,我已經決定介入調查,跟課題組裡的鄭伯健博士一起去廣州,他是廣州人,在那裡讀完碩士和博士,可以牽線聯絡。當時我還在港大的微生物系,第二天開會時跟系主任袁國勇說了一聲。2月11日,我跟鄭伯健到了廣州。那天廣州剛好在召開新聞發布會,第一次通報內地的患病情況,305個感染者,其中105人是醫護人員,死亡5人。鐘南山院士也在發布會現場,我就在他的辦公室裡等他。這次會面是鄭伯健聯繫的,也是我正式跟鐘南山認識。鐘院士知道我們的流感實驗室,當天我就跟他簽了協議,雙方合作對病因進行調查,他給我們提供病人樣本,我們第一時間通知他結果,雙方對結果達成共識之後,才能匯報和發布。

當時在廣州沒有感覺到特別異常,街上偶爾見到有人戴口罩。當晚9點多鐘,我在白天鵝酒店給遠在美國的導師韋伯斯特發電子郵件,說我正在廣州,這裡爆發了一種不知原因的疫病,有醫護人員感染死亡,不能排除有流感的爆發,緊急要求10萬到15萬美元作為調查費用。第二天,2月12日早晨六七點,導師給我打電話,說錢已經到賬,可以用了。錢來自我們在NIH申請的流感項目,這就是我們課題組的反應時間,一兩百字的郵件,研究經費就直接打了過來,沒有任何條件。

2月12日上午在廣州第一次取標本。鐘南山不同意我們進病房,我就提了幾個要求:第一,病人要發病3天以內的;第二,體溫要38.5攝氏度以上的;第三是有比較明顯的肺炎識辨改變的。一共取了30多份標本,分別來自廣州呼研所和胸科醫院。標本就是病人的鼻咽拭紙和痰液標本。標本最好的隔離方式,是一層層的密封隔離,我們是長期做病毒的,有一套專業的方法,裝一層,用膠帶密封好,灑酒精消毒,放置不會融化的化學冰。再套一層,再消毒,放冰。這30多份標本,一共套了三四層,包好放在電腦包裡,下午我們就坐直通車背回了香港。理論上,這種越界帶標本是不好的,但這是特殊情形。

到了港大是下午六七點鐘,直接就進實驗室了。港大的流感實驗室,是我導師肯·蕭瑞吉的,2003年他退休之後,實驗室就傳給了我。當時只有我和同事佩里斯(Malik Peiris)是流感課題組的,他是斯里蘭卡人,1995年從英國來到港大。我們都考的PI(實驗室主管),我做禽流感,他做人流感,所以拿回來的標本也分成兩組,一組由我負責,做流感;一組由他負責,做其他的臨床病毒學標本。

禽流感誤區

大概兩三天后實驗室有了結果,在標本中發現了多種病毒,有腺病毒、人的甲三型流感等等,但沒有禽流感。回想起來,我在尋找SARS病毒的過程中,犯的最大錯誤,就是一開始就執著地認為是禽流感。

為什麼我會有這種判斷?2001和2002年,香港都爆發了禽流感,規模比1997年大得多,病毒也有了多個變種。2003年2月13日,香港又出現了一樁禽流感的家庭感染事件,一個香港家庭回福建平潭老家探親,小女兒大年初四在平潭死亡,返港之後,9歲的兒子和父親一同入院。也就是說,我從廣州取完標本一回來,就遇上了這兩個病例,他們的症狀跟“非典”太像了,發燒、肺炎、呼吸功能衰竭、白肺,也有傳播的家族性。

我們在實驗室裡連夜加班,到2月16日,兩個病人標本的實驗室結果基本上就全部出來了,當天下午6點半,我和佩里斯就跟美國的課題組老闆韋伯斯特聯繫,我覺得我回來的任務就是攔截流感的,如果真是禽流感爆發,要馬上通過WHO向全世界預警。2月17日下午大概兩三點,香港衛生署召開了一個會議,由署長陳馮富珍主持,袁國勇、我和佩里斯都在,陳馮富珍已經從袁國勇那裡知道我們從內地拿回了第一批標本。

2月18日,我一個人再去廣州取標本。當時我有個偏執的感覺,認為沒有找到禽流感病毒,是標本取得不好。香港的那對父子的標本就是這樣,一開始的結果一個陰性,一個陽性,陰性的那個再取一次標本,做出來才是陽性,因為肺炎氣管比較深,要鼓勵病人咳嗽,把深處的痰咳出來,取深度標本。這一次去廣州,我給鐘院士打電話沒有人接,當時就感覺有些不對勁,我找到了他的助手,一個副院長,問他鐘院士是不是出事了,他說有一點,我說沒事的,我去見他。當晚我就買了個果籃,去鐘院士家裡,我們就在沙發上對坐著,也沒有戴口罩。他的臉色不太好,但燒已經退了。鐘院士的確很了不起,他每天接觸那麼多的病人,中招也是難免的。我把實驗室的結果跟鐘院士說了,提出這次要自己親自去醫院取樣,他同意了。以前我在協和讀研搞兒科,就是研究呼吸道傳染性疾病的,後來又做過10年醫生,並不怕呼吸道傳染疾病。

2月19日,我在胸科醫院取了一天的標本。上午10點多鐘到醫院,自己看病歷、挑病人,醫院抽血技術最好的護士長和另一個醫生給我做助手。胸科醫院沒有電梯,二樓到三樓之間要上樓梯,八九十斤的吸痰管子,我一個人跑步扛上去的。我戴著兩層手套和兩層外科口罩,先戴口罩,再戴手套,口罩要定期更換,因為濕了就沒用了。換的時候脫掉第一層手套,再取口罩。每個選定的病人,都要拍他的背,讓他咳嗽。

從10點多鐘,一直做到下午3點半,連飯都沒有吃,一共取了30多個病人的標本。取完我就直接返回香港。這些標本回來之後,又是一式兩份,分兩組來做。這一次的標本,做的過程很緊張,其間發生了一些小插曲。2月23日清早,直接有一輛車在港大等我,鐘南山先生也在車上,要接我到廣州開會。下午的廣州會議上,國家CDC(國家疾控中心)和廣東CDC(廣東疾控中心)的很多專家都在,前半段主要是中國工程院的洪濤院士和我在講,後半段就是討論。洪濤說他們發現的病毒是衣原體,而我本人犯的錯誤呢,就是還認為是禽流感,是H5,我說要繼續追踪,而標本是關鍵,沒有好的標本,就不能找到正確的病毒。關於能不能讓我再帶走新標本,引起了激烈的討論。

在廣州住了一晚之後,第二天,2月24日,我得到了答复,通過高層領導的批示,允許我再帶走6份新的標本。這次回香港我不用自己去坐直通車,有專車把標本和我一起送回港大,疾控系統的兩名研究者隨車,並且留在香港等待實驗室結果。這種勞師動眾,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心理壓力。實驗室結果出來之前,2月28日他們突然離開回了廣州,因為當時衛生部有了命令,必須在3月3日“兩會”召開之前出結果,他們就對這邊的研究不感興趣了。我當時的政治嗅覺沒有這麼敏銳,只是覺得很奇怪,科學上的事情,怎麼可以這樣?28日這天,還發生了另一件事,又有一個病人被確診為禽流感,這個女孩2月24日在廣州中醫院入院,28日死亡。她家就在街市附近,每天放學都要經過。這是2003年2月份,在我手上確診的第三例禽流感。我的懷疑因此更執著於禽流感。

冠狀病毒

從3月3日“兩會”開始,我們的研究反而沒那麼緊張了。我就跟鐘南山商量,在廣州也做一個實驗室,從3月3日到3月18日,這兩周半的時間,我在香港廣州兩頭跑。這時候,香港的SARS也爆發了,威爾斯親王醫院大量醫護人員感染,有了本土的病人標本,佩里斯這一組的研究,開始更注重香港本地的標本,通過系主任袁國勇,他能夠更便捷地拿到香港的標本。

我記憶裡,是差不多3月18日,實驗室終於把SARS病毒種出來了,3月19日我們開了一個網上會議,佩里斯就告訴我,我們有一份病毒了,比美國人早。港大正式對外宣布是3月22日晚上,但我們真正知道這是冠狀病毒還是第二天。3月23日早晨,袁國勇、我、佩里斯和另外一個同事,四個人一輛車,去香港政府的病毒實驗室,我們一起去看病毒的片子,看了幾百張,確認是冠狀病毒。等我們回到瑪麗醫院,美國那邊的電子郵件就來了,他們找到的也是冠狀病毒,我們比美國早12~24小時找出病毒。這就是港大領先的時間。

說到冠狀病毒,我有一本師傅留下的很舊的書,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本書,《脊柱動物病毒學》。早在2月18日,我坐在那裡翻,在某一章停下來,講的就是IBV,一種鳥類的冠狀病毒,我就在這頁夾了一個標籤,讓我的一個學生去查一下,IBV現在叫什麼名字。結果他沒有去查,他做科研的態度很不好,不負責任,這讓我很生氣,SARS之後就炒了他。不過我也不遺憾,冠狀病毒的結果最後還是沒有逃出我們的實驗室。

可是,接下來的事情卻不太愉快,我認為論文應該把鐘南山他們也加進去,因為我們的課題是從跟他們合作開始的。但袁國勇和佩里斯不同意,理由是這個病毒是用香港病人的標本分離出來的,而不是內地的標本。這太不厚道,鐘南山給我們的標本,讓我們至少提早起跑了20天,怎麼可以說沒功勞?而且,內地的標本並不是分離不出病毒,2月19日我取的標本,我這一組自己分,後來就分離出病毒了,那個病毒就是目前人類最早的SARS冠狀病毒,叫廣州50( G50)。最後佩里斯寫出來的論文裡,依舊沒有提到我們任何內地的合作夥伴,我很生氣,跟他大吵了一架。這個事情,讓我看到每個人都有自私的一面,這也是讓我覺得很遺憾的地方,SARS研究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提升的過程,對我們來說,卻是一個團隊分化的過程。

SARS的研究有兩個很重要的問題,第一,SARS是什麼,第二,它從哪裡來?找到了冠狀病毒,是完成了第一步,那麼接下來就是第二個問題,它從哪裡來?關於這個問題,4月份我腦子裡已經有了一個方向。

我可以畫一個很簡單的圖給你看,人類已知的冠狀病毒有兩種,一組跟牛身上的相同,一組在家禽家畜身上,這兩次都與家禽家畜有關。當時全世界的冠狀病毒只有8株病毒。從進化角度來講,病毒是從鳥類到哺乳類;從歷史來講,人可能已經得過兩次SARS,這兩次都與家禽家畜有關。我也注意到,廣東的很多患病者是餐館的人,接觸野生動物比較多。這個分析圖一出來,我就有了三個判斷:第一,病毒是從野生動物而來;第二,宿主是哺乳類;第三,宿主不可能是稀罕動物,因為病毒永遠不會找很稀有的動物做宿主,它要生存好,宿主的數量越大越好。

禽流感從1997年開始,一直到2003年,它偶爾傳播到人身上,但是沒有人傳人,SARS應該只是2002年月11月16日開始,到了2003年1月30日,就出現了人傳人的超級傳播者,只有兩個月時間,證明這個病毒肯定是從跟人類比較相近的動物而來,才能少量轉化就形成人傳人,更證明它是哺乳類。如果是禽鳥的,它還會分出去。這就跟我做病毒進化是一模一樣的,宿主、特性、進化過程,等等。所以,我的方向就非常清晰了,是野生動物,不是太少的,是哺乳類的,你就這樣找。

發現宿主

4月12日廣州有一個新聞發布會,袁國勇、我和鄭伯健三個人去的,這一方面是要給內地的同仁一個交代,因為港大的第一篇論文沒有提到鐘南山和他的團隊,另外也想統一認識,希望內地不要再有兩個聲音,還在說病毒是衣原體。等火車的時候,我就跟鄭伯健說,我想來想去,有種動物可能性比較大,就是果子狸,狸字我當時還不會念,問鄭伯健怎麼讀。在火車上,我也跟袁國勇說了,結果4月16日下午,袁國勇就在香港的一個新聞發布會上用粵語告訴媒體,他認為這個病毒是從果子狸來的。這讓我很驚訝。

4月份很多研究機構已經開始尋找SARS的動物宿主,但都沒有結果。我在忙著寫關於SARS的論文,一直到5月5日才結束。5月8日上午,我帶了一個學生去深圳,跟深圳衛生局和CDC的人開會,會上也有深圳市林業局和市場管理部門的人。我把自己對於SARS宿主的分析告訴了他們,開完會,下午三四點,我們就到深圳市東門市場去做野生動物取樣了。動物標本要取的是血液、糞便、肛拭紙和咽拭紙。這個下午,我們取了9個動物的標本。第二天,5月9日,又取了16個動物。這25對標本,包括了8種動物,其中果子狸我們取了6個標本,我就是很明確的奔著果子狸去的。

2004年1月6日,廣州市森林公安警察在新源禽畜批發市場查獲86只果子狸

我們整個團隊才七八個人,5月9日返回香港,整個團隊都很累了,我讓他們5月10日休息一天,第二天開始在實驗室全力以赴。當天我就跟鄭伯健去了廣州,當時我們已經準備跟鐘南山院士用病毒的滅活液做疫苗。走之前,我就交代我的學生,每個標本要設三對碼,代表頭體尾,25對標本,每個都要這樣做。很快,5月11日下午一兩點鐘,實驗室就已經有了結果,學生給我打電話說:老闆,有陽性。我馬上坐直通車從廣州趕回來,進實驗室,讓他們把所有照片拿給我。我只把25個標本里,三個結果都是陽性的拿出來,就是這些了,其他都不是。病毒在傳播中,它並不知道哪個動物喜歡它,哪個動物不喜歡它,所以,有的動物雖然被病毒傳播上,但是不能完成複制,只有一部分存留,全部結果是陽性的,證明病毒已經很好地完成了複製。

5月13日,我再去深圳取標本,在深圳市衛生局開會時就沒有心思了,只想快點結束去取樣。跟我合作的深圳CDC的何雅青注意到了我的心神不寧,問我是不是已經做出了什麼結果?我說,我們把5月20日設為“D-Day”吧。她愣了一下,因為她不知道“D-Day”的意思。

2003年5月15日,香港國泰航空的工作人員正在對機艙進行清潔和消毒

當晚取完標本回到香港,我們課題組在實驗室日夜加班。5月18日凌晨,兩株病毒的基因全序列做出來了,這個基因很大,我們用常規方法做,做出300多個序列,再拼成一個長鏈。我的徒弟做到深夜1點多的時候,臉都累得變色了,他來找我說:老闆啊,我可能犯錯了,拼不出來,怎麼拼都有錯誤。我就自己在計算機上拼,我拼出來之後,跟他說:你對了,我們找到了!為什麼我們的結論相反,因為我們從果子狸身上找到的一個病毒的基因序列,比人身上的病毒基因序列多了29個核苷酸,而且只有2月11日以前的標本病毒有這29個核苷酸,以後的標本就沒有了。我的學生以為自己錯了,但這其實是病毒的適應能力,這部分的核苷酸,在傳播的過程中丟掉了。根據病毒進化原則,我說我們這個是對的,我們找到了原始病毒。而且,除了這29個核苷酸,你把整個基因拿來比較,果子狸身上找到的病毒,與人類身上的病毒,有99.8%的同源性。這說明,野生動物市場,真的是人類的感染源頭。

5月18日上午,基因序列全部完成的時候,我的徒弟已經累得從沙發上滑下去睡著了。我也不忍心叫醒他,就拿了三四件工作服給他蓋上。他們的確很辛苦,我給他們的命令,就是要在實驗室日夜加班,不許離開,女生可以回去洗澡,男生就在辦公室睡。下午三四點鐘,我給港大校長徐立之打電話,告訴他我找到SARS病源了。我不知道他當時正在多倫多,當地時間還是凌晨3點。半夜被吵醒,他還是很高興,建議我把論文送去美國《科學》(Science)雜誌發表。我首先寫了一個報告,給中央和深圳市政府,這個成果不是我個人的,深圳衛生系統是我的合作方。這個報告交上去之後,我就專心做論文。

我的論文是5月22日晚上10點提交給《科學》雜誌的。5月23日是新聞發布會,我跟鄭伯健去了深圳,與深圳CDC一起,向公眾發布我們找到了SARS的病毒宿主是果子狸。港大這邊也有一個發布會,由微生物系主任袁國勇主持。

關於果子狸的結論公佈之後,也有一些爭議。《科學》雜誌的反應非常迅速,我提交論文之後4個小時,5月23日凌晨兩點鐘,雜誌社就給我回音了,說請了兩個專家審閱我的論文,認為是基因污染。我馬上回复:你們所說的基因污染我很了解,但請你到基因庫去查一查,看看管軼手上提交的基因序列有多少,這世界上還有幾個人比我掌握的病毒樣本更多,你們4個小時就做出這樣判斷是不負責任的。於是雜誌社跟我道歉,說他們會把論文重新送出去找專家審閱。後來中國農業大學陳章良團隊也做了取樣調查,他們取到的果子狸樣本中沒有找到SARS病毒。這對我確實造成了一些困擾。大概6月11日,我正在吉隆坡開SARS大會,《科學》雜誌的人又跟我聯繫,還附上當時中國的報導,說他們很難做決定,問我願不願意接受第三方實驗室的驗證。我說可以,只要那個實驗室有資質。我相信自己實驗室的結果,我也保留著每一個原始樣本。第三方實驗室的結果,支持我們的判斷,論文最後通過《科學》雜誌的審查,在線發表是9月4日。

與此同時,野生動物在短暫的禁售之後,2003年9月份,又重新回到了市場上。我再去取標本,是10月22日。那天我買了9個動物,種類是5種,豬獾、狗獾、花面狸、貉和果子狸,我的目標已經很明確了。取回標本檢測,這一批的9個標本,有7個都是陽性。11月份,每週我都會再派人去深圳取一次標本,有時我太太也去取。標本取回,進實驗室檢測。到12月份,病毒檢測的陽性率就非常高了。12月份,我自己去了廣州增槎路的野生動物市場,去了幾次,一路檢測過去,標本的陽性率越來越高。

這麼多陽性的結果要不要發布?說實話我有過一些猶豫,SARS的恐慌好不容易過去,關於果子狸的爭議一直都在,現在我突然站出來說,SARS又來了,誰會信呢?到了12月24日平安夜,廣州發現一例新的SARS疑似病例。這讓我心裡非常矛盾。2004年1月2日,我從美國新招來的一個博士堅定了我的決心,她說,不管會有什麼麻煩,SARS如果重新回來,就是大事,我們還是要報告。我剛好有香港這邊中聯辦科技辦工作人員的電話,我打過去,對方來到我的辦公室。我說了標本檢測結果,我認為已經到了做決定的時候,不然很可能會再來一次SARS大爆發。我不會中文打字,我就在辦公室裡現場寫了一封信,我們3個月來所有的調查報告的總結,寫了6張紙,由中聯辦通過他們的渠道當天傳回北京。

1月3日凌晨1點半鐘左右,時任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王智瓊打電話給我,他說:教授,你明天能不能來一趟廣州開會,中央已經把你的調查結果傳給了廣東,我們都看了。我說好。上午就帶著我的一個博士一起去了廣州。下午開會,鐘南山院士也去了,廣東省科技廳、廣東省CDC的人都在。12月24日的一例新發病人,當時廣東省CDC還沒有從標本中分離到病毒,只是拿病人的標本在做基因序列,只做出了一段,沒找到病毒。開會的時候我就跟副主任許銳恆建議,把他們的基因序列送到香港去,我感覺這個病毒跟以往的不一樣。他同意了,把手下的實驗員調去香港,跟我們實驗室的人一起比較,一個小時,結果就傳回來了,這個新發病人的病毒,跟我們2003年10月之後取樣的動物病毒標本完全吻合。

2004年3月6日,北京市科興公司的生物實驗室內,科研人員正在加緊生產“非典”滅活疫苗,為即將進行的人體試驗做準備

清剿與源頭

我的結論,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清剿市場上的宿主動物,果子狸。可能有人會覺得這很殘忍,有沒有必要?我只能說,這是經驗,這是1997年香港禽流感時我們學到的經驗,當我們清剿完了市場上的宿主動物之後,就沒有病人了。

我們在會議上達成共識之後,鐘南山院士又起了關鍵作用,他給廣東省的高層領導打電話,陳述事情的嚴重性。我們1月3日回到香港,當晚,廣東方面就召開千人大會總動員。我們約定從2004年1月5日開始清剿果子狸的行動,當天鐘南山院士來香港做新聞發布會,廣東CDC在廣州做發布會。清剿從1月5日開始,到1月12日結束,我記憶中廣東出現的最後一例病人是1月10日,總共5個病人,清剿結束之後,就再也沒有了。這證明清剿再次起了關鍵作用,廣東的野生動物市場,確實是SARS病毒的溫床。

2004年1月10日,世界衛生組織的工作人員前來視察廣州的野生動物市場,確定是否還有果子狸售賣

但是,關於SARS的研究到此就結束了嗎?遠遠沒有。除了果子狸,2006年,也有研究者發現蝙蝠身上也攜帶SARS冠狀病毒,與人類病毒的同源性是92.6%到93%之間,與果子狸與人類99.8%的同源性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這指出了一個思考方向,就是蝙蝠在病毒傳播中的作用是什麼?

2007年,我對整個冠狀病毒的生態學做了系統的總結,從進化角度來分析,我認為蝙蝠可能是所有冠狀病毒的源頭。根據病毒出現的時間,你就會發現病毒如何入侵的。冠狀病毒的出現,已經有三次,1986年,1999年,2003和2004年,中間都相差了十幾年,從進化學的角度,差得太遠了,說明病毒的傳播不是那麼直接,進化有缺口。現在依舊有幾個疑問:蝙蝠中發現了冠狀病毒,但是蝙蝠有1000多種,到底哪種才是攜帶者?病毒是否由蝙蝠直接傳到人,現在還沒有依據,歐洲、非洲的蝙蝠裡有病毒,那為什麼SARS沒有從那裡開始?蝙蝠和市場野生動物之間,有沒有中間宿主?也許現在依舊還有一種動物,帶著高度相近的病毒。真正讓市場野生動物和人感染的源頭,其實我們還沒找到。(編者註:2017年年底,中科院武漢病毒所石正麗團隊發表最新研究結果稱,已證明SARS病毒是經過幾個蝙蝠SARS樣冠狀病毒重組而來。他們推測,蝙蝠SARS樣冠狀病毒在偶然的情況下感染了雲南養殖場的果子狸,感染了病毒的果子狸隨後又被販賣到了廣東。病毒進一步在市場上的果子狸中傳播,不斷變異,最終產生一個傳播性極強的SARS病毒,感染了人類。)

至於SARS到底是​​飛沫傳播還是空氣傳播,我覺得是一個沒有什麼好討論的問題,這其實是個物理問題,就是SARS的傳播動力學。簡單地說,分子直徑越大,傳播距離越短。同一個東西,載體的分子大小不一樣,傳播的距離也就不同。這個是可以用空氣發生器在實驗室裡測試的。不過SARS的傳播動力學現在並沒有人做。因為做病毒實驗的P3實驗室是有負壓的,要做這樣的實驗就要關上負壓,這就很危險,需要穿特殊的防護服,看起來像宇航員那種,很貴,2萬元一套。我們實驗室有這種設備,但我也不想做它,太危險,價值並不太大。

其實早在2002年11月中旬,世衛組織全球流感項目的召集人斯托爾(Klaus Stohr)到中國,在廣州停留了一站,座談中有廣東省CDC的人。在這個會上,廣東的專家就跟他講了最近有一些非典型性肺炎的事情。這是關於SARS最早的信息。我也是這個全球流感項目的創始人之一,2002年5月就開始跟斯托爾共事,但我們當時沒有從他那裡知道任何信息,後來我們啟動內部檢查機制,他也是有過失的。

2004年11月19日,為測試香港政府應對突發傳染病(如SARS)爆發的反應能力,香港新界警務戰術中心舉行了代號為“楓樹”的演習

現在回顧SARS,我覺得價值在於再敲一次警鐘。希望所有的人,公眾、科學家和官員都能捫心自問,哪些地方我們做錯了,哪些地方還有改善空間?這些年傳染病防控上的確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另一方面,學界研究上的一些阻礙依然存在。其實傳染病並不可怕,怕的是做研究的人平時不用功,臨時才攻關。病毒的研究要毅力,也要能力。我現在更擔心的並不是SARS是否會再來,而是新的禽流感,H5N1如果變成人傳人,可以比SARS厲害百倍,如果這種病毒複製出一個超級傳播者,情況不堪設想。

本文轉載自《三聯生活周刊》

根據管軼的這段口述,我們基本了解了幾個事實:

1 管軼在廣州SARS病毒的取樣過程共2次取樣

2 SARS病毒在香港的檢測及確認冠狀病毒的過程

3 SARS病毒傳染給人的宿主確定為果子狸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註意管軼的兩處表述:“這一方面是要給內地的同仁一個交代,因為港大的第一篇論文沒有提到鐘南山和他的團隊,另外也想統一認識,希望內地不要再有兩個聲音,還在說病毒是衣原體。”“結果,4月16日袁國勇就在香港的一個新聞發布會上用粵語告訴媒體,他認為這個病毒是從果子狸來的。這讓我很驚訝。”通過這段過程表述,我們清楚的知道了袁國勇只是將管軼的關於果子狸的一種猜測就當成病源宿主的發現並在發布會上宣布。而果子狸的取樣和檢測是在事後進行的。

我們再看兩篇挖掘資料:

調查鐘南山【2003年】

外灘記者邵嘉翔楊曉杰王磊/報導

(原載《外灘畫報》http://www.bundpic.com)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6月20日,國內已有200多個研究機構和人員,宣布SARS疫苗研製成功或即將成功。在如此龐大的科研大軍當中,以鐘南山為首的疫苗研製小組最引人關注。

5月26日,這個疫苗研製小組率先在香港舉行新聞發布會,宣稱研製成滅活SARS病毒簡易疫苗,並稱這個疫苗有望在6月10日前問世;5月29日,這個疫苗研製小組又在廣州召開新聞發布會,鐘南山親自參加,《南方日報》以《神奇滴鼻劑可阻非典病毒》為題作了報導。報導說,再過大約20天,也就是6月20日前後(比香港發布會推遲了10天),研製小組完成滅活後,就可按一定病毒量配製滴鼻液,提供給高危人群進行臨床研究。6月20日已經過去了,但發布會上的承諾並沒有兌現。

鐘南山研製疫苗的新聞攪動了業內

受眾首次在媒體上得知鐘南山研製SARS疫苗的消息是5月26日。但這個消息並不是鍾南山本人發布的,所以他非常“反感”。

5月26日這天,對鍾南山來說,是一個讓他非常“反感”的日子。因為這天,《大公報》、新華社紛紛報導了鐘南山研製SARS疫苗的消息。甚至有消息說,預防非典疫苗有望在6月10日前問世。這些消息經過中國新聞網、新浪網等轉載,一時傳遍大江南北,在龐大的SARS疫苗科研大軍當中,鐘南山異軍突起。甚至有網友在網上發貼說,鐘南山乃神人也!

而當本報記者就此事打電話向鍾南山求證時,他卻對記者說,雖然研製小組是粵、滬、港三方合作,但5月26日的消息是香港單方面發布的,“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主任袁國勇未經我同意就向媒體發布消息,我對此很反感。”

鐘南山對記者說:“媒體上發布的消息不准確。我們研究的疫苗沒有他們說得那麼好,當然也沒有打算進行公佈。”

對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主任袁國勇,鐘南山表示了強烈的不滿:“袁國勇根本沒有參加我們的研發,合作的三方分別是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的鄭伯健博士、上海復旦大學的聞玉梅院士和我。袁國勇只是合作方鄭伯健博士的領導。”

和鍾南山通過電話之後,記者打開了中國工程院的官方網站。也是5月26日,一篇《關於用滅活病毒疫苗保護新型冠狀病毒接觸者的緊急建議》讓記者大吃一驚,因為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鍾南山和聞玉梅兩位中國工程院院士。

為什麼會在同一天發布研製疫苗的消息和緊急建議,是巧合還是有意安排?記者再次和鍾南山通電話時,他拒絕對這個問題進行正面回答。

鐘南山為“神奇滴鼻劑”召開新聞發布會

鐘南山認為香港大學對SARS疫苗研製情況的發布不准確,而一旦自己召開發布會時,也會走香港大學的“路子”。

5月29日,根本“沒有打算在媒體上公佈”研製SARS疫苗消息的鐘南山,破例了。鐘南山對記者說,原來根本沒有打算公佈,但香港公佈的不准確,所以他的這個公佈算是更正。

5月29日的《南方日報》詳細報導了鐘南山召開新聞發布會的有關情況。文章是南方日報社記者林亞茗寫的,標題是《神奇滴鼻劑可阻非典病毒》,副題是《成本低、無毒性,再過20天左右即可提供給高危人群進行臨床研究》。文章開頭是這樣寫的:“一種神奇的滴鼻劑在不久將會問世,它只需用50-100微升的劑量,噴入2—3次,就可以抵擋SARS病毒的侵入。鐘南山院士和來自上海復旦大學的聞玉梅院士分別介紹說,經過粵滬港科學家19天的聯合攻關,這一成果的研究取得了階段性進展。”

報導還說,這種神奇滴鼻劑,成本低、無毒性。記者沒有發現,鐘南山的更正和香港方面的說法沒有什麼根本不同,要說差別,只是細節上略有出入。譬如鐘南山研製的SARS疫苗“6月20日左右即可提供給高危人群進行臨床研究”,比

香港方面宣布的“6月10日前問世”晚了10天。

鐘南山疫苗成果的發布沒有經過同行評審

為什麼沒有經過同行評審而急於拿出來發表的原因,他們認為主要是為了“應急”,當然也歡迎企業方面投資。

看到《南方日報》的這個報導,記者吃了一驚。因為,《南方日報》的報導說“再過大約20天,課題組完成確認滅活後,就可按一定病毒量配製滴鼻液,提供給高危人群進行臨床研究”。而此前,記者通過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有關官員了解到,目前關於SARS疫苗,國家還沒有批准任何一種研製中的疫苗可以用於臨床研究。按照《藥品管理法》的規定,未經批准而進行臨床研究,是不允許的,也是非法的。

為了進一步核實這個問題,記者再次打電話給鐘南山和聞玉梅進行核對,他們對這個問題先是迴避,後來確認國家還沒有批准可以進入臨床試驗。沒有批准,是否在申報當中?

記者又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疫苗評審委員會委員、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長畢勝利取得聯繫,求證是否有SARS疫苗處於申報當中。

畢勝利告訴記者:“至今沒有一起研製中的SARS疫苗已經進入了申報程序。”沒有申報,那麼,是否經過了同行評審?因為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一項科研成果發布之前,必須經過同行評審,否則這項成果不會被社會承認。

記者和數名疫苗方面的專家取得聯繫,他們都說,沒有看到或者聽到,鐘南山的這項科研成果經過了同行評審。

記者和鍾南山、聞玉梅、香港大學教授鄭伯健三方取得聯繫,他們也承認這項成果沒有經過同行評審。至於為什麼沒有經過同行評審而急於拿出來發表的原因,他們認為主要是為了“應急”,當然也歡迎企業方面投資。

既然如此,《南方日報》的報導又是怎麼來的呢?難道還是媒體“發布的消息不准確”?

聞玉梅告訴記者:“《南方日報》的報導不准確。’再過20天,即可提供給高危人群進行臨床研究’的說法不是我說的。”記者追問聞玉梅,是誰說的?

聞玉梅說,反正不是我說的。

記者又和鍾南山取得聯繫,求證“臨床研究”之說的源頭。鐘南山對記者說:“我記不得了。”

記者只好找同行求證。《南方日報》記者林亞茗是《神奇滴鼻劑可阻非典病毒》一文作者,他向記者講述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在新聞發布會上,鐘南山院士說,如果非典疫情還在繼續,他們研製的滴鼻劑即可跳過動物試驗,直接提供給高危人群進行臨床研究。稿子寫好後,編輯有所刪節,並把內容放在聞玉梅院士身上。”

有專家對鍾南山研製SARS疫苗提出不同意見

俗話說,隔行如隔山。雖然鐘南山那裡有大量的資源,但他沒有研究疫苗的經驗,因此他研製的疫苗在業內並不被看好。

鐘南山研製SARS疫苗的消息公佈後,一些專家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長畢勝利對記者說:“鐘南山搞SARS疫苗這事我知道,鐘南山作為一個致力於呼吸系統的臨床醫生,可以說是學有所成。雖然鐘南山手裡有大量的資源,但他沒有研究疫苗的經驗。俗話說,隔行如隔山,

因此他研製的疫苗在業內並不被看好。”

“美國和歐洲在疫苗和藥物研發上的力量那麼強,但到現在為止,他們沒有發布任何’成功’的消息,而國內一下子竟然出現了200多個研究機構和人員,宣布SARS疫苗研製成功或即將成功。”對媒體上關於SARS疫苗連篇累牘的報導,畢勝利認為,“目前國內研究SARS疫苗和藥物的態度不端正,尤其是個別專家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不懂就是不懂,而現在一些科學家太浮躁,大家都想表功,都想爭取科研經費或企業投資,這個現像不正常。”

與畢勝利的說法相呼應,曾在美國FDA工作了13年,今年剛剛回上海的李忠明博士對記者說:“鐘南山搞的那種滅活疫苗技術上是個嘗試。”

李忠明還是《現代新疫苗》的主編,他告訴記者,鐘南山研究的是第一代疫苗,這種技術操作比較簡單,就是把活病毒滅活後輸入人體,從而能夠使人體產生抗體,“這種疫苗的好處是快速,但是也有缺點。要做滅活疫苗的前提是大量繁殖活病毒,如果要大量生產的話,就需要大量的P3實驗室。”

對“應急疫苗”的說法,李忠明表示堅決反對。他認為,無論情況如何緊急,也不能跳過動物試驗,而將疫苗直接使用於正常人體。

一位不願在媒體上透露姓名的專家告訴記者說:“我看過發表在中國工程院官方網站上的緊急建議。按照鐘院士的意見,SARS疫苗研製要打破常規,盡量減少按常規疫苗檢定步驟,力爭在2至3月內獲得研製產品。個人認為,這種做法是不可取的。因為疫苗研製要走極其煩瑣的步驟,這是必須的,世界各國公認的,SARS疫苗生產有一個漫長的過程,這是不能逾越的。”

這位專家還告訴記者說:“鐘南山在救治SARS病人時,由於人類對這種疾病還沒有認識,所以可以進行試驗性質的治療,以尋求最佳治療方案;但是疫苗是使用於正常人體,而不是病人,因此絕對不能帶有試驗性質,而必須確保安全。所以,我對鍾院士敢於在病人身上進行治療試驗並獲得成功表示欽佩,但對其研製的疫苗也要走這個路子,表示擔憂。 ”

而直接參與“神奇滴鼻劑”研製的香港大學教授鄭伯健則對記者說:“如果SARS疫情持續下去的話,我們研究的這種快速疫苗才能體現出價值,但是目前疫情已經明顯呈現下降勢頭,我們研究的疫苗已經沒有多大優勢了。現在我們發現要搞成一個疫苗也不是件簡單的事情。”

鐘南山並沒有洩氣。6月中旬,他在接受媒體記者採訪時說:“中國非典疫情已近尾聲。但誰都無法預計今冬明春是否會再次發生大規模感染,所以我們要盡快研製出應急疫苗。”

對“應急疫苗”的說法,李忠明表示堅決反對。他認為,無論情況如何緊急,也不能跳過動物試驗,而將疫苗直接使用於正常人體。

香港為何要與鍾南山合作搞疫苗

乎所有被看好的疫苗方面的專家,都在一些醫藥公司的視線之內。因此,SARS疫苗研製到處放衛星,實際是疫苗製造商在暗中較勁。

據記者了解,這個“神奇滴鼻劑”是香港、上海和廣州三方合作完成的,具體分工是:香港方面主要提供病毒株,上海方面提供製作疫苗的技術,廣州方面提供場地和一些臨床病歷。領軍人物是鍾南山。

香港既然有病毒株,為什麼不自己搞疫苗,反而要和廣州搞合作呢?

香港大學教授鄭伯健告訴記者:“我們當時研製滅活的疫苗是考慮到如果疫情持續下去,特殊的情況下可以跳過動物試驗,直接應用給臨床的醫護人員。當然,跳過動物試驗直接應用於人體的前提條件是疫情持續惡化,我們又能把SARS病毒徹底滅活,證明疫苗是安全的。但是,即使這樣,在香港也是不允許的,所以我們才把毒種提供給廣州方面,在廣州搞這個疫苗。”

香港不允許疫苗可以跳過動物試驗直接應用於人體,《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也明確規定,不允許疫苗可以跳過動物試驗直接應用於人體。如果《南方日報》記者林亞茗沒有記錯的話,鐘南山是想在非典疫情繼續的情況下,跳過動物試驗,直接將他們研製的疫苗提供給高危人群進行臨床研究。這也許就是香港方面看好鐘南山的一個重要原因。

按照香港大學教授鄭伯健的說法,把“神奇滴鼻劑”放在廣州搞,不僅有可能跳過動物試驗直接進入臨床研究,還可以搞到政府投資。

鄭伯健告訴記者說,研製這個“短、平、快”SARS疫苗的最早想法是他提議的:“針對醫護人員這些高危人群搞一個試驗性的SARS疫苗的想法我很早就有了。後來,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鐘南山,他也很支持。”

記者通過廣東省科技廳、廣東省非典防治辦公室了解到,鐘南山以中國工程院院士的名義給政府寫報告,要求研製SARS疫苗,申請立項。廣東省科技廳立項後,撥款200萬元,作為先期投資。

廣東省科技廳的張先生告訴記者說:“200萬元直接撥到鐘院士做試驗的單位。主要用於購置設備、試劑、防護服等一些消耗的東西。這是第一階段撥款,以後是否追加資金要看具體情況而定。”

“雖然是國家出資,但研究成果歸他們三方享有。”張先生說,“政府只是對一個科技項目進行資金支持。”

政府投資不足怎麼辦?鐘南山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200萬元經費研製SARS疫苗遠遠不夠,假如有社會團體和組織願意支持的話,我們當然表示歡迎。”

一位跨國公司的醫藥代表對記者說:“幾乎所有被看好的疫苗方面的專家,都在一些醫藥公司的視線之內。因此,SARS疫苗研製到處放衛星,實際是疫苗製造商在暗中較勁。 ”

香港大學教授鄭伯健告訴記者說:“今年2月份的時候,香港大學從鐘南山那裡拿了一些病毒標本,再加上這次三方合作,國內已經有很多對於鍾南山不利的言論了”。

據悉,即使研製成功,鐘南山可能也要放棄SARS疫苗專利權。

香港大學教授鄭伯健告訴記者說:“由於鍾南山的特殊身份,三方合作給他帶來了很多風言風語,說他把病毒資源都給了香港大學,從中拿了好處。”

鄭伯健介紹說:“今年2月份的時候,為了研究和分離SARS病毒,香港大學從鐘南山所在的研究所拿了一些病毒標本,再加上這次三方合作,國內已經有很多不利於鍾南山的言論了。所以為了避嫌,從一開始我們就決定,這個正在研究的疫苗即使最早出來,也不申請專利了。為此,很多跑過來要和我們合作的企業都回去了。”

媒體開始反思關於SARS疫苗的報導

6月5日的《中國青年報》以《非典疫苗報導連篇累牘,不實消息讓人驚心》為題,掀開了媒體對前段時間關於SARS疫苗的反思性報導。

這篇反思報導說,為什麼在我們的傳媒上關於非典疫苗有這麼多混亂、矛盾的報導呢?從信息源的角度說,受采訪的科學家即使均出於公心,他們對科學事件也會有不同的看法。更何況,科學工作者也可能有私心,可能會考慮研究成果背後的名利——有的研究背後有企業行為,有的研究者會為了爭取更多資金支持而將階段性進展誇大或含糊其辭,所以科學報導的采寫者不應只聽成果發布者本人的一面之詞,也應聽聽其它同行評議。但目前我們看到的多數科學報導都沒有做到這一點,讀者只得自己做廣採博收、甄別判斷的工作。

這篇反思報導還認為,除了信息源的原因之外,一些不符合科學規律的報導,問題出在記者、編輯的加工環節。

這篇文章在鏈接的背景資料中,專門提到了媒體關於鍾南山研製SARS疫苗的報導。

而此前科技部長徐冠華髮表的《非典攻關要加強合作警惕浮躁情緒》,被認為是媒體開始反思報導的“導火索”。這位院士出身的部長說,在防治非典的科學研究中,浮躁情緒和急功近利思想在一些機構、一些科技人員中表現還十分突出。主要表現是,有些科技人員不顧大局、不善於合作;有的虛報成果、言過其實;有的發表不負責的、不屬於自己專業領域的評論等等,在社會上造成不利影響,嚴重影響科技工作的正常進行。

鐘南山與SARS資源

從鐘南山那裡拿標本,前提是要簽訂這樣一個合同:甲方(鐘南山所在的廣州呼吸病研究所)提供病毒標本,乙方(香港大學微生物研究所)負責檢測;甲方享有檢測後所得的科研成果,乙方不得向甲方以外的其他機構提供檢測出來的病毒株;乙方檢測出來的成果只能由甲方向外發布。

據記者了解,截至5月底,國內共有5例SARS屍解,並且都是在廣州進行的。今年2月份,鐘南山所在的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提供了一例SARS病人屍體。負責屍體解剖的南方醫院病理學專家丁彥青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屍解所得標本是這樣分配的:屍體提供單位、廣東省CDC(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廣州市CDC、國家CDC。

2月份,香港大學微生物係從鐘南山處拿到了SARS病毒標本,包括5塊SARS肺標本和病人的咽部標本、血清標本。依據這些標本,香港大學微生物系教授管軼成為“成功分離非典病毒第一人”。

後來,鐘南山又和香港大學合作,共同研製SARS疫苗。

但從鐘南山那裡拿標本,前提是要簽訂這樣一個合同:甲方(鐘南山所在的廣州呼吸病研究所)提供病毒標本,乙方(香港大學微生物研究所)負責檢測;甲方享有檢測後所得的科研成果,乙方不得向甲方以外的其他機構提供檢測出來

的病毒株;乙方檢測出來的成果只能由甲方向外發布。

鐘南山掌握的SARS資源最完整

對這些資源的整合,鐘南山出了一本關於SARS的書:《傳染性非典型肺炎臨床診斷與治療》。

根據公開的報導,鐘南山對SARS資源的掌握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掌握世界上第二例SARS病人的全部資料。第一例SARS病人發生在廣東省佛山市,時間是2002年11月底;第二例SARS病人發生在廣東省河源市,時間是2002年12月初。不僅如此,鐘南山還目睹了第二例SARS病人是如何感染他人的,而且這些被感染的人的資料也在鐘南山的掌握之中。鐘南山就是據此得出SARS具有傳染性和致命性的結論。

二是掌握許多危重SARS病人的資料。出於一個醫生的天職和智慧,鐘南山曾要求有關方面,把最重的病人送到他所在的廣州呼吸病研究所。2003年2月至3月間,60多名危重病人從其他醫院轉送至廣州呼吸所。為什麼要這樣做?鐘南山在接受央視記者採訪時說:“除了救死扶傷以外,還給我們一個好機會,讓我們能夠在這方面做一個探討,能夠有一些創新,這也是我們的一個動力。”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鐘南山沒有告訴央視記者,這就是,由他主持的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曾接受霍英東1000萬元捐贈,建成中國第一個完全按國際標准設計、施工和配置的加護病房,並命名為“英東重症監護中心”。就在這個加護病房啟用的第二天,就接收了從河源市轉來第二例SARS病人。

三是這些資源在臨床上具有一定的試驗性質。以第二例SARS病人為例,其治療方案可以說是“試驗”出來的,當然,在這個試驗當中,鐘南山是幸運的。而探索治療方案本身就是一種極其重要的資源。

一位流行病學專家對記者說:“在世界範圍內,只有鐘南山手中的SARS資源最完整。所以,WHO(世界衛生組織)把鐘南山當成一個重量級人物,顯得舉足輕重。”

為什麼SARS資源不能共享

資源難以共享,還有專利問題,因為這個專利和專家的“名利”休戚相關。

第一例SARS病人是2002年11月底出現的,到4月26日,WHO宣布SARS元兇是一種變異的冠狀病毒,近半年時間,中國專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是為什麼中國專家的研究卻落後了?

帶著這個問題,記者採訪了一些專家,他們認為,在SARS病原研究上,中國之所以落後,原因在於SARS資源不能共享。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長畢勝利認為,如果病毒所一開始就能拿到足夠的SARS標本,在尋找病原上,中國也許會成為世界第一了:“光標本的獲取,就和有關方面協調了近兩個月。從疫情一開始,我們便和廣東方面協調,原定雞蛋大小的標本,到手裡卻變成黃豆粒般大小了。”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拿到第一份標本是2月14日,按照時間推算,發現第一例SARS病人是2002年11月底,也就是說,發現第一例病人不久(應該是1個月左右),北京方面就開始和廣東方面協調“標本”的問題了。

畢勝利認為,在標本問題上的限制,使得他們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在錯誤的方向上,直接導致了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尋找病原上的被動。

和畢勝利有同感的是中國軍事科學院的曹務春教授。曹教授告訴記者說:“2月12日,我以軍事科學院流行病研究室主任和全軍疾病控制中心負責人的身份去廣東疫區採集標本,但當地相關人員已經將病毒標本的採集層層封鎖,通過正式渠道很難採集到標本。幾經周折,好不容易有家單位答應提供標本,但當我們在機場拿到標本後才發現,這其中並沒有我們必須要的病人血清、肺組織、分泌物等,而僅僅是一點點口水。”

此後,曹教授隱蔽了軍方科研人員的身份,通過私人關係才弄到了一點標本。中科院基因組研究所長楊煥明則對記者說:“為了研究SARS病毒的基因測序,我們數下廣東,結果都是無功而返。”

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趙國屏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氣憤地說:“我們5月份才拿到SARS病毒標本,這還是全國防治非典指揮部科技攻關組給我們說情的結果,廣東方面的理由是:我們不具備研究條件。而實際上我們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是全球人類基因工程的六個中心之一。”

與此相對應的是,香港大學於2月初就從鐘南山那裡拿到了標本。香港大學教授管軼在接受一些媒體採訪時說:“香港大學微生物係有個攻關組,2月份這個病一出現,就到廣東取樣,在前幾次的試驗中,也不知是什麼病毒。後來SARS傳到香港以後,可以在非常快的時間內鑑定到所有的細胞系裡面,這樣在世界上首先在3月上旬把病毒分離出來。因為是新病毒,所以花了10天時間的鑑定,才發現是一種新的冠狀病毒。”

鄭伯健說:“從鐘南山那裡拿標本,前提是要簽訂這樣一個合同:甲方(鐘南山所在的廣州呼吸病研究所)提供病毒標本,乙方(香港大學微生物研究所)負責檢測;甲方享有檢測後所得的科研成果,乙方不得向甲方以外的其他機構提供檢測出來的病毒株;乙方檢測出來的成果只能由甲方向外發布。”

李忠明對記者說,SARS病毒資源應該在科研機構之間共享,這樣才能做到群策群力,集中力量攻破難關。當然這種共享不僅僅是國際間的共享,更應該是國內專家之間的共享。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專家對記者說,國內在SARS病毒研究上的相互封鎖,是SARS科研上“整體敗北”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SARS疫情蔓延的一個重要因素。

為什麼要對SARS資源進行封鎖

“同室操戈”有衛生管理體制的問題,也有醫療單位的問題,也有專家個人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講,失敗不僅僅是科學家,還有我們的體制。

北京等地的科學家到廣州為什麼很難採集到標本?

為什麼要對SARS資源進行封鎖?

帶著這個問題,記者採訪了鐘南山院士。鐘院士對記者說:“主要是體制上的原因。SARS病毒標本是疾控所(廣東CDC)掌握著。他們就是想大家把資源給他,不許給別人。”

記者又問:“是否有專家問您要過SARS病毒標本?您是如何處理的?”

鐘南山說:“現在算起來,我一共給過4個研究機構,有香港的、有本省的、也有省外的,但基本上都是以互換為目的。當然,現在如果有機構向我要,我還是會給的。”除了香港之外,鐘南山沒有透露另外3家研究機構的名字。

就SARS資源封鎖問題,記者採訪了上海民盟主委、復旦大學醫學院免疫學系主任熊思東。熊思東告訴記者:“為什麼疫區的臨床機構要嚴格控制病毒標本?因為現在是市場經濟,國家的重大需求就是市場的重大需求,就是巨大的商機。

譬如,我們宣布搞SARS疫苗後,現在幾乎天天有人來談合作的事情。”熊思東還認為,資源難以共享,還有專利問題,因為這個專利和專家的“名利”休戚相關。

軍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主任祝慶玉則對記者說:“我們去廣東之前,中國CDC就已經去過廣東,他們跟我說,廣東省有關部門有一個規定,病毒標本不能拿出省外。這是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我看來,控制資源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他們

有資源就只有他們才能研究疫苗和藥物。”

記者在廣東省衛生廳防非協調辦公室的網站上檢索到的粵衛辦〔2003〕10號特急文件也從側面印證了祝慶玉的說法。

2003年2月25日發布的這份文件明確要求“所有標本收集後應在3個小時內用冰壺裝好並由醫院送往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並要求“主要領導要親自抓,如發生問題追究領導責任和當事人責任”。

一位專家告訴記者,國內在科學研究上的壟斷和封鎖,單純用“名利”二字還不能完全概括。“同室操戈”還有深層次原因,有衛生管理體制的問題,也有醫療單位的問題,當然也有專家個人的問題。譬如,衛生部門把SARS資源當成本部門

的“財富”,醫療單位把SARS資源當作本單位的“財富”,專家個人把SARS資源當作個人的“財富”。

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趙國屏對記者說:“在國家公共衛生危機中需要的不僅僅是一個突發事件協調小組,解決問題的方式也不能僅僅依靠科學家的良知和領導的默許,比較合理的方式是應該在利益相關、資源共享的基礎上建立國家危機管理機制。”

目前的現實情況是,某些醫院、醫生和科研機構把SARS資源據為己有,他們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佔有、收益、處置SARS資源。而從科研的角度出發,SARS資源應該在科研機構之間共享。

人類基因組中國首席科學家楊煥明在媒體上公開說:“中國科學家在SARS面前整體打了一個敗仗。”楊煥明認為中國沒有率先公佈冠狀病毒基因測序結果是因為他無法早期拿到SARS病毒標本。

針對楊煥明的說法,鐘南山在接受媒體記者採訪時承認:“病原體的基因測序並不復雜,我們自己完全可以做出來,但是科學家受到體制的製約,懂做的人拿不到標本,有標本的人不懂做,還封鎖標本和信息。這是一個悲劇。”

而畢勝利則對記者說:“我認為,我們的失敗不僅僅是科學家的失敗,而是我們體制的失敗。

根據對管軼這篇回憶錄和鍾南山這篇報導的挖掘,我們基本可以判定這樣一個事實:在SARS爆發的2003年誰在主導者病毒資源和病毒檢測和冠狀病毒病原的認定以及宿主的研究以及疫苗的研究。其中參與病毒檢測的關鍵人物是鍾南山、袁國勇、佩里斯、管軼四個人,而起決定作用或者說領導整個工作節奏和走向的是鍾南山背後的人和香港的袁國勇和佩里斯,而不是管軼。在疫苗的研製中一個是田波的武漢團隊,另一個是廣州的鐘南山、香港的鄭伯健、復旦大學的聞玉梅。這個疫苗的推出絕對是一種政治上考慮,是為了掌控香港的疫情對社會造成的影響。

維基百科中關於SARS的過程描述也證明了我們的判斷。

參見:2003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徵冠狀病毒香港疫情

疫情初時,中國中央政府禁止媒體報導,香港的電視台在新聞片段中提及事件的片段也被禁止在中國內地播出。中國政府也要求媒體不要“過度渲染”該地區的疫情,以免引起民眾恐慌。對此有聲音批評中國政府隱瞞疫情,令香港政府低估該疫症傳入香港的風險,導致非典由中國大陸傳到香港。2003年2月11日,廣東省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公佈疫情,事後衛生部聲明不認同隱瞞疫情的說法,2月11日廣東省公佈疫情的時候,除中國大陸任何地方都沒有爆發疫情。而在2003年2月12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負責人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預測,全國近期內不會發生大範圍呼吸道傳染病的流行,但局部地區可能會出現小範圍呼吸道傳染病的流行。2003年,時任香港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表示港府已去信廣東省衛生廳了解情況,正等候調查結果,香港市民毋須因這次事件而恐慌。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於10日表示,已與內地接觸了解詳細資料。大量香港人對政府態度極度不滿,成為引起2003年七一大遊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央政府與香港於6月29日,與香港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以圖為遊行情緒降溫。儘管如此,七一大遊行當天仍有逾50萬港人走到街頭反對董建華特區政府。

香港旅遊業遭受巨大打擊,市面一片蕭條。香港特區政府求助中央政府,開放內地居民赴香港“自由行”(港澳個人遊)政策。香港“個人遊”政策推行多年後,推動了香港經濟,給香港提供經濟發展機會和就業機會。雖然如此,個人遊政策也在香港產生很多社會民生問題,大量內地旅客前赴香港造成水貨客、地舖租金騰貴、甚至名店歧視陸人等社會問題,以及因來港的大陸人隨處便溺、吐痰、在列車上吃東西等而造成的衛生問題,長遠造成中港矛盾,內地與香港互不信任等等的深層次問題。

2003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徵冠狀病毒香港疫情

非典事件使香港市面陷入蕭條,在香港共造成299人死亡,包括6名公立醫院醫護人員,是香港2000年代最嚴重的瘟疫。2003年3月下旬,非典在淘大花園爆發。截至4月15日,淘大花園共有321宗非典個案。感染個案明顯集中在E座,佔累積總數的41%,記錄得第二多感染個案的是C座(15%),第三位是B座(13%),而第四位是D座( 13%),餘下的個案(18%)則散佈在其他11座。感染非典的淘大E座居民有107人,當中大部分住在E座的7號和8號垂直排列的單位。2003年中旬,衛生署聯同其他8個政府部門展開調查,世界衛生組織也分別進行調查。兩個調查結果均顯示,由於個別單位浴室的連接地面排水口的聚水器乾涸,排水口與排污渠變得毫無阻隔,當強力的抽氣扇啟動時,帶病毒的液滴可能從地台排水口倒流入浴室,這些液滴有可能被抽至天井,並經由打開的𥦬戶隨著氣流飄進其他單位。

一方面,在3月,政府規定所有學校的學生及教職員在學校內都必須長期佩戴口罩。所有人在進入學校之前,都必須先行量度體溫。任何教職員假若有發燒或任何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狀,都必須立即請假3天。由於這項嚴格的政策,使當時的代課老師需求大為緊張,不少沒有教學經驗的合資格申請者都在非常短時間內被通知要代課。當時,亦有小部分學校自行宣布停課。3月27日,香港政府宣布從3月29日開始全港所有學校停課(當時只要求停課至4月7日,但後來延長至4月下旬後分階段復課[71]),所有教學都必須透過網上進行,或由家長到學校領取工作紙及自學材料回家。另一方面,當時香港市民普遍認為以董建華為首的特區政府處理疫情不力,沒有主動要求有關單位提供相關資料。例如在3月20日,醫管局首席執行官何兆煒通知衛生署指疫情已經在社區蔓延,但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仍一再強調“沒有社區蔓延跡象”,並堅持學校不必停課。其後董建華在立法會會議上被問及何以未有處罰或撤換主事官員,矛頭直指楊永強。董建華回應第一句是“咁膚淺嘅(怎麼那麼膚淺)”。市民要求徹查責任,董建華成立的“非典”專家委員會,卻委任由楊永強領導調查,被質疑“自己調查自己”。這種種都使董建華民望每況愈下,成為促使該年7月1日爆發反政府大遊行的原因之一。疫潮完結後,立法會“調查政府與醫院管理局對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徵爆發的處理手法專責委員會”於2004年7月5日發表調查報告,指出楊“對2003年1月及2月初在廣東爆發的非典型肺炎警覺性不足”、“顯示不出他具備公眾期望政策局局長所應有的溝通技巧”,並謂其在處理非典疫情時於各方面的表現皆未能令人滿意。[73]報告發表後,楊指他作為問責局長願意承擔全部責任,但並未即時請辭,直至7月7日方迫於輿論壓力辭去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一職,後由周一岳接任。

為了找出大規模疫潮的原因,香港衛生署聯同其他八個政府部門展開詳細調查,該調查涵蓋流行病理、環境、公共衛生、屋宇設計及公用設施等元素。此次事件的源頭病人(是次疫潮的首宗個案)是一名33歲男子,他在深圳居住,並經常到淘大花園探訪其弟,他曾到淘大花園E座一個由其弟擁有的單位,期間因肚瀉而使用該單位的廁所,其後,他的弟弟、弟婦和兩名在威爾士親王醫院照料他的護士證實感染非典。調查報告指出,患有慢性腎衰竭病的源頭病人很可能是透過污水排放系統、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和使用大型公用設施(如昇降機及樓梯)首先使部分住客感染病毒,然後再感染其他的同座住客。

香港的典型住宅結構設計通常就是一個總共八層的點式結構,電梯、消防樓梯和垃圾通常設在結構核心之內,居住面積則從結構核心向外輻射出去。衛生間和廚房被擠塞在這一結構核心的周圍,附以上下貫通的水管和風管。這樣的設計模式之下,就形成一個類似“井”字一般的“凹”道,使得整棟大樓缺乏良好的通風條件,這也是香港會成為非典重災區的一個原因所在。

2004年,非典專家委員會聯合主席錢卓樂及葛菲雪,就香港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的非典報告發表聲明。他們強調,整體而言,香港對疫情處理得宜。正是各方面的努力,香港最終控制了非典疫情。

我們再來看看疫苗研製團隊中的聞玉梅,時任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教授,2003年SARS疫情爆發時,聞玉梅明知60歲以上人群患SARS後死亡率高達50%,依然和“得意門生”翟滌一起赴香港、廣州疫區。在廣州第一軍醫大學P3實驗室內,他們和國內同仁一起奮戰19天,終於獲得了數千毫升的活病毒液,為日後製成“滅活SARS病毒免疫預防滴鼻液”立下了頭等大功。在1998至1999兩年間,她主持研究並確定了大規模生產工藝,解決了質控、中間產品質檢、成品檢驗、保存條件及在轉基因動物中進行療效研究等難題,並將該治療性疫苗定名為”乙克”(Y1C)。在2000年到2001年間,先後製備了約5000支乙克,2001年送國家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抽檢,三批均合格,作為我國擁有知識產權的一類新藥,已送藥檢局申報臨床研究。今後預計年產至少可達1萬人份,因無類似產品,產值將根據生產單位定價而確定。

這一成果除與北京生物製品所以合作研製與生產方式簽訂了合同外,還以技術方式參股,經評估,已作價1 9 0 0萬元投入註冊資金為5000萬元的複旦悅達公司作進一步開發與研製。

復旦悅達公司,上海復旦悅達生物技術有限責任公司,成立於2002年9月,是由複旦大學與江蘇悅達集團有限公司共同出資組建而成,註冊資本5000萬元人民幣。關於復旦悅達的挖掘在這裡不做深入,我們只是清楚這家公司和江家有很深的關係,以這家公司為基礎建設的複旦悅達科技園就位於張江科技新區。

所以能在背後指揮和調動這一切的只有在上海的江家。

至此,武漢大學的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團隊,上海的複旦大學醫學院團隊、廣州的疾控中心團隊、第一軍醫大學團隊、以及香港的袁國勇領導的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團隊全部浮出水面。而核心中的香港巴斯德研究所和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則真正地進入我們的視線。

在進行下一步的挖掘前,發生在管軼身上還有一個著名的事件需要說明:

這就是管軼的一篇論文所引起的科技界的一場大戰:“與此同時,國家禽流感參考實驗室主任、博士生導師陳化蘭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研究所國家流感中心主任、研究員舒躍龍也就《PNAS》刊登的《中國出現H5N1禽流感變異病毒並出現流行》一文中存在疑點發表看法(詳細內容見外交部駁管軼文章事件“峰迴路轉”)。那麼,真的是研究人員鑑定失誤還是有其他原因導致這種局面?帶著這個問題,生物通記者專門聯繫了香港大學管軼教授,希望能獲悉當事人對這件事情的看法。管教授很熱情地回應了記者的詢問。他表示,他們的數據是從系統的流感監測獲得,這些數據經過了專家審查並發表在享譽甚高的《PNAS》雜誌上,因此他仍然堅持這些發現的正確性。對於陳化蘭研究員和舒躍龍研究人員在報紙上對該文章錯露的評論,管教授表示他很難作出任何評論,原因是他到目前尚未見到陳化蘭研究員在文章中提到的已經與世界衛生組織共享的病毒株。” 還有一件事就是這篇論文發表所引發的後果“這篇文章在發表後,汕頭部分官員表示不滿,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7月20日報導說,廣東汕頭一批官員本月九號前往位於汕頭大學的聯合流感研究中心,要求研究人員停止禽流感的研究,並且要求銷毀禽流感樣本。聯合流感研究中心負責人,港大微生物學系副教授管軼認為此次要求關閉其實驗室是有非學術目的的。他稱,其研究在Nature雜誌刊出後的第二天,數名政府官員到達其位於汕頭的實驗室,要求研究人員交出研究樣本或將之銷毀,研究人員最後亦答應銷毀所有樣本。 ”

以下為相關材料:

國新辦就美刊發《中國出現H5N1禽流感變異病毒並出現流行》舉行發布會

主持人華清:

女士們、先生們,上午好!今天國務院新聞辦專門就10月31日《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刊登《中國H5N1流感變異株的出現及流行》的文章舉行新聞發布會,專門請來了國家首席獸醫官、農業部獸醫局局長賈幼陵先生回答大家的提問。今天我們還邀請到兩位著名專家,一位是國家禽流感參考實驗室主任陳化蘭女士,一位是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研究所國家流感中心主任舒躍龍先生。

現在我們先請賈幼陵先生做一個簡要的開場。

2006-11-10 09:49:05

賈幼陵:

女士們、先生們,大家好!最近,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上發表題為《中國H5N1流感變異株的出現及流行》(Emergence and predominance of an H5N1 influenza variant in China)文章。主要有以下觀點,一是在我國南方地區分離到H5N1禽流感變異病毒”福建病毒”;二是我國廣泛使用的疫苗對該病毒沒有保護作用;三是我國南方曾有5個人病例是由該病毒引起的;四是該病毒已在老撾、馬來西亞、泰國的禽類中暴發,有可能在東南亞甚至整個歐亞大陸造成第三次禽流感大流行等。

2006-11-10 09:56:10

賈幼陵:

事實上,根本不存在新的變異的”福建病毒”;文中所謂東南亞國家禽流感疫情是我國疫情引發的,以及將在世界範圍內發生第三次流感大流行的說法,沒有任何依據。該文章引用數據不真實、研究方法不科學、做出的推測不成立,完全不符合事實,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國際組織也有類似的看法。但是,這篇文章引起了個別國家和地區的誤解。

2006-11-10 09:57:03

賈幼陵:

今天,利用這個機會,我向大家通報一下近期中國內地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及防控情況。

2006年,截至目前,中國內地共有7個省份發生10起家禽疫情,發病家禽9萬隻,死亡4.7萬隻,撲殺294萬隻。候鳥疫情涉及青海、西藏2個省(區),共死亡候鳥3641只。據衛生部通報,2005年以來,確診人感染禽流感病例20例,其中2005年確診7例,2006年確診13例。

2006-11-10 09:57:33

賈幼陵:

2006年1-10月份,全國獸醫部門共監測各類樣品450.1萬份,其中,病原學樣品30.5萬份。監測樣品包括家禽、豬、野鳥、人工飼養珍禽等。家禽病原學監測樣品27.1萬份,25份陽性,分別來自云南、廣東、新疆等省份;野鳥病原學監測樣品1.5萬份,16份陽性,分別來自遼寧、青海、西藏等省份;豬病原學樣品1.9萬份,均為陰性。農業部組織中國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中國動物衛生與流行病學中心、國家禽流感參考實驗室對曾發生過疫情的地區、候鳥聚集地區等重點地區直接進行採樣檢測,共檢測血清學樣品32412份,病原學樣品22249份,其中病原學陽性樣品6份,採自山西、寧夏等地。對所有經病原學檢測呈陽性的家禽及其同群禽都進行了撲殺和無害化處理。

2006-11-10 09:58:22

賈幼陵: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工作。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等中央領導同志多次對加強禽流感防控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國務院、全國防治高致病禽流感指揮部多次召開會議,研究部署防控工作。農業、衛生等部門和各地認真貫徹落實中央關於”加強領導、密切配合,依靠科學、依法防治,群防群控、果斷處置”方針,全力抓好禽流感防控各項措施落實。

2006-11-10 09:59:35

賈幼陵:

一是健全法律法規,完善應急反應機制。進一步完善應急預案、實施方案和疫情處置技術方案。農業部和各地獸醫部門都建立了應急預備隊,開展應急培訓演練,做好應急物資儲備,提高應急處置能力。

二是堅持預防為主的方針,構築堅實可靠的防疫屏障。2005年底,中國內地實行禽流感全面免疫政策,中國農業部及時制定下發免疫方案,指導各地科學、規範地開展免疫。2006年,農業部組織了春季、秋季兩次集中免疫活動,組織全國獸醫部門開展兩次免疫效果檢查。2006年1-10月家禽免疫密度超過95%。

2006-11-10 09:59:47

賈幼陵:

三是加強了疫情報告,建立健全動物疫情報告網絡和疫情督查制度。建立完善中央、省、地、縣四級國家疫情測報站、邊境疫情監測站、村級疫情報告觀察員等疫情監測與報告體系。全國2800個縣已經全部與農業部聯網,疫情信息可以迅速傳送到農業部。隨時發現疫情隨時報告。同時,我部進一步加大了疫情舉報核查力度,2006年接到疫情舉報110多起,均及時查處。

2006-11-10 10:00:39

賈幼陵:

四是及時果斷處置突發疫情,防止疫情擴散蔓延。農業部繼續實行重大動物疫病防控定點聯繫工作組制度,六個工作組加強對各地防控工作的檢查。今年以來,農業部共派出130個督查組、270人次赴各地檢查指導禽流感防控,指導疫情處置工作。衛生部嚴格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疫情報告製度,全力救治病人。農業、衛生部門密切配合,及時組織開展流行病學調查,分析查找人感染禽流感的原因和途徑。

2006-11-10 10:01:02

賈幼陵:

五是加強科研攻關,提高禽流感防控技術水平。農業部組織國家禽流感參考實驗室等有關科研單位,跟踪監測禽流感病毒變異情況,及時研究開發出診斷試劑盒和疫苗等產品,在禽流感等重大動物疫病防控工作中應用。做好不同毒株疫苗儲備,及時應對可能發生的變異。

2006-11-10 10:01:09

賈幼陵:

六是加強國際交流及區域合作,共同應對禽流感。及時向國際組織通報疫情等信息,邀請國際組織專家來華考察;中國政府主持召開禽流感防控國際籌資大會等國際會議;向有關國家提供技術援助和防控物資支持。

2006-11-10 10:01:41

賈幼陵:

在黨中央、國務院正確領導下,各地、各部門堅持預防為主,落實國務院”加強領導、密切配合,依靠科學、依法防治,群防群控、果斷處置”24字防控方針,有力有序有效地開展防控工作,取得了重要階段性成果。2004年以來,共撲滅發生在內地的91起家禽禽流感疫情,所有疫情均被撲滅在疫點上,沒有造成擴散和蔓延;採取積極防控措施,加大監測力度,有效防止了青海和西藏候鳥疫情感染家禽和人,成功防堵了周邊國家禽流感疫情傳入。

我的介紹就到這裡。下面,我和我的同事願意回答大家的提問。

2006-11-10 10:01:48

華清:

現在各位記者可以提問。

2006-11-10 10:02:27

法新社記者:

我的問題是,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某些官員稱,中國的某些地區在禽流感控制方面缺少透明度,而且中國沒有同其他的方面分享有關的病毒樣品,我的問題是在控禽流方面中國是否會同其他的方面分享病毒樣品?

2006-11-10 10:03:14

賈幼陵:

按照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的要求,發生的每一起疫情都向OIE、世界衛生組織和港澳台進行通報,應該說沒有一起耽誤。

第二,關於分享種毒的問題。據我所知,衛生部先後兩次提供了六個毒株給WHO,2004年發生禽流感之後,WHO提出要求以後,農業部立刻選送了5個毒株向WHO提供。之後,農業部又提供了20個毒株,已經提交給WHO。

2006-11-10 10:05:20

賈幼陵:

但是,在2004年第一次提供毒株以後出現了一個插曲,也就是說在這5株裡,有4株分兩次被境外的科研單位不恰當的利用,侵害了我們國家科研部門的知識產權。為此,WHO的貝漢衛先生向我兩次當面道歉,當時的態度非常誠懇,我很受感動。其中有兩株病毒在被引用的時候,說成是其他國家的病毒,當時也是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韋伯斯特先生也向我們科研單位進行了道歉,而且公開在刊物上發表了致歉的文章,我們擔心再次出現類似文章,又進行了進一步的協商。

2006-11-10 10:10:46

賈幼陵:

2005年底,我們跟WHO經過反复的協商,達成了一致意見,也就是說我們要及時地對國際公佈我們的基因序列,由WHO從基因序列中挑選可能對人的防控有作用的毒株,提供一個名單,由我們提供毒株。第二,由WHO向中國提供合作的實驗室,由中國方面選定一個實驗室來進行合作,由雙方的科研單位直接進行毒株的交換。

2006-11-10 10:11:40

賈幼陵:

中國的國家禽流感參考實驗室如約公佈了全部的禽流感基因序列。2006年2月7日,WHO從中選出了23個毒株要求我們提供,我們看了一下這23個,實際上我們只存在20個,有3個不是基因序列中的。我們在3月1號答復了WHO駐華代表處,同意提供全部20株毒株。3月3日,WHO駐華代表處提出了接受毒株實驗室為美國的CDC的流感實驗室,3月4日同意請WHO協調美國的CDC流感實驗室與我國禽流感參考實驗室具體協商有關事宜,並辦理有關的許可手續。

2006-11-10 10:13:41

賈幼陵:

請各位記者理解一個事實,這是強毒,如果在運輸的過程中有什麼問題將會帶來很大的危害。美國CDC告訴我們,美國政府在病毒入境方面存在困難,要求我們標上不是強毒,是送待檢樣品,有關人士也要求我們這麼辦,但是我們覺得這是不負責的行為,因為把強毒說成是其他東西,無論對中國還是對其他國家都是不負責任的,為此,我們正式辦理強毒的美國入境手續就花費了相當長的時間,我覺得這是非常正常的,這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所應該採取的行動。

2006-11-10 10:15:38

賈幼陵:

到了9月下旬,美國政府做好了有關批准入境的手續,這樣我們也及時地把樣品按照原來的約定由WHO來辦理出境手續。在辦理出境手續的時候又遇到一些程序上的麻煩,這是有關部門按照法律必經的程序。據我所知,這些病毒所有的手續都已經辦完了,已經交到了WHO手中。我想在這裡表達一個意願,中國政府願意跟世界各個國際組織密切合作,農業部將繼續加強和FAO和OIE的合作,同時也積極配合衛生部加強和WHO的合作,我們的合作雖然有一點誤解,但是總體上是非常好的,是正常的。謝謝。

2006-11-10 10:18:34

鳳凰衛視記者:

請問賈局長,31日的文章中有一個觀點說在中國廣泛使用的疫苗對於該病毒沒有保護作用,請您介紹一下現在像在哈爾濱這類的地方一直在生產相關的疫苗,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起到了作用?請您詳細介紹一下。

2006-11-10 10:21:09

賈幼陵:

中國使用的禽流感疫苗的主要發明者陳化蘭女士正好在台上,請她來回答。

2006-11-10 10:22:28

陳化蘭:

您剛才提到的那篇文章我拜讀了不只一遍,在文章摘要和文章內容中不只一處聲稱我們現在所使用的疫苗對福建類毒株不起作用,但是文章沒有提供足夠的數據,沒有疫苗免疫和攻毒的數據支持這一論斷。我們作為國家禽流感參考實驗室,對中國不同時間、不同地區分離到病毒以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現行的疫苗免疫動物,用分離株進行攻毒,看看現行疫苗對分離的毒株能不能提供保護。而在我們實驗室攻毒的數據顯示,現行的疫苗對南方水禽的毒株提供的保護非常好,可以說是百分之百的保護。

2006-11-10 10:22:49

陳化蘭:

而談到變異株的問題,我們剛才在賈總的報告中說到,在2006年疫病監測過程中,我們在山西和寧夏兩個省分離到了很少的病毒,這些病毒抗原性出現了變異,而現行的疫苗對他的保護有所下降。而針對這些變異株我們又研究出了新的疫苗,在這些變異株監測到的地方使用。我們中國現在使用的疫苗都是非常針對流行株的疫苗,而不是管軼的文章所說的,現行疫苗不能對流行株提供保護。

2006-11-10 10:26:34

陳化蘭:

我們中國研製疫苗的有效性不但使中國的禽流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另外我們的疫苗還在越南、蒙古等很多國家的家禽中使用。如果你們很關注禽流感的話,可能知道,越南在很長時間都沒有禽流感的爆發,蒙古的野鳥中可能分離到禽流感病毒,但是蒙古的家禽沒有爆發,這就證明我們的疫苗是非常有效的。

2006-11-10 10:27:57

賈幼陵:

我補充兩句,因為在座的都是記者,不是專業人士。我想說,按照國際上通行的對動物疫苗的評價方法,必須進行攻毒試驗,也就是說給雞先免疫以後,再用毒株進行攻擊,看它是否會發病,這是有一個嚴格的程序的。而管軼先生和韋伯斯特先生是人醫,而人醫的疫苗是不能攻毒的,沒有攻毒實驗,可能跟他們不是獸醫相關,我理解。但是,另一個數據,管先生在文章裡提到的,有76份血清證明抗體疫苗無效,而我們國家每年對抗體的監測是300萬—400萬份,今年1—10月份我們已經超過了400萬份,大量的血清抗體實驗表明,我們疫苗的效果是達到了國際標準的。而用這樣少量的數據來評價一個疫苗,證明中國的免疫是失敗的,我覺得這是不可原諒的,因為這是非常武斷的,是不負責任的。

2006-11-10 10:30:19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香港大學教授管軼最近發表文章稱,在中國南方六省份採集到了53200份樣品,其中分離到1294株病毒,並且很準確的指出雞的分離率是0.5%,鴨的分離率是3.3%,鵝的分離率是3.5%。而中國公佈的監測陽性數遠遠低於這個數字,請問您對此有何解釋?

2006-11-10 10:32:03

賈幼陵:

我們在剛開始對這篇文章的第一個評價就是數據不真實。我毫不懷疑,管軼醫生從採集到的樣品中分離到病毒,因為我們也公佈了我們的監測數據,我們也曾採集到病毒,但是我們認真分析了文章,看到他所提供的監測結果和數據可信度極低。

按照國際通行的採集樣品的規範要求,採集時要有準確的記錄,像採集地點、畜主姓名、家禽品種等等,我們在採集過程中都是嚴格要求的,而我們從文章的介紹中看不到管軼有類似的認真的記錄。

2006-11-10 10:32:55

賈幼陵:

按照管軼提供的數據,採集的5萬多份樣品都是咽喉拭子和泄殖腔拭子樣品,並且按照他所提供的採集頻率,每次採集都要採集1000—2000份樣品,根據中國的法律,沒有獸醫主管部門的許可,任何人不得隨意採取家禽的樣品。我們了解福建、廣東、廣西、湖南、雲南、貴州等六地的主管部門沒有接到過管軼先生採樣的申請,也就是說如果真是採集了樣品,也是不敢聲張的私自採集。

2006-11-10 10:34:24

賈幼陵:

每次採集一兩千個樣品,工作量是很大的,就是通過政府的行政手段也有很大的難度,這些雞鴨都是要賣的,任何貨主都不可能輕易的讓不相干的人隨意在自己的雞、鴨、鵝的咽喉部、泄殖腔裡捅來捅去採樣,更何況還有市場的檢疫人員監督,這種情況下,沒有人答應是不可能的。

2006-11-10 10:37:15

賈幼陵:

可能有人說,我把這5萬多只都買下來,這是有可能的,但是他提供的血清樣本數據只有76份,而血清學試驗比病原學試驗容易得多,如果真是買了5萬只家禽,那他所提供的血清的監測絕對不會是76份,他會用大量的數據支持他的觀點,但是他沒有,說明他並沒有買下這5萬多隻雞鴨。這樣只剩下一個可能,就是在家禽交易市場的糞便中採集樣品,但是市場的糞便是混雜的,雞鴨鵝也是混雜的,雞鴨鵝的糞便也是混雜的,不可能拿出精確的數據,我剛才說的都是普通的基層的採樣者的常識,可能管軼先生沒有到實地採集,他不知道難度,所編出的數據,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都不會相信。

2006-11-10 10:37:50

賈幼陵:

還有一個事例支持我們的判斷。2005年青海發生候鳥疫情,我們國家參考實驗室採集了大量的候鳥樣品,最後分離到4種不同的H5N1病毒,也進行了系統的基因學序列分析,獨立的測定,免疫學試驗的工作。而管軼發表的文章,聲稱從候鳥的病毒中分離到了20株H5N1病毒。

這篇文章的所有作者沒有一個人現場採集過病毒。據了解管軼先生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從別人那兒獲得了一株病毒,分析其提供的20個基因序列,同源性為百分之百,證實為一株病毒,可見他的可信度只有二十分之一,也就是說5%,我們只能用這個比例來衡量PNAS上的這篇文章可信度。

2006-11-10 10:43:25

賈幼陵:

我還想說一句題外話,可能有的記者會說我指責了一位科學家的良心,就在這裡,曾經有記者問過所謂科學家的良心的問題。我們農業部組織了450萬份的禽流感監測,一旦發現病原學陽性,都要採取撲殺、消毒等措施,如果在市場上發現,要及時停市消毒,防止疫情蔓延,防止感染到人。

2006-11-10 10:45:08

賈幼陵:

按照我們國家有關的法律法規規定,一旦發現了重大的動物疫情應立即報告,如果管軼真的發現了有禽流感病毒卻不及時上報,使疫情得不到及時處理,六個省份的市場上一年起碼有上百萬人有可能接觸到禽流感病毒,他所提到的1000多個病毒樣品,很可能隨著雞鴨鵝賣到婦女和兒童手裡,這是個職業道德的問題,在國際上一個獸醫如果發現疫情又不報告疫情,會馬上被取消獸醫資格。

2006-11-10 10:46:39

賈幼陵:

管先生在世界著名的刊物上發表文章,聲稱要向全世界發出告誡,防止禽流感的威脅,但你為什麼不在發現病毒的第一時間就報告政府,以採取措施,撲滅眼前可能發生的疫情呢?在座的都是記者,使我聯想到記者的職業道德問題,我相信在座的任何一位也不會為了獲取新聞而眼睜睜的看著一個孩子遭受滅頂之災卻不伸出援助之手。1994年記者卡特因一幅《飢餓的非洲小女孩》獲得了普利策新聞獎,禿鷹注視下的非洲小孩難逃死亡厄運,記者也遭受良心的譴責。如果管軼的數據是真實的,面對著成千上萬的人受到禽流感的威脅,良心能不受到譴責嗎?

2006-11-10 10:48:02

彭博新聞社記者:

我想再次請您澄清一下,剛才您提到管軼博士對76個樣品進行了血清試驗,而貴國的實驗室每一年對400萬樣品進行試驗,您是否能給我們澄清一下,管軼教授所進行的這76份樣品的測試是為了證明有關的疫苗是否有效,而貴方實驗室所進行的這400萬份樣品的試驗是為了整個病毒的攻擊性是嗎?

2006-11-10 10:49:25

陳化蘭:

我想我們國家的實驗室做400萬份血清樣品,檢測疫苗免疫後的抗體水平,就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評估我們疫苗的效果。

2006-11-10 10:54:37

香港商業電台記者:

管軼說他的文章中關於H5N1病毒和疫苗有效性的推論是根據一個觀察,就是最近在廣東、上海都在城市中發生了有人感染禽流感,但是沒有在市場或者周邊的地區發生禽流感疫情,請問現在有沒有什麼解釋,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現象呢?謝謝。

2006-11-10 10:55:54

賈幼陵:

這個現像不僅僅在中國內地存在,在其他國家和地區,包括在香港都找不到病人的病原來歷。我們和衛生部進行了認真的分析,因為確實當前禽流感病毒散佈的面積比較大,特別是一些家禽,如果免疫沒有到位,免疫沒有按規程去做,有可能帶毒但不發病。另外,候鳥、留鳥也普遍帶毒,我們在安徽的一隻鳥身上發現的病毒和人身上的病毒是一致的,當地雖然沒有找到原因,但是這種鳥是經常在稻田中進行活動的,而南方人下稻田經常是光腳的。

2006-11-10 10:56:44

賈幼陵:

我們知道,禽流感病毒很可能通過多種途徑來傳播,比如污染過的水、糞便的粉塵、在羽毛中間扑出來的粉塵,都有可能感染到人。而我們國家吃活禽的習慣和家禽交易市場的廣泛分佈,有可能通過其他途徑感染到人。

大家也看到,我們國家是從2005年底才開始全面免疫的,實驗室結果證明,經過按程序認真免疫的家禽,是不帶毒、不排毒的,我想隨著我們家禽免疫率密度的加大,隨著我們免疫的持續開展,人感染的機會會越來越少。

2006-11-10 10:58:38

新京報記者:

剛才賈局長講到管軼教授的那篇文章數據不真實,除了病毒樣品採集的數據不真實以外,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數據不真實?另外,研究方法不科學,除了對疫苗所下的結論的研究方法在你們看來不科學以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地方是不科學的?另外,您認為沒有出現所謂的“福建病毒”,但是我們一直在跟踪禽流感的病毒變異情況,現在有沒有出現新的禽流感病毒變異?

第二個問題,結論中說南方曾有5個人的病例是由所謂的“福建病毒”引起的,文章中指出的5個病例具體是由什麼引起的?另外,文章稱病毒中引起的病毒已經在東南亞的禽類中爆發,還可能引起歐亞大陸第三次禽流感大流行,這可能引起了其他國家的一些誤解,我國有沒有把剛才作出的解釋向其他國家也作出解釋?謝謝?

2006-11-10 10:59:46

賈幼陵:

剛才我所說的是數據不真實,對於研究方法不科學的問題,兩位專家在媒體上已經發表過看法。對於變異的問題,管軼先生說是在2005年以後才出現的一種新的變異,我們對比了基因序列,實際上在2004年的2月份,在我國南方湖南的兩個縣出現的病毒就是這個病毒,所以它不是一個新發生變異的病毒。而且經過從2004年到現在免疫的實踐和實驗室的數據都證明,免疫是有效的。既然數據不真實,研究方法不科學,推測結論就更不可能是正確的。牽扯到人的禽流感疫情問題,請舒躍龍博士回答。

2006-11-10 11:02:09

舒躍龍: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藉此機會向大家介紹一下中國大陸地區人禽流感的監測結果。在此之前,我想表明我兩個觀點:第一點,由於人禽流感是一種新發的傳染病,全世界對它的認識還遠遠不夠,所以我的一些看法代表我作為專家的個人學術觀點。第二點,關於前一段時間有媒體報導,我對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發表論文的看法的表述,某些報導是不准確的,希望今天媒體的朋友能夠正確的表達我的觀點。

2006-11-10 11:03:58

舒躍龍:

2005年10月至今,中國內地一共發生了20例人禽流感病例,05年7例,06年13例,所有的病例都為散發病例,分佈涉及到我國的12個省,其中以南方病毒為主,南方18例,北方2例。中國疾控中心在20例確診病例中分離到了16株H5N1,並且完成了基因序列的分析。我們從南方病例中一共分離到了15株禽流感病毒,這15株禽流感病毒都比較接近,屬於同一組。從北方病毒中我們分離出了1株H5N1病毒,它和遼寧黑山家禽中的病毒比較接近。

2006-11-10 11:05:58

舒躍龍:

南方分離的病毒和北方分離的病毒存在比較大的差異。並且我們的病毒與越南、泰國等國從人禽流感分離的病毒同樣存在較大的差異。我們也把相關的結果於2005年12月和2006年5月分別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供了2株人禽流感病毒,並且在基因庫中公佈了我們的基因序列,管軼先生在論文中引用的3個病毒的序列是引用了我們的研究成果。

2006-11-10 11:08:31

舒躍龍:

最後,我想就這個說法,就是“福建病毒”發表一下看法。我個人以為這種提法是不准確的,“福建病毒”不能理解為一個單一的病毒,而是指從遺傳關係上比較接近的一組病毒的概念。

最後一點我想表達的是,流感病毒最大的生物學特性就是容易變異,它很容易在不同的地區造成不同的流行株,我本人是做人流感病毒的,我們每年監測的目的是要發現在每個地區、每個國家流感病毒是不是有差異。

所以,我們不能簡單或者武斷地從病毒的變異去推測哪一種類型的禽流感病毒對我們的威脅更大,我覺得以目前我們掌握的知識,還不能回答這一點。

2006-11-10 11:09:26

香港無線電視記者:

既然你們可以逐一點撥文章中很多的漏洞和不正確的地方,是不是會採取法律的行動追究責任?我們知道香港大學管軼在內地跟一些實驗室有一些合作,會不會因為這個事情,你們會中斷跟香港大學所有的合作計劃?謝謝。

2006-11-10 11:11:19

賈幼陵:

我想說,我們一直在密切的監測禽流感病毒是否發生變異,而且我們也做好了充分的準備,我們的參考實驗室,一旦發現一種新的病毒,就馬上進行全序列檢測和分析,並且用這種病毒對原有的疫苗免疫過的家禽進行攻毒試驗,看它是不是有效。實際上剛才陳化蘭女士介紹到了,原來的疫苗對北方的變異毒株保護率只有83%,因此我們及時地用新的病毒構建出新的免疫用的毒株。最近,在今年下半年,已經用了6.2億羽份,新的病毒引發的疫情已經完全被控制住了。而且我們已經先後用4株不同的毒株構建了10個疫苗株,防止病毒發生變異,可以及時地投入使用。

2006-11-10 11:12:20

賈幼陵:

說到跟香港大學的合作問題,實際上在2005年8月份,在管軼的文章在《Science》上發表之後,我們就曾經通過作者之一,中國科學院張樹義先生,跟管軼先生進行了聯繫,我本人邀請他跟我進行會談,交流有關方面的問題,管軼先生粗暴地拒絕了我本人的邀請。之後在今年1月份的禽流感國際籌資大會上,陳馮富珍女士跟我談到了跟香港大學合作的問題,我表示願意跟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的袁國勇博士進行交流,陳馮富珍女士非常高興。

2006-11-10 11:15:44

賈幼陵:

在今年2月份,我受香港特區政府的邀請到香港進行訪問的時候,我們主動地約見了袁國勇先生進行了非常友好的會談,而且在座的有本文的作者韋伯斯特先生。袁國勇先生和韋伯斯特先生都表達了合作的意願,同時向我保證,所有的活動一定要遵守中國內地的有關法律,不會幹違法的事,以前的事情不要再說了。袁國勇先生是管軼的上司,我們所做的一切承諾和意願他們都如實的表達,但沒有遵守諾言,包括管軼本人,他也向我們表示遵守國內有關的法律,沒有遵守諾言的不是我們這一方。當然我們還願意跟國際的有關單位、有關科研組織進行合作。我在這裡表達一個意願,中國農業部、衛生部一定會跟世界動物衛生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以及世界衛生組織保持密切的合作,共同努力克服禽流感對全人類的威脅。

2006-11-10 11:20:14

華清:

新聞發布會到此結束,謝謝賈幼陵先生、陳化蘭女士和舒躍龍先生。

2006-11-10 11:20:54

那麼2006年,中共為什麼動用國家的力量,通過國新辦這種方式批駁管軼這篇論文呢?真相也在管軼的那篇回憶文章裡:“我在白天鵝酒店給遠在美國的導師韋伯斯特發電子郵件,說我正在廣州,這裡爆發了一種不知原因的疫病,有醫護人員感染死亡,不能排除有流感的爆發,緊急要求10萬到15萬美元作為調查費用。第二天,2月12日早晨六七點,導師給我打電話,說錢已經到賬,可以用了。錢來自我們在NIH申請的流感項目,這就是我們課題組的反應時間,一兩百字的郵件,研究經費就直接打了過來,沒有任何條件。”“港大的流感實驗室,是我導師肯·蕭瑞吉的,2003年他退休之後,實驗室就傳給了我。當時只有我和同事佩里斯(Malik Peiris)是流感課題組的,他是斯里蘭卡人,1995年從英國來到港大。我們都考的PI(實驗室主管),我做禽流感,他做人流感,所以拿回來的標本也分成兩組,一組由我負責,做流感;一組由他負責,做其他的臨床病毒學標本。”簡單的說,雖然管軼屬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就職於香港大學流感實驗室,和袁國勇和佩里斯不是一個老闆。管軼在回憶文章中的種種不解的原因正在與此。所以管軼在疫苗的研製中沒有出現是必然的,他的職責是研製流感病毒,而不是新冠病毒。而這次文章的發布,也應該是美國導師韋伯斯特項目資金上的支持而發表的研究成果,但是正是這個論文使管軼接近了真相而至於危險的境地。所以,研究流感的專家不惜暴露出面批駁管軼的論文造假和誇大事實,另一方面指揮人銷毀了病毒毒株。

那麼真相是什麼,就是中共研製病毒不僅僅有武漢病毒研究所和武漢大學這支研究冠狀病毒的隊伍,還有一隻研究禽流感、豬流感、人流感的團隊也在參與病毒的研製,就是說這個生化基因武器團隊研製的病毒不止一種。如此,會有人提問,為什麼不使用流感病毒作為武器而是使用冠狀病毒呢?我們正義科學家的解答很簡單,流感和冠狀病毒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病毒,PNAS闢謠這個。也許是實驗室造的流感,但是禽流感致病性不夠,而且容易有解藥,就是容易有疫苗。

我們來看看這個陳化蘭,賈幼陵、舒躍龍這三個人,其中陳化蘭在我們前面的文章中出現過,1969年3月出生於甘肅省白銀市,動物傳染病及預防獸醫學專家,中國農業科學院哈爾濱獸醫研究所研究員,陳化蘭主持哈爾濱獸醫研究所國家禽流感參考實驗室也就是另一個P4實驗室的所在地,當時還是P3實驗室。賈幼陵2003年11月,任農業部畜牧獸醫局局長。2004年1月曾任農業部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工作新聞發言人。舒躍龍,2003年從美國回國,加入到剛剛成立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

這裡需要注意的是,管軼所在的香港大學的實驗室和袁志勇所在的實驗室不是一個單位,或者說他們根本不是一個老闆或者領導系統。

管軼在2001年入職香港大學微生物系,在香港大學的流感實驗室工作,這個實驗室是他導師肯·蕭瑞吉(Ken Shortridge)的。就是世界著名流行性感冒專家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邵力殊教授。“2003年他退休之後,實驗室就傳給了我。當時只有我和同事佩里斯(Malik Peiris)是流感課題組的。”

管軼簡歷如下:

  • 1978-1983江西醫學院臨床醫學系,學士;
  • 1983-1986 江西醫學院附屬醫院兒科醫生;
  • 1986-1989 協和醫科大學首都兒科研究所,碩士;
  • 1989-1992 汕頭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兒科醫生;
  • 1993-1997香港大學醫學院微生物系,博士;
  • 1997-2000孟菲斯St. Jude兒童研究醫院病毒學及分子生物學博士後;
  • 2000-2001 香港大學醫學院微生物系研究助理教授;
  • 2001-2003香港大學醫學院微生物系助理教授。
  • 2005年中國國際實驗室鑑定部生物安全委員會會員
  • 2007年代表香港大學傳染與免疫研究所,成為邊境生物學研究的組織委員會會員;傳染疾病防控研究基金委員會會員。
  • 2005—至今任香港大學傳染病學實驗室主任。
  • 任世界衛生組織在全球的9大實驗室之一的香港大學A/H5診斷實驗室副主任
  • 2001—2007 任廣東省汕頭大學醫學院聯合流感中心主任。
  • 1995—2005 Thomson ISI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研究員排位第五
  • 1995—2005 “禽流感”文章Thomson ISI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前12名中排第四
  • 1995—2005 香港大學”禽流感”研究所Thomson ISI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排名第二
  • 2005 年入選為時代雜誌的十八位世界衛生精英人物之一
  • 2006 年入選為時代雜誌亞洲精英人物
  • 2001年李嘉誠投資的汕頭大學/香港大學醫學院聯合流感研究中心,成立時的中方主任為研究中心主任李康生博士,香港方主任為管軼。

基於此,我們可以基本判斷管軼從事的就是禽流感方面的研究,注意管軼的這段表述:“當時只有我和同事佩里斯(Malik Peiris)是流感課題組的,他是斯里蘭卡人,1995年從英國來到港大。我們都考的PI(實驗室主管),我做禽流感,他做人流感”,就是說管軼和佩里斯都在同一個流感課題組,但是研究的方向是不一樣的,一個是禽流感,一個是人流感。換句話說,管軼研究的是是已經在鳥類中爆發的流感病毒,研究目的是監測和研究傳播的途徑、特點等以防止這種病毒傳染給人類。而佩里斯研究的是已經在人類中造成流感的病毒,就是人流感病毒。這個佩里斯是誰?就是郭文貴在最近爆料中爆出的那個斯里蘭卡人裴偉士!真正的新冠病毒製造者。而管軼則是一個接近真相而又永遠被欺騙不知道真相的著名科學家,他被使用的目的就是為了不斷地研究不斷出現的禽流感、豬流感,而背後操作的人獲取源源不斷地財富,因為這些流感的爆發正是他們發財的機會。

至此,我們的最終猜想可以揭秘了,新冠病毒等生化基因武器生產開發的真正核心戰隊就是中共軍方所掌控的國際戰隊包括巴斯德研究所繫統和新發傳染病重點實驗室系統。

我們先來看看在大陸和香港具有多個新發傳染病重點實驗室。

1 香港大學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

2004年中新社香港十一月十一日電(記者張淑琴)香港大學今日宣布成立並運作“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將重點研究並監控新發傳染性疾病,包括病毒、細菌、真菌及抗藥性等。

香港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系系主任袁國勇表示,國家批准香港設立中國境外首間及唯一的重點實驗室,是中央政府給予香港的榮譽。他說,自一九九七年禽流感在香港爆發始,新發傳染性疾病已成為區內疾病監控的關鍵,沙士的出現及迅速傳播,並禽流感在東南亞地區的蔓延,均證明了監控新發性傳染疾病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袁國勇介紹,實驗室包括新落成的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和病毒、細胞和分子生物學實驗室。他說,為將實驗室事故,如研究人員感染病毒或病毒外洩等發生的機會減至最低,實驗室有一套高於國際標準的安全設計,包括可過濾超過九成九空氣粒子的高效率微粒空氣過濾器、高效能消毒器、供工作人員更換保護衣物的更衣室,及顯示所有房間及通道情況的監控板等。

袁國勇表示,實驗室將與港大微生物學系、基因研究中心、艾滋病研究所及世界衛生組織動物流感中心合作,並會與其他國家分享研究結果。研究工作包括長期監察各種傳染病、偵測不同動物品種的病源傳播模式、研製診斷試劑、藥物、研製疫苗及研究抗病毒藥物。

港大校長徐立之表示,實驗室由政府撥款八百萬港元,加上港大撥款二千萬港元建成。他預計,實驗室每年的經費約需二千五百萬港元,希望能獲得國家、政府及各界人士資助,以維持實驗室運作。

2 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實驗動物研究所新發再發傳染病動物模型研究北京市重點實驗室既新發再發傳染病聯合實驗室北京

從1986年開始重大傳染病研究,2003年開始新發傳染病研究,具有三十多年的傳染病研究經驗。2012年,研究所整合傳染病研究課題組,成立病原實驗研究中心(簡稱病原中心),成為研究所四個科研中心之一。依托研究所新發再發傳染病動物模型研究北京市重點實驗室,及與香港大學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聯合成立的新發再發傳染病聯合實驗室,病原中心專注於新發再發傳染病動物模型的創制,及傳染病的創新研究,鼎力支撐我國乃至全球的傳染病綜合防控和科學研究。病原中心是我國唯一以傳染病動物模型資源創制和生物醫藥研究科技引領為目的的研究中心,力爭成為國際一流的新發和重大傳染病動物模型及比較醫學的集成性研究機構。

研究領域:圍繞重大傳染病和新發傳染病,病原中心開展病原預警溯源、宿主易感性分析、疾病模型創制及比較醫學研究等工作,為傳染性疾病的綜合防控和科學研究提供疾病模型、分析技術及關鍵信息。

為扭轉國內傳染病動物模型資源匱乏局面,病原中心創建了全球最大的傳染病動物模型資源庫,包含動物模型96種,覆蓋近15年來國內發生和輸入的100%的傳染病,涵蓋高致病病原數量為全球最多,為我國乃至全球傳染病的防控提供了關鍵工具。

3 新發突發傳染病研究北京市重點實驗室

英文名稱: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實驗室主任:成軍教授

本實驗室前身為1984年成立的北京地壇醫院病毒研究室,於2005年更名為北京地壇醫院傳染病研究所,於2012年5月被認定為北京市重點實驗室。本實驗室以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地壇醫院作為依託單位,隸屬於北京市科委。

4 上海市新發與再現傳染病研究所

為積極應對當今人類共同面臨的日益嚴峻的“新發與再現傳染病”的挑戰,上海市新發與再現傳染病研究所2011年4月28日在復旦大學附屬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成立。

著名微生物學專家、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聞玉梅院士和公共衛生臨床中心資深教授蔣偉倫為研究所成立揭牌。

上海市衛生局局長徐建光、上海申康醫院發展中心主任陳建平、復旦大學副校長桂永浩、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研究所所長李德新、上海市科委領導劉勤、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黨委書記袁正宏教授等在揭牌儀式上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並向在科技工作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醫務人員頒獎。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主任張志勇主持儀式。

據復旦大學附屬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主任張志勇教授介紹,新成立的上海市新發與再現傳染病研究所由包括國家級傑出青年與上海市學科帶頭人在內的高水平專家組成,具有紮實的前期工作基礎,並配備相應的大型儀器設備與通過國家權威部門認證認可的P3實驗室在內的大型研究設施,依托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的綜合實力開展一系列研究工作,並有較強的科研創新能力承擔和完成國家重大科研任務,開展高水平和實質性的國內外學術交流與合作,及時參與國家重大科學研究計劃和上海市的突發傳染病的應急處置,為上海市乃至我國應對傳染病提供科技支撐。

新任上海市新發與再現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研究員張曉燕向記者詳細介紹了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對新發與再發傳染病的診斷與鑑定技術體系、發病機理及臨床轉歸、治療策略與生物預防技術等開展深入研究工作,同時積極開展高等級生物安全保障技術體系、動物學研究技術平台、傳染病科學研究支撐技術平台,以及臨床藥物試驗基地建設等開創性工作。

5 武漢病毒研究所新發傳染病研究中心武漢

主任:石正麗研究員

副主任:危宏平、張波研究員

中法新發傳染病防治合作協議指導委員會第八次會議在武漢召開

中法代表於4月29日共聚武漢,關注(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建設的進展情況

防治傳染病在全球範圍內極具挑戰性。三十年來,人類或生畜的傳染病呈上升趨勢,既成為公共衛生領域的重大問題,又給全球經濟帶來風險。戰勝這些疾病需要在國際合作精神下的預防工作,但同時也需要監督政策依託的手段以及研究上的不懈努力。落實這些政策需要在合作精神下積極動員國際力量。

在研究方面,法國具備人力資源和基礎設施多個王牌,並選擇與中國,尤其是中科院研究所之一——武漢病毒研究所合作。防治傳染病因此成為2011年3月底科學技術聯合委員會確定的優先合作項目之一。新發傳染病防治方面的合作也是政府間協議的內容之一,該協議於十年前(2004年10月)簽署,成立了上海巴斯德研究所,與中科院緊密協作,是引領合作的框架機制。在此背景下,中法兩國共同在武漢病毒研究所建設P4生物安全實驗室(最高安全水平)。

2004年協議指導委員會第八次會議於2014年4月29日在武漢召開,由阿蘭•梅里埃和陳竺共同主持,會議就實驗室建設進展以及實驗室認證認可等問題進行了討論。

實驗室的建設由中科院管理,於2011年底動工,選址鄭店(江夏區)——武漢病毒研究所新址,建成後可容納武漢病毒所的全部人員及設備。實驗室是根據法國研發的高科技生物維護概念而設計的,可進行第四級病源體的研究及診斷。建成後,實驗室將承接與法國合作的研究項目,並將成為世界衛生組織下的合作中心。

在以上的新發傳染病的研究中心或者實驗室中,我們排除北京地壇醫院的新發傳染病研究北京重點實驗室,其餘的四家均和新冠病毒和P4實驗室產生聯繫。其中武漢病毒研究所新發傳染病研究中心就是專門為P4實驗室的建成而準備設立的,成立的時間應該在2012年左右。這個中心的成立是為了落實中法在傳染病防治方面的協議,這個協議於2004年10月簽署,成立了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是引領合作的框架機制,在此背景下中法兩國共同在武漢病毒研究所建設P4生物安全實驗室(最高安全水平)。在研究方面,法國具備人力資源和基礎設施多個王牌,並選擇與中國,尤其是中科院研究所之一——武漢病毒研究所合作。注意這段表述的是武漢病毒研究所新發傳染病中心的任務是人力資源的培養,而P4實驗室則是基礎設施資源。當時,最終協議中的中法共建我們在前面的挖掘中已經得知變成了中方獨自建立,最終變成一個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分離的軍方管理的設施。

而香港大學的2004年成立的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究竟是為了什麼?可以肯定的說也是為了武漢的P4實驗室,或者說是為了武漢P4實驗室中的病毒毒株。換句話說,香港的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就是中共所刻意掩蓋的軍方的真正研製病毒的核心單位巴斯德研究所的合法面具。正是這種管理模式,揭示了這個龐大佈局的開始於SARS之後。只有如此,在管軼的那篇回憶文章中袁國勇和裴偉士的種種奇怪的行為才能得到合乎邏輯的解釋。

也正是因為這個佈局的早期參與者是陳竺,才能說明背後的真正掌控者是上海,是上海的江家,是上海的江綿恆,這才是真正的掌握潘多拉盒子鑰匙的人。

香港大學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與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實驗動物研究所共建實驗室的目的是什麼就不言而喻了,是為了其全球最大的傳染病動物模型資源庫。

而2011年上海市新發與再現傳染病研究所成立時聞玉梅院士的出現就值得深思了,2020年1月29日從復旦大學附屬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科研部門傳來好消息,由新發與再現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徐建青帶領的科研團隊,經過6年不懈努力,研製出一款抗病毒噴劑可用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應急病房職業防護,並順利通過倫理審查。而我們剛剛揭示過,早在2003年,有一種SARS冠狀病毒的活性疫苗被研製出來,是一種鼻頁滴劑,研製合作的三方分別是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的鄭伯健博士、上海復旦大學的聞玉梅院士和鍾南山。袁國勇只是合作方鄭伯健博士的領導。一切又是那麼巧合。

其實,鐘南山、管軼早在2003年就感覺到了這個背後指揮整個計劃的人,但是他們絕對是不敢說出那個人名字的,當然也有一種可能就是他們是離真相很近但是永遠不知道真相的人,所以他們同時把疑惑或者不滿發洩給了那個忠實執行計劃的人袁國勇。

所以袁國勇很關鍵。

我們先來看看袁國勇的簡歷:

袁國勇是一名基督新教徒,曾任港大校委會成員。早年就讀皇仁書院,與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為同班同學。1981年於香港大學醫學院畢業,其後在基督教聯合醫院擔任醫生六年。後於1987年開始在瑪麗醫院進行微生物學研究。直到1989年才進入香港大學微生物系工作。他是首位確認SARS是由冠狀病毒,而不是其他的衣原體或其他病因形成。袁國勇認為病毒可源自果子狸等野生動物。他被譽為“抗SARS英雄”。2004年,他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銀紫荊星章”以表彰他對抗沙士病毒的努力。

他在香港遇上不明病毒或醫療事故時,經常被任命為專家小組主席,被視為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岳的親信。

2015年7月31日,袁國勇以“一名科學家,無受過政治訓練”為由主動辭去香港大學校委會會員一職,認為近三年的香港進入分裂及撕裂狀態,政治事件令港大每況愈下,無力帶領港大走出困局,並稱“不如回去搞傳染病、搞毛黴菌好過”。

【環球網報導】據多家港媒2020年1月28日報導,香港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系傳染病學講座教授袁國勇28日表示,港大微生物學系初步在噴鼻式流感疫苗基礎上,研發出針對新型冠狀病毒的疫苗,未來可進行動物實驗,以了解疫苗是否有效。這個疫苗和2003年那個疫苗非常的相似。

而袁國勇的真正身份香港巴斯德研究所的所長應該揭開了!

我們來看看一篇相關資料:

(香港,2005年2月25日)李嘉誠基金會宣布捐款300萬歐羅(逾港幣3000萬元),資助全球頂尖研究機構法國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 Pasteur),與近年在禽流感及新發傳染病研究接連創出佳績的汕頭大學醫學院/香港大學醫學院聯合流感研究中心的合作,為全球對抗禽流感工作的國際力量增添一股新動力。

禽流感現在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具威脅的流感病毒,若大規模爆發,後果不堪想像。流感專家警告,隨著H5N1禽流感病毒在過去七年不斷變種,導致病毒人傳人的能力大增。醫學界已發現了數個具有人傳人能力的禽流感病毒新品種,估計一旦大爆發,死亡人數可能數以百萬計。目前世界各國的醫療衛生官員們雖努力就此威脅做好準備,但仍未能掌握最有效的辦法。

捐款將用以資助巴斯德研究所與汕頭大學醫學院/香港大學醫學院聯合流感研究中心進行合作,研究對抗禽流感與其他呼吸系統疾病的防治方法。合作計劃的首要工作,是研究現有或新的快速準確試劑,以及了解病毒宿主體內免疫力與病毒的相互作用。

汕頭大學與香港大學於2001年11月合作成立的流感研究中心較早前在有關研究方面已取得了重大突破,曾先後發現流感病毒可跨種屬屏障直接從鴨傳給人及H5N1病毒流感已成為東南亞的風土病,這些研究結果曾經分別於2003及2004年在國際頂級科研雜誌《自然》(Nature)發表。

李嘉誠先生對尖端醫學科技研究一向大力支持,面對禽流感對世人的嚴重威脅,更亟望能早日研究出有效的防治方法。李先生很高興知道法國巴斯德研究所剛在上海成立了分所,如今凝聚合作各方的努力,相信會更快取得科學上的突破成果,讓公共衛生部門在防治這項世紀病毒及相關疾病方面作出更佳準備。

巴斯德研究所所長Philippe Kourilsky教授說,他很感謝李先生的慷慨捐助,這證明了李先生對人文精神的承擔,以及他對公眾健康的深切關注。

Kourilsky教授稱,巴斯德研究所與中國科學院及上海市政府合作的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是因應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法國總統希拉克去年所表達的中法雙方多合作的意願而成立。Kourilsky教授說研究所與聯合流感研究中心的合作目標,是在有新的呼吸系統疾病出現時,迅速作出實質有效的回應。

他說,我們會特別著重研究開發新的產品,例如新式診斷器材、疫苗或藥物等。」

一個由巴斯德研究所、上海巴斯德研究所、聯合流感研究中心和李嘉誠基金會代表所組成的管理委員會將會成立,負責督導合作計劃和各項工作的推展,並監督各項工作的進展與成效。

注意,一個由巴斯德研究所、上海巴斯德研究所、聯合流感研究中心和李嘉誠基金會代表所組成的管理委員會將會成立,負責督導合作計劃和各項工作的推展,並監督各項工作的進展與成效。這個管理委員會真正管理著上海巴斯德和香港巴斯德已經汕頭大學的聯合流感研究中心。而汕頭大學的聯合流感研究中早在2007年向一家成為汕頭大學醫學院國際感染與免疫研究所),2012年底獲批成立廣東省”感染病與分子免疫病理”重點實驗室,2013年初成為省國際科技合作基地,2015年獲得高水平大學重點數據,2016年教育部獲批准成立病毒學與新發傳染病國際合作聯合實驗室。2019年12月19日汕頭大學·香港大學聯合病毒學研究所獲授粵港聯合實驗室。那麼郭德銀2016年任職中山大學基礎醫學院(深圳)院長,陳新文2013年調任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就值得深思了,就像前文中所分析的那樣,這是一種戰略轉移。

記住,掌控巴斯德研究所、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病毒學與新發傳染病國際合作聯合實驗室的是這個委員會,這個規定開始是在2005年,也就是說為了P4實驗室,在上海成立的上海巴斯德,也是因為P4在香港成立了巴斯德,同時成立了香港大學病毒學與新發傳染病國際合作聯合實驗室,而主要的捐助者就是李嘉誠基金會。

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我們先把資料揭示完。

這是香港大學網站上關於袁國勇的介紹:

袁國勇教授

2015年當選為香港科學院創院院士

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 香港大學醫學博士; 英國格拉斯哥皇家醫學院外科榮授院士;英國皇家病理科醫學院榮授院士; 皇家內科醫學院榮授院士(愛丁堡,倫敦); 中國工程院院士;香港科學院創院院士

簡介

霍英東基金教授(傳染病學)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

香港瑪麗醫院微生物學系主管

中國工程院醫藥衛生學部院士

香港大學新發傳染病國家重點實驗室

袁國勇教授1981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並在2001年至2011年作為港大微生物學系的主任,他是個傑出的微生物學家,傳染病專家和外科醫生。他在這三個領域的成功可以從他在總多機構獲得的榮譽體現出來,袁教授是香港醫學科學院的病理學家,外科專家,皇家內科醫學院榮授院士(愛丁堡,倫敦),英國格拉斯哥皇家醫學院外科榮授院士和美國醫學院士;他在2006-2007年間獲得裘氏資深研究員獎並在2007年被選為中國工程院士, 他在2002年在香港評為太平紳士並在2004年獲得香港特別行政區頒發的銀紫荊獎章。

因為他在新發傳染病的專長和貢獻,袁教授在2000年被任命為香港大學巴斯德研究所所長以促進香港大學和法國巴斯德研究所之間的合作。他的研究特點是針對對各種病床上的各種疑難雜症尋找治療方法,然後把臨床樣品帶到實驗鑑定新型的致病病原體,許多動物源性的病源就是這樣發現的,利用實驗室的研究發現和他的經驗以及領導才能協調醫生,微生物學家和流行病學家,他曾多次幫助政府控制疫情在小區,醫院或動物中的爆發。

袁教授是廣為人知的傳染病專家,他的專長在控制2003年的SARS全球爆發中得到了印證。他在發現SARS感染病源體,即SARS 冠狀病毒,的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病毒的鑑定是疫情最後得到有效控制的關鍵。多年來,他帶領他的團隊發現倆超過50種新病原體,包括了人類冠狀病毒HKU1,蝙蝠類似SARS冠狀病毒,蝙蝠冠狀病毒HKU2-24 和很多細菌,真菌以及寄生蟲,這些病原體都以香港或中國命名。他在1998年首先在Lancet(柳葉刀)醫學期刊發表了關於禽流感H5N1實驗室診斷的論文,這篇論文已經倍引用超過500次,為表彰他在傳染病領域的貢獻,香港大學在2005年聘任他為霍英東傳染病學教授,同樣在2005年,為突顯港大在該領域的成就和貢獻,中國科學技術部授予香港大學新發傳染病國家重點實驗室,這是中國大陸地區以外成立的第一個國家重點實驗室, 袁教授為首任實驗室主任至今。

從這篇報導中我們可以知道,香港的巴斯德研究所成立於2000年,而袁國勇被任命為主任,就是說在2003年爆發SARS疫情那次病毒檢測中,管軼和袁國勇不在一個實驗室,管軼屬於流感中心,袁國勇為系主任同時為香港巴斯德研究所的主任。袁國勇的地位可想而知了。那麼真正能進行這種佈局的人、指揮袁國勇進行研究、指揮李嘉誠進行捐助的絕對不會是法國的巴斯德總部,只有一個人,這就是上海的江家。所以香港的巴斯德是為了提前佈局,是為了武漢的P4實驗室。而這個佈局,是由陳竺和江綿恆等最高層做出的。

一切又回到了1936年,法國巴斯德研究所曾於1936年在上海建立上海巴斯德所,1950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1951年8月1日在上海巴斯德所基礎上,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後於1958年整體遷往北京。

中國科學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以下簡稱上海巴斯德所)於2004年10月11日揭牌成立,2005年7月開始運行,2007年7月23日獲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批复,是中科院唯一整建制從事人類傳染性疾病基礎研究和相關技術應用的綜合性研究機構。自2017年開始,上海巴斯德所共建方變更為中國科學院和法國巴斯德研究所。

以下的兩份資料是從來沒有出示的,均來源於香港巴斯德研究所的官方網站。同時我們也加上科學家的解讀。

香港巴斯德

1995年,Malik Peiris和Dr KH Chan (Chan Kwok Hung), Dr Seto Wing Hong and Dr (now Professor) KY Yuen,在香港大學的教學醫院聖瑪麗醫院一起工作。當時主要是在做臨床檢測,在免疫系統缺陷的病人中檢測呼吸道病毒(如小孩,老人)。兩年後,禽流感襲擊香港,他們實驗室做出貢獻。之後,Dr Rob Webster鼓勵他們建立了禽流感的研究項目。

這應該是在1997年左右,Guan Yi, Leo Poon,加上他他們三個人一起再做禽流感研究。

那時團隊有60人。2003年非典襲擊後,他們這個兩個團隊臨床檢測和流感團隊一起做非典研究:Chan Kwok Hung, Guan Yi, Leo Poon, John Nicholls, KY Yuen, WH Seto and many others。非典後,他和Guan Yi, Leo 回歸到了流感和其他新發病毒的研究,這個時候和流行病學,統計學專家建立合作團隊。Gabriel Leung, Ben Cowling, Joe Wu, Eric Lau。

還有病理學家兒科專家和免疫學家

這個時候,他本人也參與到了香港巴斯德項目中,和Roberto Bruzzone一起建立了研究病毒感染的細胞生物學的項目。更多的年輕科學家加入了,如Michael Chan, Hui ling Yen, Renee Chan, Chris Mok, Suki Lee, Sophie Valkenburg, Sumana Sanyal, and many others

這裡也說和法國的機構合作。下面講到在MERS中和多個國家包括巴黎的巴斯德都有合作。

這裡他想表達,每次病毒爆發,人們研究病毒,但是每次病毒來了人們才去研究疫苗根本來不及了。所以他們想走在病毒的前面因此他們和WHO合作,想要評估動物病毒對人類的威脅以及可能的傳播隱患。研究動物病毒是否可以感染人。用體外細胞實驗。

這裡我認為是為生化武器研究打掩護。因為生化武器研究就需要從動物中找病毒做模板然後改造。但是從動物中找病毒是個非常危險的行為,所以他們美其名曰,走在病毒的前面,要”評估”動物病毒的隱患。

如果你要評估動物病毒,首先就是要找動物病毒,還是做實驗,這不就和生物武器開發目的對上了。

而且還是和WHO合作,有冠冕堂皇的理由。

香港巴斯德建立歷史

1999年,香港大學建立巴斯德研究所,JAMES KUNG當主任,估計是出錢。

當時的學術主任是Antoine Danchin 和Pr Kwok-Yung Yuen(袁國勇)

SARS後,香港巴斯德研究所在Ralf Altmeyer的領導下,研究病毒和宿主作用,特別重點研究呼吸系統病毒和其他潛在造成疫情的病毒。2006年,Roberto Bruzzone and Malik Peiris是主任。

以上是James KUNG Ziang Mien的個人簡歷,也是發表在香港巴斯德的網站上。

James KUNG Ziang Mien的中文名稱就是孔令成的父親,孔祥勉。

下面是關於孔祥勉的一篇挖掘資料。

成立於1980年代的香港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本著“增進友誼、經濟合作、技術交流、培訓人才,為​​香港、上海兩地經濟建設、共同繁榮而努力”的創會宗旨,為滬港兩地經濟合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8年來。協會本身也逐步發展壯大,香港滬籍知名人士及各大財團,幾乎都是滬港經濟發展協會的會員。日前,記者採訪了香港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新任會長孔祥勉先生。今年75歲的孔祥勉是個資深銀行家,現任香港浙江第一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他1950年出生在上海,畢業於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1950年來香港,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奮鬥,如今他已是“功成名就”。儘管孔先生英語和粵語相當熟練,但他亦能講一口流利的上海話,他說這是“家鄉語言”。

注意,這個孔祥勉和李嘉誠一樣,真正掌管著著盜國賊在海外的巨大資產。而上海幫通過香港洗錢的管道和關係就是通過這個汪道涵倡導的“香港滬港經濟發展協會”建立起來的。這個協會中當然包括香港地產四大家族中的全部。

法國榮譽軍團勳章(Liond”Honneur)於1802年由拿破崙設立,是法國政府頒授的最高榮譽,以表揚在服務人群有卓越成就的人士。港大巴斯德研究中心委員會主席孔祥勉昨亦獲授法國榮譽軍團大軍官

2017年8月8日– 該勳章由法國總統簽署命令,主要頒發給法籍人士;在中國,貝聿銘、金庸、巴金等文化名人,以及何鴻燊、孔祥勉、馬雲等商界名流曾獲此殊榮。

當然還有陳竺,2012年4月12日– 人民網巴黎4月12日電(記者李志偉)4月12日,衛生部長陳竺在法國國民議會被授予榮譽軍團軍官級勳章。

2016年6月16日,中法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移交儀式暨授勳儀式在武漢舉行。會上,法國駐華大使顧山代表法國總統,分別向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員袁志明、石正麗授予“法國國家功勳騎士勳章”和“法國棕櫚教育騎士榮譽勳章”,以此感謝兩人及其團隊在推動中法新發傳染病預防和控制領域的合作,以及中法合作建設武漢P4實驗室中作出的貢獻。

中新網10月16日電据香港文匯報報導,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以及微生物學教授裴偉士昨(15日)獲法國政府頒授榮譽軍團騎士勳章(Knightof theLion d”Honneur)。

幾乎所有與巴斯德相關的人均受到法國的勳章,當然法國絕對不會隨隨便便地授給一個外國人胸章的,只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給法國帶來了巨大的國家利益,就是因為錢。

正是因為錢,因為江家所代表的盜國集團的錢基本上隱匿在李嘉誠所代表的香港的大家族和新加坡的淡馬錫手中所代持或者轉移藏匿於離岸公司(見另一挖掘系列《盜國系列》),所以我們獲知李嘉誠的投資和孔令勉的投資絕對是最關鍵的投資,也是保守這個最高機密的最后防線。但是,錢是不會撒謊的,當袁國勇舉起李嘉誠的那張巨額的支票時,這種佈局已經暴露了。

那麼這個錢為主線的佈局中的最核心的部分也就出現了,這就是“法中基金會”。

這個名字在前面是不能說的,因為這是最終的機密的外殼,誰觸碰了這個外殼都將面臨死亡的威脅,或者閉嘴,或者死亡閉嘴。那麼說出這個名字的時候,很多困惑大家的問題應該可以揭秘了:王健之死的原因真正是因為搶奪資產嗎?如果為了搶奪資產,為什麼法中基金會的華鑌親自坐鎮?總參國保等多個部門都出現在現場,甚至動用國際刑警組織孟宏偉。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王健觸碰到了這個核心的機密。更為奇妙的是法國的張健也是在爆出華鑌的法中基金會的身份後意外死亡的,而政事小哥和挖掘機瑪莎的被封口也基本上是在爆出華鑌和這個法中基金會之後,DT當時雖然爆出了法中基金會但是聞到了奇怪的味道而及時的轉移了爆料內容才在推特上生存到今天,不過也在猛烈攻擊下準備撤離了。

所以DT以陰謀論的臆想扒一扒這個法中基金會。

法中基金會是中法兩國民間組織之間的對話平台。

2012年由外交官、企業家和藝術家團體創立,法中基金會作為一家非營利組織,其使命是促進法

中兩國人士之間交流觀點,發展長久聯繫,激發他們對對方國家的興趣,並鼓勵創建聯合項目。

法中基金會的主要活動包括每年組織一次中法“青年領袖”項目,交替在法國和中國舉辦。每屆活動為期4天,聚集30-40位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有卓越成就的中法高潛力人才。

法中基金會全年圍繞經濟、政治、文化、科學和教育主題舉辦中法交流活動,活動在中國和法國開展,旨在推動中法領軍人物之間的對話。

法中基金會的活動獲得了兩國政界和社會機構的大力支持,尤其是通過基金會的戰略委員會,其成員包含法中兩國各界傑出人物。

注意成立時間,2012年,在文貴先生的爆料中曾經提過2012年一個政治局常委的人物曾經找過他說邀請他參加一個絕密計劃的投資,文貴先生拒絕了,其中馬雲、馬化騰等都參與了,應該就是指這個基金會。

在法中基金會的網站有三組人物:A 法中基金會創始人在原來的查詢中,華鑌應該出現在這裡,而現在,華鑌徹底失踪了。

我們來看看戰略委員會:

在這個名單裡,出現了BTA的主帥張亞琴(百度)、馬化騰(騰訊)馬雲(阿里巴巴)的名字,還包括丁磊(網易)、張欣(潘石屹妻子)、汪延(新浪)、郭炎(中信)、康敬偉(科通芯城)、洪晃(互動傳媒)、何超瓊等名字。

戰略委員會從字面上理解是對基金會所支持的青年企業家進行企業發展戰略上的指導,但是事情真的那麼簡單嗎?我們先通過一張表格對這些出現的人物做一個簡單的梳理:

中法基金會戰略委員會統計表:

在這個34人的名單中,其中中方(曾經擁有中國國籍包括港澳)16人,法國18人。我們先剔除藝術家、建築師、和政府官員,主要看其中企業金融界的人,看看他們具有什麼樣的特點:

A 中方包括張亞琴、百度總裁;張欣、SOHO中國總裁;汪延、新浪創始人;季琦、華住酒店集團創始人兼董事長;馬雲阿里巴巴集團創始人,執行主席;馬化騰騰訊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郭炎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康敬偉科通芯城集團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洪晃中國互動媒體集團董事長;何超瓊信德集團總經理兼執行董事;陳爽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兼副總經理;這幾個人我們再按照行業和地域進行劃分簡單製成下列表格:

洪晃多維的背景

在上面的表格中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就是洪晃,她所任职的中国互动传媒集团在中国的企业名单中没有查到,经过查询,企业法人和高管为洪晃的共有5家,如下表:

1洪晃文化传播(天津)有限公司法人,经理,执行董事 100万人民币 2014-05-23 天津市 存续

2 北京薄荷糯米葱服装服饰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1000万人民币 2009-12-10 北京市 在业

3 多维互动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长 300万美元 2000-08-16 北京市 在业

4 北京昂蓝互动广告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200万人民币 2000-02-03 北京市 在业

5 卡尔瓦克斯公司北京代表处 – – – 北京市 注销 法人首席代表

这里的洪晃应该是就是上表中的洪晃,所以这个中国互动传媒如果存在的话只能指多维互动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的代称或者在海外的公司。

我们重点挖一挖这家公司。

公司架构图

这是一家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公司投资的外资企业。

详细资料

  • 注册资本 300万美元
  • 实缴资本 300万美元
  • 成立日期 2000-08-16
  • 经营状态 在业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717749836X 工商注册号 110000410150109
  • 纳税人识别号 91110105717749836X 组织机构代码 717749836
  •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行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核准日期 2019-10-29 登记机关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
  • 营业期限 2000-08-16至2020-08-15 纳税人资质 –
  • 人员规模 – 参保人数 0
  • 曾用名 – 英文名称 –
  •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2号(厂区南侧)附近公司
  • 经营范围 研究开发电子商务平台软件;网站策划;网页设计;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提供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技术服务;投资咨询;管理咨询;商务咨询;系统集成;提供图文设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企业变更记录: 2010-04-21 董事(理事)、经理、监事 1 洪晃* 董事长2 张岩 董事 [退出]3 安伟峰 董事4 弋沛杰 副总经理1 洪晃* 董事长2 沈宪光 董事 [新增]3 安伟峰 董事4 弋沛杰 副总经理

这家公司涉及人员包括 洪晃 张岩 安伟峰 弋沛杰 沈宪光5人

我们在表格中列出这几个股东高管可能的人,其中弋沛杰可以理解为出资人,而张岩倾向于新华三集团副总裁、云数产品线总裁张岩就是主管技术,而安伟峰和沈宪光可以理解为艺术名人,这种架构包括外资背景可以理解为这是一家被操控的媒体投资公司,另外通过我们的挖掘基本确定,这个以“多维互动网络”公司基础上成立的“中国互动传媒集团”就是操纵海外中文媒体收购(包括多维网、明镜等)的最主要的推手,或者说是海外伪类的金钱收买的大本营和出资者,洪晃为其董事长。洪晃,章含之之女,关于她的故事还很多。(由于本文重点不是此部分,故只出示逻辑关系)

关于新华三集团的资料如下:

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作为数字化解决方案领导者,致力于成为客户业务创新、数字化转型最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新华三拥有计算、存储、网络、安全等全方位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整体能力,提供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联接、5G、信息安全、新安防、物联网、边缘计算等在内的一站式数字化解决方案,以及端到端的技术服务。同时,新华三也是HPE®服务器、存储和技术服务的中国独家提供商。

新华三集团深耕行业三十余年,始终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提供场景化解决方案,支持运营商、政府、金融、医疗、教育、交通、制造、电力、能源、互联网等百行百业数字化转型实践,产品和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近百个国家和地区。

新华三集团坚持以技术创新为发展引擎,目前研发人员占比超过50%,专利申请总量超过10,000件,其中90%以上是发明专利。我们将持续通过领先的技术能力和智能化的手段,全面践行“智能+”,深入推动智能化在百行百业的应用落地。

销售与服务机构47家;涉及国家和地区100+;海外分支机构7个;50,000,000+台设备在线运行。

维基百科

新华三集团(H3C)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家网络设备公司,主要产品包括路由器、交换机、无线等网络设备。该公司成立于2016年5月6日。总部位于北京和杭州。清华控股旗下紫光集团下属子公司紫光股份控股51%,慧与科技占股49%。

新华三集团前身为华三通信,是华为与3Com于2003年11月成立的合资公司,当时名为华为3Com,华为与3Com分别持股51%和49%。2006年,3Com收购了华三通信的全部股份。2007年4月,华为3Com更名为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华三通信,H3C)。2009年,惠普收购3Com,华三通信也同时成为惠普的全资子公司。2015年5月21日,清华控股旗下紫光集团下属子公司紫光股份收购华三公司51%的股权。

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是华为的一个子公司

华三从华为独立后的故事:出击四大方向(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04日 23:20 新浪科技)

新浪科技讯 近日,从华为3Com变身为 “H3C”的高层首次亮相于媒体面前,透露了其品牌切换后的发展方向。H3C相关高层表示,H3C从一开始就是独立运作的公司,今后与华为专注于电信运营商不同,除运营商以外,H3C将更聚焦在企业网市场,并且将专注于多媒体、存储、安全、主网络四大产品领域。

更名后的故事

在杭州北部的杭州经济开发区似乎具有通信企业的扎堆效应,大名鼎鼎的东信、UT斯达康等都聚集于此,H3C也座落于这两家公司的旁边。

不过,现在的H3C在当地的知名度似乎不如东信、UT斯达康大,H3C主管国内市场的副总裁王巍也如此承认。

这主要源于一次企业更名。2007年4月,华为3Com正式更名为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简称H3C),企业标志也由“H3C”代替了“华为3Com”。

由于华为和3COM广为业界所熟悉,“华为3Com”这个合资公司的名字也具有相当的知名度。“但‘H3C’的公司名字是上个月才审批完成的,到今天才一个月零几天。我现在打

出租车坚持说到‘华三’,出租车司机都说不知道,到了以后,别人说不就是华为3Com吗,我指着墙上的字说,已经改名了”,王巍还特意描述了更名后这样的一段故事。

管理层的默契

H3C全球营销总裁吴敬传看似一位温雅的淑女,很难想象其带领的销售团队达到年销售额7亿多美元,倒更像一位年轻的大学女教师。

“H3C的产品线总裁也都只有35岁左右,但都有十几年的丰富经验”,吴敬传如此表示。

2003年,合资公司成立之初,华为把整个数据通信产品线纳入合资公司,并且运营团队也从华为整体调任,这些运营团队基本上是从华为一步步走上来的,但华为成立时间也就十几年,给人成长的空间非常快。

对于变身后的H3C的高管是否有变动,H3C全球营销总裁吴敬传称,“H3C管理层主要来自华为,合资公司之初华为注入的是团队和技术;3COM提供资金。股权变更后管理层没有变化。这个管理团队非常有信心把公司带向新的目标。我们这个管理层已经形成了默契,CEO、CTO和我已经有10年的一起工作的经历”。

从一开始就是独立运作

对于H3C而言,吴敬传表示,“H3C从一开始就是独立运作的,华为、3Com、NEC等都是H3C的战略大客户。

据悉,以前,一些路由器、交换机产品的研发都是交由H3C进行,然后根据华为的运营商网客户的需求进行一些改进,为华为提供OEM产品,但同时H3C还为NEC等OEM产品。“股权变更后,华为仍是H3C的战略合作伙伴,华为仍会OEM H3C的产品,华为与NEC等都是H3C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吴敬传如此描述H3C与华为今后的关系。

她同时透露,经过3年多的时间,H3C实现了稳健、快速的成长,由3年前的年销售额7000万美元到去年的7.12亿美元,翻了10倍;如果算出货量的话,那就达到了100亿元人民币,“目前H3C每个季度的增长接近于这个行业的发展极限,发明专利申请总数在全国排第二“。

四大新方向

H3C国内市场部副总裁王巍也认为H3C已经独立成长起来了,方向也非常明确。

他說,H3C在技術和人才上有非常紮實的基礎和儲備,“我們非常重視研發,在5000名的員工隊伍中,半數是研發人員,我們將持續以IP技術為核心,主要是做大多媒體、存儲、安全、主網絡四大產品領域”。

王巍表示,在中國路由器與交換機領域,H3C的綜合市場份額總共佔36.5%左右的份額,在交換機領域,H3C的市場份額已位居第一。

但王巍也表示,全球互聯網技術相當壟斷,例如在以太網領域,儘管H3C在國內已打破了壟斷,也通過合作夥伴向全球銷售,目前在以太網上排第二名,但第一名銷售額200億美元,H3C離第一名相差太遠,反過來也顯示出市場潛力的巨大。

對於安防這一新興的大市場,王巍說,H3C將對監控技術全面革新,以標準化為方向做大監控系統。

不過,H3C似乎也很看好存儲產品線。“H3C做存儲的技術思路就是堅定不移的走IP存儲道路,儘管全球存儲巨頭一開始都不支持IP存儲,那是因為他們以前是其它技術的既得利益者”。

然而,一提到存儲設備,又要回到H3C的老東家華為——幾天前,剛傳出消息,華為將與賽門鐵克在成都建存儲設備的合資公司華賽,在新公司中,華為持有51%的股權,賽門鐵克持有49%的股權,華為將注入其電信領域的存儲與網絡安全業務。

對此,H3C全球營銷總裁吳敬傳說,“H3C願意看到更多的廠商進入,把存儲領域做大,如果未來華賽願意的話,我們也歡迎。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把IP存儲這個領域做大。我們不把華賽作為競爭對手,而是同盟軍,即便有競爭,大家也是很坦然地競爭”。(銀刀)

那麼這裡出現一個問題,法中基金會應該是以中法友好合作為基礎的企業家和社會名人的匯集,那麼為什麼出現洪晃和那麼多美國上市企業的老總呢?解開這個疑問點之前我們先把挖掘做完。

郭炎、陳爽、何超瓊這三個人都和香港澳門相關。其中郭炎於2011年六月被授予法國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何超瓊2009年4月,她在法國駐香港領事館獲得法國騎士勳章,獲得過勳章的還有她的老爸,澳門賭王何鴻燊。

郭炎

郭炎:香港金融大亨郭炎,男,1949年1月出生,祖籍廣東大埔,生於香港,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擁有香港大學管理學哲學碩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金融學博士學位。1997至1998年間,郭炎曾擔任中信嘉華銀行主席兼行政總裁,並創辦東南亞木業集團有限公司,後被中信收購,郭出任中信資源控股董事長,至2007年卸任。現為香港同星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該公司主要從事投資基金業。

從1998年2月開始,郭炎作為港澳地區特邀界別,擔任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之後連任兩屆,2008年3月起,升任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

台灣行政院長吳敦義在就任前,曾於2009年9月5日、6日訪問香港,此事在台灣經媒體曝光後,遭遇綠營人士的猛烈抨擊,被質疑為吳敦義此舉意在“向大陸請示”,報備組閣事宜。9月17日,更有媒體爆料說,曾拍到9月5日晚吳敦義與郭炎一起在中環一家有名的餐廳前等車的照片,由於郭炎所擔任的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綠營借此進一步大做文章,不僅追究吳敦義涉及“國家忠誠”的問題,同時要求提名吳敦義當行政院長的馬英九為吳敦義“沒有講實話”負責,由此引發台灣政壇的一場軒然大波。

具媒體報導,郭炎的兒子郭豪先生Howard Kwok 是家族擁有七個波爾多酒莊的年輕管理者。

關於郭炎的來歷下面這篇文章講得十分詳細:

神秘紅頂商人郭炎縱橫兩岸賺錢傳奇

他,在台灣消失的二十年間晉身百億富豪,一出現就驚動台灣政商界;他,行走大陸往來無白丁;他是遊走兩岸三地的紅頂商人– 郭炎,現在他打算砸百億回台,成為第一世家辜家的合夥人……

消失台灣二十年變百億富豪

郭炎,這位原本在台灣默默無聞的人,現在卻成為攻占媒體版面的「紅」人,去年九月,他第一次出現在台灣版面,是與剛宣布接任閣揆的吳敦義在香港碰面;第二次出現,是被傳為幫中信金併購南山人壽的靈魂人物;第三次,則是有意入股中信金九. 九%股權,成為中信金單一最大股東,這三件事都驚動台灣政、商兩界,而第三件事,才是這位神秘金主出現在台灣的真正目的。

在台灣,他熟識閣揆,又可能成為台灣第一世家辜家的事業合夥人;在中國,郭炎更是往來無白丁,他是中國太子黨老大哥、前中信證券集團董事長王軍重要的事業夥伴;他與中國下一屆的領導人習近平的夫人同桌吃飯,與鄧小平的女婿、中國保利集團總經理賀平打高爾夫球,兩岸達官貴人都與他有交集。

但這位遊走兩岸政商界的紅頂商人,拿的卻是台灣與香港的身份證,娶了台灣老婆,每次總統大選都回台灣投票,當媒體將他冠上「中資」的名號,他會站出來大聲澄清:「我是道道地地的台灣人。 」就是怕被「染紅」。

越南華僑立志從商

在信孚銀行賺到第一桶金

郭炎接受本刊的專訪時,還出現一位神秘客– 享譽國際、被中國稱為數學天才的哈佛大學數學系主任丘成桐,前來與他結伴赴約,顯見郭炎的人脈不僅僅只有政商,連最聰明的數學家都是他的朋友。

事實上,郭炎是越南華僑,家族在西貢經營中藥材生意,越戰時改為美軍洗衣,十六歲那年他立志從商,由越南輾轉到台灣來,第一年考上成大建築系卻放棄不念,在台北南陽街苦讀一年後考上台大商學系,「郭炎靈活又聰明,是少數拿到台大書卷獎的僑生,」跟他一樣念台大與柏克萊大學的學弟、台大財務金融系教授林存修回憶起他倆曾經共同修過一堂財務管理課, 當時期末考只有三個人及格,林自己六十分,郭炎卻拿到一百分,聰明才智可見一斑。

一九七五年郭炎於台大畢業後,與小他一屆的學妹結婚,先到香港拿碩士學位,取得柏克萊金融學博士學位。郭炎回到香港美國加州國安銀行(Crocker)任職時,結識前國家副主席王震之子王軍。八四年,王軍還只是中信證券業務部副經理,正打算跟澳門總商會會長馬萬祺二兒子馬有恆合作,到珠海投資啤酒廠,他協助王、馬兩人聯貸到三千萬美元,郭炎因此跟王軍結下不解之緣,成為彼此事業中的貴人。

之后,他转到美国信孚银行任职,八七年间被派来拯救亏损连连的台湾分行,他抵台的那一天,台股刚刚登上一千点,正在朝一万两千点狂涨,他接任信孚银行后,开创不少新业务 ,让银行从亏五百万一路赚到五千万美元,隔年郭炎就领到美国总公司给他的一二五万美元(当时约台币4000万元)的奖金,事业是郭炎累积第一桶金的基石。

在台规划发行 第一档可转债也是第一进中国的私募基金

郭炎最出名的是战功,就是协助永丰余发行台湾第一档可转债,成为亚洲的第一人。 当时,现任精诚集团董事长黄宗仁任职于永丰余财务部门,他透过徐善可想跟信孚银行借款,但要求最便宜的利息,郭炎跟他提到了可转债,并将学校所学的财务工程用微积分导出来给原是电脑博士的黄宗仁看,黄宗仁一口答应要做,完成了台湾第一档可转换债券,也成为台湾企业可以到国际发债的始祖。 李存修还曾为此写过一份研究论文,盛赞郭炎的创新。

后来,郭炎与黄宗仁合作成立永信证券。 九一年,郭炎被调回香港亚洲总部,从此消失在台湾金融业

从这个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郭炎对于法国的价值在于他拥有巨大的投资能力购买法国众多的酒庄,几乎通过中信系统垄断法国的葡萄酒出口中国的业务,而对中共的意义在于,他是针对台湾进行蓝金黄战略的重要人物和实施者。

同时,这份报道中一个特殊的人物引起我们的关注,这个人就是享誉国际、被中国称为数学天才的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丘成桐,注意这是一数学个家。 (英语:Shing-tung Yau,1949年4月4日-),美籍数学数学家,曾获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及沃尔夫数学奖,自小在香港长大并完成本科,后入籍美国。 目前担任哈佛大学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博文教授、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主任。 他是加州大学中国学者创协会会理事。

下面这篇资料说明了丘成桐的真正价值。通过丘成桐一个人,将整个中共国的基础科学数学提升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季理真:从中国现代数学的摇篮到数学的未来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3-06-27 【字号: 小 中 大 】

不久前,在清华大学美丽和宁静的校园,来自14个国家的数学家们举行了会议,制定了未来的数学合作和协作计划,讨论了在数学领域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代表40个主要的数学系和研究中心,如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

数学的未来是什么?这有赖于对学生和年轻一代的教育,他们掌握着未来。在著名数学家丘成桐的领导下,这一历史性会议是由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主办。这一合作项目关键的组成部分是学生和青年教师的互换交流。当然,更应该从老一辈数学家那里得到借鉴和交流。

谁是领导者?领导人应该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如果没有丘成桐教授的参与和努力,清华大学的数学就不会有今日的成就。在他的强大影响下,数学科学中心在短短3年中,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国际数学研究和教育中心。

当人们要买一套房子,最重要的三件事是:位置,位置,还是位置。对数学中心最重要的三件事呢?他们是:教师,教师,仍旧是教师。

数学中心现在拥有几个著名的教员,同时也吸引了一批青年数学家、博士后和研究生。许多不同主题的当代数学课程也吸引了来自北京和世界各地的学生。可以说,清华数学中心是现在中国最活跃的数学中心之一,它可以媲美世界各地的顶尖数学机构。

清华大学数学学科对于优秀学生的培养和中国数学的发展具有悠久的传统。华罗庚教授、陈省身教授都是最知名的清华人。这些杰出的数学家,开创了近代中国数学。在这个意义上,清华大学是中国现代数学的摇篮。

清华大学在邀请国外顶级西方数学家讲学上也具有悠久的传统。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数学家阿达玛和威纳来到清华大学与清华人互动。他们对清华大学数学产生了伟大的影响。例如,威纳鼓励并帮助华罗庚去英国向哈代学习,之后就是历史事实了。

清华数学在抗日战争时期幸存下来,并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教育和科研的主力和推动者。例如,陈省身在昆明为他最好的工作特征类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清华数学没能在20世纪50年代的激进的学院重组中幸存。为什么典型的清华数学消失在清华?

数学是科学的基础。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数学系,就不能有一流工程学院和科学院系。这一直是清华大学领导们所关心的问题,他们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

清华大学数学系自1979年开始恢复,其过程缓慢而曲折。到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三步走战略的实施,始有起色。现在丘成桐教授的领导和加盟给人以希望,清华将重现昔日的辉煌,这也许会给我们提供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国数学的未来在哪里?

为了确保清华数学和未来数学的成功,机构之间的协作和个人之间的合作是关键。世界的确是变得越来越小,但数学学科越来越多样。通过多学科的思想和方法的结合,深层的问题常常能够得到解决,但人们的研究却越来越专一。团队工作成为未来工作的规则。尽管通过数字技术人们更容易沟通,但是面对面的交流是无可替代的。应该记住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学者如孔子奔波于各个城邦之间教学并学习,人们因此相互交流。这也发生在文艺复兴和欧洲启蒙时代。这种传统应该继续延续。因为地球正在成为一个地球村,我们需要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交流。在某些方面,也许事情仍在改变,这种传统也需要一个转变: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将来到中国,特别是北京。

数学的未来在哪里?

我们希望它会在数学的摇篮!

(作者系美国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浙江大学光彪特聘教授)

陈爽

陈爽先生,太平绅士,中集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中集资本(国际)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光控精技有限公司(股份代号:3302. HK)主席兼非执行董事。 陈先生曾任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号:0165. HK) 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管理决策委员会主席、中国飞机租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号:1848. HK)执行董事兼主席及光大嘉寶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號:600622.SH)董事长。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辖下的金融基建及市场发展委员会委员、香港贸易发展局内地商贸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华菁会主席、香港中国金融协会永远名誉主席、香港飞机租赁航空融资协会创会主席、华东政法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并购公会副会长、法中基金会战略委员会成员、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理事及团结香港基金参事。 陈先生曾任香港金融发展局非官方委员及香港中资证券业协会副会长。 陈先生持有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衔及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之法律文凭, 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及为高级经济师。 陈先生有逾26年的商业银行及投资银行丰富经验。

还有一个重要点是,他是“团结香港基金会”理事。

团结香港基金(基金会)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先生于2014年11月创立并担任主席的非政府、非牟利机构。 汇聚知识智慧,在「一国两制」下迎接国家富强带来的机遇,发挥香港优势,为香港的繁荣安定、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是基金会的使命。

主席:董建华先生;副主席:刘遵义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所谓究所、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 冯国经博士、冯氏集团主席;郑家纯博士: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主席及执行董事;陈智思先生:

亚洲金融集团总裁。 董事包括:陈启宗先生;郑维健博士;郑慕智博士;何超琼女士;许荣茂先生;洪祖杭博士;林焕光先生;刘炳章先生;李业广先生;李文达先生;李家杰博士;梁智 仁仁教授;梁爱诗女士;梁纪昌先生;李国章教授;罗康瑞先生;黄志祥先生;沈南鹏先生;戴德丰博士;徐立之教授;王返台博士;盛智文博士;赵令欢先生。 总干事:郑李锦芬女士;副总干事兼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黄元山先生。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表最新全球智库排行榜(2016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团结香港基金在全港的智库之中排名首位,并获选为“2017年值得关注的智库”。

所有现行的香港的政策制定中,这个基金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涉及香港的“送中条例”和“国安法”的制定过程中,这个基金会不仅是坚定的推动者,而且是深度参与者。

何超琼

澳门赌王何鸿燊与二房蓝琼缨的长女,女首富(2013年),有“赌后”、“濠江才女”之称。

何超琼曾到美国圣克拉拉大学留学,修读市场及国际商业管理,现为信德集团董事总经理兼执行董事,掌管集团的策略性发展及企业管理业务[5],她亦是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董事、澳门美高梅,以及美高梅中国董事总经理[7]、澳门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何超琼曾于2006年获《财富》杂志选为50位世界商界女强人第49位。

与陈百强、梅艳芳、杨紫琼、张国荣、钟楚红均是多年好友。其妹妹何超仪亦是演员,曾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

何超琼于1991年1月8日与香港豪门许爱周家族的许晋亨结婚,当时曾连续举行多日婚宴,成为香港全城热门话题。但在2000年8月30日,何超琼向传媒宣布跟许晋亨离婚,之后曾与杨受成之子杨其龙传绯闻[12]。但至2006年,何超琼又自称并未与许晋亨正式签字离婚。她亦担任多项社会公职,如2003和2008年分别出任东华三院总理及政协委员。

何超琼的表妹,是现任无线电视前儿童节目及现时为综艺节目司仪及主持黎芷珊。

2019年正值香港爆发反修例风波,9月10日,香港美心集团创办人伍沾德长女伍淑清和何超琼代表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受邀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2届常规会议,并发表题为《香港的真实情况》的演讲。伍淑清和何超琼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所发生的一切正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家庭和社区。暴力示威者破坏了所有香港市民的平和生活,给香港的经济和国际形象造成巨大的损害”。

何超琼和伍淑清的言论引来了此前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议发言的何韵诗不满,怒斥其“两个权贵”替“中共机器”到联合国散播“假讯息”。

何超琼控制的赌场 就是wynn澳门赌场。Wynn的老板就是那个拉斯维加斯老板,拿着所谓习的亲笔信给美国总统要求遣返郭文贵的人。或者说这个游说美国总统遣返郭文贵的人就是何超琼的美国合作伙伴。

至此,法中基金中所涉及中方人员的资料和其起到的作用全部展示完毕,更多更详细的资料和挖掘我们会在其他系列的挖掘中展示。

在我们进行这次终结篇的相关挖掘时,华镔的名字已经在这个网站的名单上消失了。这个不寻常的变化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和法中基金会相关的人陆续消失?DT带着疑问先把关于华镔的挖掘资料完善。

首先我们先看看政事小哥、米莎、张健在Twitter上对华镔的披露:

注意时间,政事小哥的推文是在2018年8月3日,张健的推文是在2018年7月25日,米莎的推文是在2018年11月14日。政事小哥的最后一期节目是2019年1月4日。2019年1月18日,文贵先生在视频爆料出政事小哥被迫离开爆料革命。2019年4月18日友人称,张健在回巴黎的飞机上因肝腹水导致昏迷,在德国迫降后,入院抢救无效。而这些人都和华镔产生了某种不同程度的联系。

我们在整理这三位推文的基础上完善华镔的挖掘资料:

依据天眼查系统,我们得知华镔在中国大陆曾经拥有以下企业或任职:

1、北京平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994-02-28 设立 15万美元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东大街甲2号 京工商处[2001]第1592号 吊销营业执照

2、首席代表 法国马特拉公司北京办事处

1985年成立,工商注册号 0000672

企业经营范围:有关空间技术与卫星、电子、电信自动化数据处理方面的联络、咨询。朝阳区亮马大厦办公楼608室

马特拉公司是法国著名的军工企业。该公司成立于1945年,最初只制造导弹,现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众多分支的工业集团。主要涉及军事工业、宇航工业、交通运输、电子元件、电信、控制与自动化、信息处理、汽车电器、汽车、钟表等。1990年,由马特拉公司和马可尼公司合并。1996年5月,英国宇航公司和马特拉公司的导弹业务部分合并,形成了欧洲最大的制导武器公司——马特拉BAe动力公司,主要生产各种导弹。 马特拉公司的主要产品有“阿帕奇”空地导弹、“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米卡”系列导弹等。

根据文贵先生的爆料:1992年法国马特拉公司向台湾出售导弹,马特拉公司当时向未经台湾方面同意的中间人支付了一笔佣金。这个中间人就是华镔。

3 海南银杏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

4 海南海之游游艇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

5 北京东永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注意占股90%)

6 海南航空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在这个海南航空学校有限公司中,出现了一个中法(香港)投资有限公司,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华镔。

根据张健的爆料,华镔 这孙子是一个北京人,十几岁随父母到了法国,后回到中国发展,北京有四合院,三亚有帆船。法文名(Gérard Houa),曾参与FRAM集团和海航的收购计划。华镔参与了FRAM集团和海航收购计划,海航我们不用挖掘了, FRAM集团是一家有60多年历史的法国国家级旅行社,这家总部设在图卢兹,其最大的股东是法国股东SELECTOURAFAT旅行社。海航曾经在2015年计划收购FRAM集团。当然,这不是华镔和海航关系的本质。

如果加上中法(香港)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份,华镔对这家海南海南航空学校有限公司的控股达到30%,海航为第一大股东,50%;茂隆国际为第三大股东。根据另一方资料,这个茂隆国际的全称为香港MASTER茂隆国际公司。

以下为挖掘资料:

“海南航空学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海航航校”)是由世界500强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东永投资有限公司、香港MASTER茂隆国际公司、法国ESMA航空学院于2009年联合投资创办的专业航空培训机构,于2010年4月通过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运行合格审定,正式投入运行,由海航集团全权经营管理。海航航校严格按照CCAR-141部运行,以航空器驾驶员培训为主营业务,开设固定翼私用驾驶员执照培训、商用驾驶员执照培训、仪表等级培训和飞行教员执照培训、直升机私用驾驶员执照培训和商用驾驶员执照培训、高性能培训、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培训(ATPL)、执照换照培训等。”

通过上面的资料我们知道这个学校就是进行飞机驾驶员培训的专业学校。当然这个学校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空乘培训,也就是海航漂亮空姐的招生和培训。可以说,这里是海航漂亮的空乘人员的培养基地。所以华镔和海航以及茂隆公司的合作的投资不仅仅是为了钱,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蓝金黄队伍中执行黄的任务的漂亮的空姐、帅男这种特殊人才。

我们继续挖掘,看看华镔这些钱是怎么来的。

我们先来看看这家企业的变更记录:

在这份变更记录中,不仅出现了法国人名字,还出现了华镔的名字。在这个变更名单中,出现的 HOUA GEARD就是华镔,也就是前面张健和米莎爆料出现的 。

经过天眼查查询,茂隆国际有限公司的真正名称为“MAX Bright International Limited”,该公司已经在2003年解散。就是说,2018年海南航空学校投资人名单中出现的公司名称早在2003年就已经解散,他们在掩盖什么?

而在香港的企业查询系统中我们查到了这家公司:

MAX BRIGHT INTERNATIONAL (HK) LIMITED

盛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CR No. 2219490MAX BRIGHT INTERNATIONAL (HK) LIMITED was incorporated on 2015/4/1 as a Private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registered in Hong Kong. It’s company registration number is: 2219490. The date of annual examination for this private company limited is between Apr 01 and May 12 upon the anniversary of incorporation. As so far the company has been running for 5 years 1 months, and 27 days. The company is ” Live” now.

它的真实的名称为盛耀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我们来看看香港查询系统的查询结果。

以MAX Bright为名称的公司共有42家。

而香港的这家海南航空学校占股20%的第三大股东已经在2019年1月25日被宣告解散。也就是说,在这家公司2018年5月30日成为股东后在2019年1月25日在香港宣布解散。而这家公司的成立时间为2015年4月1日。2015年10月,海南航空学校注册成立。

2018年还有一件事,2018年7月4日,海航集团发布公告称,其联合创始人、董事长王健,在法国公务考察时意外跌落导致重伤,经抢救无效,于当地时间2018年7月3日去世。

我们再来看一篇2011年关于华镔的报道:

华镔—“沃尔沃”环球帆船赛(中国站)的推动人

2011-6-17 来源: 三亚游艇网

华镔,法国归来的帆船“超级玩家”。祖籍北京的法籍华人华镔是北京东永投资公司总经理。早年留学法国,受法国浓郁的海上运动文化的浸润,他不可抑制的爱上了帆船,成为一名帆船“超级玩家”。他有一艘价值800万的帆船就停泊在三亚河口。

他的主业是城市自来水运营,与法国公司合作管理运营着国内30多个城市的自来水系统,海口就是其中之一。

不久前,三亚市申办2011-2012年度沃尔沃环球帆船赛(中国站)比赛,省长罗保铭在会见赛事主办方沃尔沃盛事管理公司(英国)首席执行官安古思时表示:热烈欢迎,极有兴趣。

沃尔沃帆船赛是1973年英国皇家海军航海协会创办的,是世界上两大环球帆船赛之一,是世界上第一个环球航海帆船赛事,也是世界上最漫长、最艰难、最危险的帆船赛。

鲜为人知的是,华镔是此项世界顶级赛事的背后推动人。在他的眼里,“海南的气候和海水状况都非常好,非常适合举办国际大帆船赛,尤其是三亚,更是海上运动的胜地,不好好利用就太可惜了。”

但三亚举办帆船赛有个硬伤—没有专业码头。为推动此事,华镔成立了海南海之游帆船码头投资管理公司,任董事长,专事运作投资运营帆船码头。

沃尔沃盛事管理公司高管曾四次考察三亚,认为三亚小东海鹿回头湾具备建设一个世界一流帆船港口码头的自然条件,将邀请国际一流港口码头设计团队协助在26个月内建成300个泊位的港口码头,总投资约3亿元。

行事低调的华镔说:“码头是公共设施,通过一项赛事推动一项基础设施的完善,对提升三亚的城市服务水平大有裨益。法国的游艇和帆船运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普及了,这是替海南作一个BOT的项目。

华镔仍不时驾着自己的帆船出海,“那种搏击的感觉,人与大海挑战的感觉非常美妙。”

留学———外企高管———自创公司———投资码头项目———运营。华镔已深度切入海南的海上生活,密不可分。

总经理华镔先生和副总经理李鼎超先生亲临颁奖现场

来源 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有限责任公司

这篇文章给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华镔和海南航空培训学校另一个股东“中法(香港)投资有限公司”的关系。他的主业是城市自来水运营,与法国公司合作管理运营着国内30多个城市的自来水系统,海口就是其中之一。当然这句话是不十分准确的,因为这篇文章的作者一定是根据华镔的口头介绍编写的。

中法(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Zhongfa (Hong Kong) Investment Limited

董事长 – 股本 –

  • 公司编号 2250272 公司类型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 成立日期 2015-06-12 公司现状 仍注册
  • Zhongfa (Hong Kong) Investment Limited 中法(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 Key Data
  • Domicile: Hong Kong
  • Type: Private, ltd by shares
  • Formed: 2015-06-12
  • Status: Active
  • Incorporation number: 2250272
  • Last check on companies registry: 2020-05-21

这家注册于2015年的公司只是为了在内地投资而注册的一个的虚壳公司,而在大陆地区开展水务商业运作的是这家香港公司:

SINO FRENCH WATER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中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Key Data

1 1999-12-07 100.00% SUEZ NWS Limited (HK)

2 2011-06-30 50.00% NWS HOLDINGS LIMITED (BM)

3 1997-09-15 26.00% Suez Lyonnaise des Eaux (FR)

4 1997-09-15 24.00% Lyonnaise Asia Water Limited (JE)

5 1999-12-07 16.80 %Suez Lyonnaise des Eaux (FR) see line 3

Total 100.00%

注意這家公司的股東:1999年100%為SUEZ NWS Limited (HK)所控制。

SUEZ 中文名稱蘇伊士。

SUEZ NWS Limited 蘇伊士新創建有限公司

Snapshot date:

2020-05-23

exclude unknown removal dates

Main board

Name ⚥ Age

in

2020 Position From Until

1 Chan, Kam Ling 陳錦靈M 80 MD U

2 Cheng, Brian Chi Ming 鄭志明M 38 Dir

3 Lam, King Sang 林景生M 60 Dir U

4 Letondot, Jacques M 74 Dir

Manager/adviser/other

Name ⚥ Age

in

2020 Position From Until

1 Chiu, Caterina Sung May 趙崇美F Solicitor 2018-11

2 Lai, Cherrie Cheuk Yu 黎卓如F 40 Solicitor 2018-11

蘇伊士新創建有限公司的股東列表:

我們先看看這家為SUEZ NWS Limited所100%控股的SINO FRENCH WATER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中法水務)投資控制了那些公司。

共查詢到34家。

我們先來看看牆內的報導,再來分析一下這三十四家公司都在做什麼:

5月7日,武漢中法污水處理有限公司與武漢化工園區簽訂30年供水合同,並將公司名稱變更為武漢中法水務有限公司。至此,中法水務拿下上海、重慶、大連和常熟之後的第五個化工園區項目,進一步奠定在此領域的領先地位。

根據協議,武漢中法將負責設計、建造和管理日處理量達30萬噸的水處理廠及取水工程和配水管網系統,該工程將分三期進行,獨家為武漢化工園區工商客戶提供工業生產用水和居民生活用水。其中一期工程設計能力為10萬噸/天,投資逾2.4億元,計劃於2013年夏季投入運營。

蘇伊士環境亞洲地區執行副總裁兼中法水務執行董事郭仕達表示:“武漢化工園區水處理項目是中法水務繼上海、重慶、大連和常熟後的第五個化工園區項目。我相信憑藉著中法水務在大型化工園區的成功經驗,必定可以推動武漢打造成為繼上海之後的另一個世界級化工園區。”

中法水務投資有限公司成立於1992年,由法國蘇伊士環境和香港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合資組成,業務遍布中國近20個省市,主要涵蓋飲用水處理、城市全方位供水服務、工業水處理、市政污水處理、污泥處理以及投資公司六大範疇。

法國蘇伊士環境集團(巴黎:SEV,布魯塞爾:SEVB)業務遍布五大洲,擁有80,410名員工,是世界領先且專門致力於環境服務的公司,2011年營業額達148億歐元。其在中國的主要子公司包括中法控股、中法水務、升達廢料處理及得利滿。

STEVECLARK的中文名是郭仕達,是中法水務的執行董事,也是蘇伊士集團在華的總經理。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蘇伊士已在全球130個國家和地區有業務,而中國是最重要的發展目標。

郭先生說,三亞是中國唯一的熱帶地區旅遊城市,蘇伊士看中了三亞的未來,做三亞項目的期限是30年,用水量肯定會逐年遞增,這是一個趨勢。按郭先生的解釋,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三亞市政府和合作夥伴也非常支持。

中法水務執行副總裁傅承力說,澳門與三亞相似,中法水務1985年進駐澳門時,項目每年虧損1200萬港幣,但當時看中的也是澳門的發展前景,現在證明是對的。

天涯水業董事長周陽則有不同的解釋。他說,簽約時,天涯水業已成功地由一個落後的企業快速地向現代企業製度轉變,尤其是信息化管理方面,對他們在華的項目,多少有點借鑒意義。

包括城市供水、污水治理、垃圾處理在內的公共水務行業,是中國最後幾個開放度較低的經濟領域之一。在中國加入WTO後,中國公共服務業向外資的開放,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之一。目前,世界三個最大的水務公司法國蘇伊士、法國威望迪、英國泰晤士均已進入中國,展開爭奪。

進入中國十餘年,中法水務以迅猛之勢“攻城掠地”。從中山開始,中法水務至今已在四平、盤錦、昌圖、鄭州、保定、南昌、青島、重慶、上海、新昌、東莞等地一舉布下了17個項目。但此前的項目,除了澳門外,絕大部分只是與中方合作建水廠,中法水務只負責建廠管廠產水,供水鏈條中的管網鋪設、售後服務、污水處理等領域均參與極少。

而三亞項目不同。三亞項目是從產、供、銷、管等全方面的合作。這是蘇伊士所有在中國項目的突破,巨大的突破。三亞項目對蘇伊士來說,具有非同小可的意義———蘇伊士不僅能生產供應水,還能做供水鏈條中的任何事情。

參與談判的有關人員對記者說,蘇伊士拿下三亞項目後,經過幾年的管理和改造,意在將三亞項目做成一個“精品”,以作為日後進行更大規模擴軍的“宣教樣板”。

業界人士分析,這是蘇伊士及中法水務對三亞項目勢在必得的根本原因。(海南日報)

也就是說華鑌的主要業務是中法水務在內地的拓展。而這個中法水務在香港成立公司的目的就是通過香港註冊的公司與內地的政府水務部門合作,從而在飲用水處理、城市全方位供水服務、工業水處理、市政污水處理、污泥處理以及投資公司六大範疇獲得驚人的利益和財富。僅僅2011年營業額就已經達到148億歐元。當然這只是可以查詢公佈的數字。可以肯定地是,中國內地、香港、澳門的飲用水處理、城市全方位供水服務、工業水處理、市政污水處理、污泥處理範疇的政府和國家工程基本上為香港中法水務所壟斷,所有的飲用水、工業用水、廢水處理、污水處理中國家所徵收的費用都在被源源不斷地輸送到這個香港的公司。更為可怕的是,這家公司掌握了中國人的飲用水資源和管道的同時,他們還掌握者可以投放在水中的病菌、病毒和化學毒品等生化武器,他們敢這樣做嗎?

那麼誰有這麼大能量?是華鑌嗎?絕對不是。但是華鑌絕對是深度參與者。

這個能量的來源是就是香港的大家族,鄭家,鄭家純所領導的香港新創建集團。

NWS HOLDINGS LIMITED 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 Domicile: Bermuda
  • Type: Listed company
  • Formed: 1996-09-03
  • Incorporation number: 22286
  • Last check on companies registry: 2017-03-10
  • Primary Listing: HK Main
  • Year-end: 30-Jun
  • Web sites: www.nws.com.hk
  • Place ID Registered Ceased
  • Hong Kong F0008324 1997-05-05
  • Name ⚥ Age
  • in 2020 Position From Until

1 Cheng, Adrian Chi Kong 鄭志剛M 41 ED 2019-10-11

2 Cheng, Brian Chi Ming 鄭志明M 38 ED 2009-07-01

3 Cheng, Christopher Wai Chee 鄭維志M 72 INED 2003-01-29

4 Cheng, Henry Kar Shun 鄭家純M 74 Ch 2001-03-01

5 Cheung, Tommy Chin Cheung 張展翔M 64 ED 2003-10-01

6 Chow, Tak Wing 鄒德榮M 53 FD 2018-07-09

7 Doo, William Jr Guilherme 杜家駒M 47 NED 2014-07-01

8 Ho, Gilbert Chi Hang 何智恆M 44 ED 2018-07-09

9 Kwong, Gordon Che Keung 鄺志強M 71 INED 2002-10-15

10 Lai, Dominic Wing 黎榮M 74 NED 2004-09-28

11 Lam, Patrick Wai Hon 林煒瀚M 58 NED 2016-01-01

12 Lee, Alan Yiu Kwong 李耀光M 76 INED 2012-10-01

13 Ma, Eric Siu Cheung 馬紹祥M 57 CEO 2019-01-01

14 Oei Fung, Grace Wai Chi 馮慧芷F 68 INED 2016-01-01

15 Shek, Abraham Lai Him 石禮謙M 75 INED 2004-09-28

16 To, Gerald Hin Tsun 杜顯俊M 71 NED 2002-08-13

17 Tsang, Yam Pui 曾蔭培M 74 NED 2019-01-01

18 Wong, Albert Kwai Huen 王桂壎M 69 INED 2018-07-09

Manager/adviser/other

Name ⚥ Age

in 2020 Position From Until

1 Chow, Tak Wing 鄒德榮M 53 FC, CoSec 2004-10

2 Tang, Wai Yau (LSHK:2005-12) 鄧偉猷Solicitor 2018-12

鄭家純,大紫荊勳賢,GBS(英語:Henry Cheng Kar-shun,1946年12月11日-[1]),綽號“純官”,籍貫廣東順德,香港商人,鄭裕彤長子,現任新世界發展及新創建董事會主席。私人持有的發展商Knight Dragon,旗下倫敦項目Greenwich Peninsula,為倫敦最大的單一發展項目,佔地150英畝,斥資84億英鎊(約927億港元)發展,建有7個獨立社區,提供逾1.5萬夥住宅、350萬方呎商舖、酒店、學校及公共設施。發展項目於2012年開始動工,已有兩個社區入夥。

鄭家純1946年生於廣東順德,1953年與家人移居香港。曾就讀慈幼學校及新法書院,後前往加拿大升學,於1971年及1972年分別取得西安大略大學文學士及工商管理碩士學位[3][4]。

1972年10月,鄭家純回香港加入新世界發展出任董事,1973年出任執行董事,1989年任董事總經理。[5]

鄭家純於新世界發展任內,曾作連串收購,包括收購永安集團,又與永興換股,42億港元買美國華美達酒店。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亦是清华大学名誉校董。

2012年2月29日,郑裕彤宣布退任新世界发展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位,由郑家纯接任。

2012年6月19日,郑家纯通过私人投资公司Knight Dragon,斥资4.5亿英镑,折算约54.7亿港元,取得位于伦敦南部泰晤士河的Greenwich Peninsula项目60%权益。Greenwich Peninsula项目沿着泰晤士河延绵1.4英里,可供发展约1400万平方呎住宅,建成后更可提供约1万套住房,以及350万平方呎的商业酒店楼面,工程可为当地创造约2.5万个职位。

在梁展文事件,香港立法会传召郑家纯出席,而郑家纯质疑对方的权力,所以申请司法复核,案件2009年8月中开审。最终郑家纯败诉。[7]

2012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中,本来支持唐英年,但却在最后时刻转为支持梁振英,并在梁振英及后的记者会企在前排。

2013年11月4日,郑家纯通过私人投资公司Knight Dragon,斥资1.86亿英镑(约23.2亿港元)向英国开发商Quintain Estates增持位于伦敦泰晤士河畔的Greenwich Peninsula(格林威治半岛)项目40%权益,。交易完成后,郑家纯将全资拥有有关项目。

2014年1月9日,澳门富豪周焯华旗下太阳城集团宣布与郑家纯旗下国际娱乐合作投资澳门博彩中介业务(俗称“叠码仔”)有媒体指周氏旗下太阳城集团拟借壳郑家纯旗下国际娱乐在香港上市。

强生威尔士大学荣誉工商管理博士(1996年)

西安大略大学荣誉法律博士(1997年)

香港金紫荆星章(2001年)

法国荣誉军团勋章(2005年)

香港大学名誉社会科学博士(2012年)

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荣誉博士(2018年)

郑家纯的元配为叶美卿,育有三子一女:郑志刚、郑志雯、郑志明和郑志亮

另与王见秋次女大律师王颖妤诞有两私生子郑泽弘和郑泽然。

據《鳳凰週刊》披露,被稱為江澤民恩師、助江上台有功的已故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建議鄭家純出資培養中共官員,並由中共人事部副部長萬學遠具體操作。

新世界鄭家純的長子鄭志剛及女兒鄭志雯,都是哈佛畢業生。內地除了薄熙來之子薄瓜瓜之外,江澤民長孫江志成、習近平獨女習明澤等都是哈佛學生。

我們再來挖掘一下法中基金會的那幾個法國人。

在這張表格中和中法水務相關的是熱拉爾•梅斯特拉萊和塞巴斯蒂安•巴贊;和P4實驗室以及巴斯德研究所相關的是阿蘭•梅里埃;和華為相關的是數學家塞德里克·維拉尼,所有的表格中的法國人或者所代表的集團都從中共國獲得了巨大的商業利益,而這些利益輸送的管道絕大部分是香港。

在揭開法中基金會的完整面目之前,我們還是再整理一下巴斯德的一些相關挖掘資料:

上海巴斯德

2004年1月28日,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法國總理拉法蘭的見證下,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陳竺和法國巴斯德研究所所長菲利普·庫里爾斯基簽署了中國科學院與法國巴斯德研究所建立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的合作意向書。3月,法國代表團訪問中科院。5月,中科院代表團訪問巴斯德所。8月30日,中國科學院、上海市人民政府和法國巴斯德研究所在上海簽署建立中國科學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的合作協議。

2004年10月11日,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舉行揭牌儀式,法國總統希拉克、中科院副院長陳竺、上海市副市長唐登傑共同為研究所揭牌。

2004年10月11日,中國科學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揭牌成立。

發展歷程

  • 2005年7月,上海巴斯德所開始運行,第一批4名科學家被聘任為研究組長,並正式在上海巴斯德所建立實驗室。
  • 2007年,上海巴斯德所成為中國科技部國際科技合作重點科研機構(試點)。
  • 2009年4月28日,上海巴斯德所病原診斷中心、疫苗研發分中心揭牌成立;7月23日,獲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批复;9月,入選中國科技部和國家外專局首批“國家級國際聯合研究中心”。
  • 2011年2月25日,中科院分子病毒與免疫重點實驗室在上海巴斯德所揭牌成立。
  • 2013年4月26日,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新科研大樓建成啟用。
  • 2016年起,上海巴斯德所擔任巴斯德國際網絡亞太區總協調單位。
  • 2017年開始,上海巴斯德所共建方變更為中國科學院和法國巴斯德研究所。12月,中國科學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與南京市麒麟科創園共建“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麒麟創新研究院”。

阿蘭•梅里埃

Fondation Mérieux梅里埃基金會主席

阿蘭•梅里埃(法語:Alain Mérieux)擁有醫藥研究博士學位,他曾是里昂醫院的實習生,也是哈佛商學院(PMD)校友。

1963年,阿蘭•梅里埃創建了BD梅里埃,由梅里埃研究所和BD公司共同持有。

1968年,阿蘭梅里埃就任梅里埃研究所主席,並使之成為人體和動物醫學疫苗領域的全球領袖。他擔任梅里埃研究所主席直至1994年,在此期間,他於1985年接管法國巴斯德研究所,並於1989年主持收購了北美的康諾特製藥公司。

1974年,梅里埃成為BD梅里埃的最大股東,該公司改名為生物梅里埃。阿蘭•梅里埃自此一直擔任該公司主席。這個公司現在是生物診斷領域全球排名前10的企業之一。

1986年至1998年期間,梅里埃先生也擔任了羅納-阿爾卑斯大區議會第一副主席,分管國際關係、經濟發展、科學研究和高等教育。

阿蘭•梅里埃也是梅里埃基金會的主席,這是一個開展公共服務事業的家庭基金會,致力於在發展中國家建立對抗傳染病的能力。

梅里埃基金會自2007年起與中國衛生部合作開展傳染病的預防和控制。

在上次訪華期間,阿蘭•梅里埃會見了習近平主席。習主席感謝了梅里埃基金會對中國公共衛生項目發展所做的支持和貢獻。

滬港經濟發展協會

滬港經濟發展協會1985年1月25日由唐翔千先生等香港知名人士在香港發起成立,是聯繫香港、上海兩地工商界和專業界之團體。

2019年10月5日,滬港經濟發展協會等12個省級同鄉社團發表聯合聲明全力支持特區政府訂立並實施《禁止蒙面規例》。

在創會會長唐翔千、創會副會長劉浩清及歷任會長胡法光、孔祥勉、周亦卿及現任會長姚祖輝帶領下,始終致力於推動滬港兩地經濟、貿易、科技、文化、教育、青年及專業服務等各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為會員參與內地發展提供服務,深受滬港兩地政商界認可,團結了一代又一代兼具愛國情懷和上海情結的香港工商、專業界優秀人才。三十多年來,協會始終堅持愛國愛港基本立場,積極參與上海經濟社會發展,推動滬港兩地交流合作,並加強與內地的交流交往,堅定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為推動香港與上海及內地的交流合作、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做出了積極貢獻。

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

日期:2008-4-8 17:13:55作者:區僑辦來源:鎮海網訊

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 1988年12月在香港成立,由在港的浙籍社團聯合組成。其宗旨是:加強在香港的浙江省各地同鄉會間的聯繫、交流和合作,增進彼此間的友誼;促進在香港的浙籍人士之間交流及聯絡相互間感情;加強在香港的浙江省各地同鄉會與香港其他同鄉會的聯繫、交流和合作;加強在香港的浙江省各地同鄉會與文化機構的聯繫、交流與合作;促進文化及學術發展和交流,並提倡及推廣教育;促進內地與香港的經濟發展與交流,進行及參與慈善性質的工作及事務等。安子介(已故)、邵逸夫、陳廷驊、曹光彪、渣濟民、查良鏞、胡鴻烈、範徐麗泰為名譽會長,孔祥勉、包玉書、包陪慶、包從興、沈炳麟、李和聲、金如新、吳家瑋、馬臨、陸增祺、陳元鉅、倪鐵城、鄔維庸、葉仲午、葉謀遵、湯於翰、趙安中為名譽會長,李達三為首屆會長、2000年12月蟬聯第二屆會長,顧國華、姚祥興、章傅信、張長華、陸增鏞、楊良鋆、詹耀良、車越喬、金樂琦、周亦卿、查懋成、賀一誠、董建成為副會長。

滬港青年會

2009年於香港成立的非牟利民間組織,2016年成為上海市青年聯合會的團體會員。致力於推廣香港和上海等內地城市之間的青年交流活動。自2010年起,與上海海外聯誼會、上海市青年聯合會等攜手舉辦“滬港澳青年經濟發展論壇”。自2011年起創辦品牌活動“滬港明日領袖”系列實習計劃,每年安排超過100名香港大學生到內地實習。2015年起,參與推進實施“敢創未來-滬港青年就業創業計劃”。歷任主席姚祖輝、范俊華、高鼎國、李可莊,現任主席為麥德銓。

香港巴斯德網站介紹

主要管理人員

孔令成先生,GBS, BBS, JP(主席)

孔令成先生為盤谷銀行資深副總裁,並出任多項公職,包括海洋公園公司董事會主席;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會成員; 教育局電子教科書市場推廣計劃甄選、質素保證及檢討督導委員會副主席; 香港房屋委員會財務小組委員會及資金管理附屬小組委員會成員;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常委; 滬港經濟發展協會副會長; 伸手助人協會董事局董事及慈善信託基金召集人;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商界展關懷”督導委員會成員; 上海海外聯誼會會員; 瑪麗醫院慈善基金信託人及香港銀行華員會顧問。他於2011年獲頒授香港特別行政區銅紫荊星章,並於2016年獲法國政府頒授法國國家榮譽軍團軍官勳章(Offic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並於2018年獲頒授香港特別行政區金紫荊星章。

裴偉士教授

臨床及公共衞生病毒學家,重點研究人與動物之間由新發病毒引起的傳染病,包括流感、冠狀病毒(SARS、MERS)等等。他目前的研究涵蓋了人類和動物(家禽、豬、野鳥)流感病毒的發病機制、先天免疫反應、傳播模式、生態學和流行病學。裴教授的研究揭示了2009年流行性H1N1 病毒以及禽流感病毒H5N1、H9N2 和H7N9 的出現和發病機制。其合作研究亦提供了在家禽和人類中控制這些病毒的循證方法。他在2003年發現引起SARS 的一種新型冠狀病毒及其診斷和發病機制的過程中成為關鍵角色。

裴教授負責協調“流行病疫潮及流行病疫潮期間的流感控制”項目,該項目持續8年,涉及多個學科和機構;最近他亦協調“流感傳播及病理”主題研究,均獲香港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同時他也是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流感監測與研究中心(CEIRS)研究員。他在全球擁有廣泛的合作研究網絡。

裴教授合作領導在香港大學的世衞H5參考實驗室,並在多個世界衞生組織和聯合國糧農組織常設委員會和特別諮詢委員會中服務。裴教授於2006年當選為倫敦皇家學會院士;2017年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國外會員,同年獲法國政府頒授榮譽軍團騎士團勳章;2007年在馬來西亞Akademi Sains 獲得馬哈蒂爾科學獎;2008年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獲頒授銀紫荊星章。此外,他亦擔任學術期刊《刺針感染性疾病》(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及PLoS Medicine 編輯委員會委員。

霍璽先生(理事會秘書兼司庫)

霍璽先生於1970年在英國和1971年在香港獲得律師資格;於1978年在香港獲國際公證人資格。他曾在商業和公司、合併與收購、保險監管法、證券與期貨、移民、知識產權和信息技術以及商業和住宅租賃等各個方面代表廣泛的私人和公司客戶。

霍璽先生曾任香港國際公證人協會及法律執業者紀律審裁團的前任委員及副主席;香港律師會競爭委員會成員;香港律師會職業退休計劃條例工作小組成員; 香港總商會法律委員會委員;香港互聯網專業人員協會理事會成員;香港大陸軟件產業合作協會會員;公司註冊處及香港政府諮詢委員會成員負責重寫“香港公司法”。

霍璽先生現時擔任香港藝術節信託的受託人和主席;香港東方陶瓷學會信託會成員及前任會長; 香港藝術館之友前任委員及前副主席;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管理委員會委員; 中國傳統藝術基金會主席; 藝術與教育有限公司董事會成員; Musica Viva 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理事; elnclusion Foundation Limited 前理事及法律顧問; 全球文物基金亞洲有限公司董事; 基尤亞洲基金會有限公司董事。

除了以上的多項公職,霍璽先生亦為以下團體的榮譽法律顧問: 新生精神康復協會; 香港藝術節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藝穗節; 香港藝術館之友; 香港中文大學美術館之友;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之友; 香港國際電影節有限公司。他也是皇家海外聯盟香港分會的委員和前法律顧問。

霍璽先生撰寫和發表了大量涵蓋各種不同主題的文章,包括商業法、商標法、知識產權法、及就一般法律及互聯網和電子交易條例保障個人資料私隱。

Stewart Cole 教授(副主席)

Stewart Cole教授是國際知名的科學家和微生物發病機制教授。自2007年以來,他一直擔任瑞士聯邦理工學院(EPFL) – 世界領先的教育和研究中心洛桑聯邦理工學院全球衛生研究所的教授和主任。

過往的二十四年,Cole教授擔任研究員,並在巴斯德研究所擔任過各種研究管理職位。他曾擔任戰略技術總監和執行科學總監,負責多項與愛滋病毒/愛滋病,子宮頸癌和耐多藥結核病有關的專利申請。他參加了伊朗巴斯德研究所的科學諮詢委員會,蒙得維的亞的巴斯德研究所和里爾的巴斯德研究所。科爾教授還於2005年擔任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代主席。

他一直是許多國家和國際獎項和榮譽的獲得者。2009年,他因其在結核分枝桿菌遺傳研究方面的領導地位和突破性成就以及他對治療結核病新治療策略的貢獻而被授予世界衛生組織著名的控制結核夥伴關係和Kochon基金獎。

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他參與了幾個基金會和科學委員會的工作,並且特別是結核病基金會創新醫學委員會主席和Raoul Follereau基金會醫療委員會主席。

Stewart Cole教授還發表了350多篇關於傳染病的科學論文,其中最著名的是結核病和麻風病

Roberto BRUZZONE

教授生於意大利,曾在羅馬La Sapienza 大學俢讀醫學。他曾就職於日內瓦大學和哈佛醫學院,後於1995年加入法國巴斯德研究所。Bruzzone 教授是細胞生物學家, 以其關於通過連接蛋白的直接細胞通訊和相關的人類疾病的研究獲得廣泛認可。2006年10月他被任命為李嘉誠醫學院客座教授,同時擔任香港大學巴斯德研究中心(現為香港大學流感研究中心-巴斯德研究所)行政總裁。

Bruzzone 教授在香港大學的多個教學課程和抗擊傳染病的主要國際聯盟中擔任科研及行政領導職位。他自2012年起成為英國惠康基金會創立的國際嚴重急性呼吸道感染聯盟(ISARIC)的執行委員會成員,目前是其中一位副主席。

Bruzzone 教授發表超過100篇論文,被引用次數超過7000次。2012年獲法國政府頒授國家騎士榮譽勳章,以表彰其在傳染病生物醫學研究中的突出表現及為推動香港法國間教研交流所作的貢獻。

Jouan醫生

Marc Jouan醫生於1995年獲得南特醫學院的醫學學位。他是一位傳染病專家。

於1996年專攻傳染病和內科。他的專業經驗遍及中國,美國和法國。他於1999年被巴斯德研究所招募為國家結核病和疾病參考中心的醫療顧問。他於2002年被任命為巴斯德研究所國際網絡的秘書長,以建立與地方政府以及私人和公共夥伴的國際夥伴關係和合作。

在加入巴斯德研究所之前,Jouan醫生曾在Pitié-alpêtrièreUniversity-Hospital(巴黎)的傳染病部擔任教師醫生,並在那裡開展了臨床研究項目。1993年至1995年,他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擔任臨床流行病學助理。

Jouan醫生亦同時為歐洲幾個科學諮詢委員會、指導委員會及有關歐洲合同的道德委員會的委員。

他撰寫了幾篇關於結核病和重大傳染病的論文和書籍章節。Jouan醫生從2015年1月1日起被任命為巴斯德研究所國際部副主席。

至此,討論P4實驗室已經不再重要的了,因為我們可以依據網絡挖掘的材料推斷出這個法中基金會的真實面目,當然DT挖掘機沒有直接確鑿的證據,只是一種邏輯上的推論。

這就是:法中基金會是實施沉船計劃的真正的核心,是一個國際縱隊,是3F美國的核心力量,也是藍金黃美國的核心戰隊。

通過法中基金會所收買的巴斯德研究所才是真正的新冠病毒的製造者,並且製造的目的就是針對美國,通過生化基因武器最終與美國決戰來達到對整個時間的統治和奴役,這就是那個天大的秘密,這就是潘多拉盒子,或者說潘多拉盒子不是P4實驗室,而是巴斯德!

完成這個佈局的核心就是錢。

一方面盜國賊通過香港的管道,通過與香港四大家族為代表的香港權貴的暗地勾兌和分贓源源不斷地把國家的財富轉移到美國、歐洲等西方國家進行藏匿和洗白,另一方面通過法中基金會匯集大量的資金將法國巴斯德收買,再利用國家和政府的協議名義在國內進行P4實驗室的運作,利用法國的技術建成軍方所使用的P4實驗室用於生化武器的研究和開發。

以國家的名義動用幾乎所有國家的生物醫學的科研力量進行基礎的研究工作以及構築謊言防線工作防備最終的敵人美國。而最終的病毒的合成和研製應該是在香港的巴斯德完成,因為那裡早已匯集了一群國際上的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的人,都是懷著對美帝國主義的仇恨,這種偷天換日的驚人佈局不僅達到了掩蓋研究生化武器真相的目的,而且也能夠完成超限戰戰爭方式的國際投放病毒武器的目標。

當中共國的新冠病毒已經被控制之後,已經關閉了國門的國家應該反思一下,這些病毒究竟來自哪裡?為什麼疫情還在蔓延?

不僅僅如此,這個法中基金會還是對美國實施藍金黃計劃的資金總部,最為可笑的是,這些錢大部分來源於美國,來源於在美國上市的中資企業。也正是這些人,用著美國人的錢,跟著CCP一起,透過已經淪為金錢奴隸的法國財富集團一起沖向美國,夢想著打敗美國,統治世界,奴役全人類。

從某種意義上說,澳門、香港、台灣既是中國內地和美國等西方世界進行文化、經濟交流的管道,也是美國對抗中共的兩道防線,如果澳門、台灣和香港失守,對美國意外著什麼是不言而喻的。

隨著澳門的回歸,澳門早已淪陷為中共國的一個屬轄地區。

而對台灣的藍金黃就是以法中基金會的郭炎為核心力量透過香港展開的。

而推動的香港的“中文化教育”、“香港送中法案”和“國安法”的種種對香港管控措施的主力又是法中基金會匯集中共黨國財富的香港富豪家族。

對美國的藍(媒體控制)主要是洪晃控制的中國互動傳媒集團會同騰訊、百度、網易、阿里巴巴等互聯網公司來完成。

而對美國各個階層包括主要政客則是透過法中基金會中的國際集團既得利益者與華爾街的投機者們串通一氣用巨額金錢和龐大利益進進行收買。

而黃,依據文貴先生爆料主要是透過海航進行實施,海航的海南航空培訓基地就是培訓實施人員的基地,華鑌是重要的執行者之一。

可以說,在法中基金會為核心的3F的戰略計劃下,美國的香港和台灣防線已經失守。而核心的武器新冠病毒,可以確定的是隨著P4實驗室的建成,在2016年中共已經掌握並且擁有。

至於病毒武器研製的其他部分,或許沒有必要補齊了,管軼的回憶錄裡的兩句話已經說明了一切:“至於SARS到底是​​飛沫傳播還是空氣傳播,我覺得是一個沒有什麼好討論的問題,這其實是個物理問題,就是SARS的傳播動力學。簡單地說,分子直徑越大,傳播距離越短。同一個東西,載體的分子大小不一樣,傳播的距離也就不同。這個是可以用空氣發生器在實驗室裡測試的。不過SARS的傳播動力學現在並沒有人做。因為做病毒實驗的P3實驗室是有負壓的,要做這樣的實驗就要關上負壓,這就很危險,需要穿特殊的防護服,看起來像宇航員那種,很貴,2萬元一套。我們實驗室有這種設備,但我也不想做它,太危險,價值並不太大。”他的這句話是一種警告,就是說真正的病毒學研究不會去做SARS的傳播動力學研究的,因為太危險而且價值不大,對於病毒學的研究是防控,知道了傳播原理就解決了問題,只有將病毒作為武器,才會研究這種傳播動力學,因為病毒武器的目的就是為了擴散和傳播病毒。而在管軼的曾經同事裴偉士的文章裡,我們看到:他和Guan Yi, Leo 回歸到了流感和其他新發病毒的研究,這個時候和流行病學,統計學專家建立合作團隊。Gabriel Leung, Ben Cowling, Joe Wu, Eric Lau。

還有病理學傢兒科專家和免疫學傢這個時候,他本人也參與到了香港巴斯德項目中,和Roberto Bruzzone一起建立了研究病毒感染的細胞生物學的項目。更多的年輕科學家加入了,如Michael Chan, Hui ling Yen, Renee Chan, Chris Mok, Suki Lee, Sophie Valkenburg, Sumana Sanyal, and many others。該做的他們都做過了,

一切已經開始。

第五部分:他們能成功嗎

這個長長的故事終於要暫時告一段落,因為這個最終的龐大佈局已經被初步揭開。

DT之所以將終結篇定義為一種猜想是因為這十一篇文章更多的是挖掘資料的展示和解讀,通過統計和邏輯分析的方法去梳理這個龐大陰謀佈局的產生的過程和邏輯關係。當然這種佈局最終還需要美國政府通過堅實的證據(如人證、物證)去進一步核實。無論如何,沒有這種梳理,美國人不會理解這種佈局關係的,因為能提出這種佈局思想的,一定是CCP,只有它的本質的邪惡才能設計出這種超限戰的戰略謀劃,無所不用其極。而讓美國人和全世界人民能夠看到或者理解這種佈局,就是我們這次挖掘的根本目的。

從CCP使用巨額的財富攻陷法國徹底控制法中基金會,以此為基礎依托巴斯德研究所建設P4實驗室,秘密研製生化基因武器,到隨後使用藍金黃向美國發起的一次次隱含的戰鬥,也就是暗戰,似乎預示著中共的戰勝美國統治世界的夢想的實現只有一步之遙,那麼他們能成功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在這裡,首先感謝郭文貴先生,代表DT挖掘機整個團隊和DT個人衷心地感謝他,感恩他,是他和他發起的爆料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改變了整個人類的命運。同時也感謝香港同胞,正是因為他們的勇敢和追求民主自由的勇氣改變了整個世界,改變了整個人類命運。

雖然我們的挖掘是獨立完成的,但是如果沒有文貴先生爆料出關鍵的人物和事件,就沒有這些挖掘的關鍵點和切入點,更不可能建立一種跨時間跨空間的邏輯關聯。雖然我們需要查閱大量的數據資料,進行統計和分析,去偽存真,細緻比較,從本質上說,這種挖掘仍然是對文貴爆料內容的一種解讀和內容展開,而最後的結果無一例外地證明文貴爆料內容情報來源的精準。

最後,感謝所有參與這次挖掘解讀的正義科學家們,沒有他們的解讀還耐心的講解不可能出現這麼多的挖掘內容。

我們來做一個假設,如果沒有文貴先生的爆料革命會怎樣,如果沒有2019年香港人民的時代革命會怎樣?那麼淪為中共走狗的香港政府會通過送中條例,進而通過大灣區戰略徹底完成香港的去民主化,香港會淪為內地的一個二流城市;

中共的代表國民黨的選舉人會使用經濟的手段贏得台灣的大選,兩岸會逐漸實現用藍金黃為手段方式的和平統一,五星紅旗插遍台灣。

而美國則徹底失去與中共國進行決戰的兩個前方堡壘。而美國人民也會最終在大選中選擇已經被中共藍金黃的利益代言人,因為針對美國的3F計劃早已開始,無論是百人計劃、千人計劃還是孔子學院以及各種協會,都已經完成了對美國各個階層、各個領域的滲透,並且已經基本控制了美國的主流媒體和華爾街,中共有足夠的能力和資本干預和影響美國的大選。

正是因為有了文貴先生髮起的爆料革命,有了香港人民勇敢地抗爭,讓一切有了改變,也讓CCP的最高指揮者做出錯誤的判斷,將與美國的決戰提前,提前使用了新冠病毒這種終極武器,夢想通過製造疫情導致經濟崩潰而最終贏得與美國的決戰。

然而,他們注定要失敗的,因為這一生化戰爭的啟動和開始會讓被謊言所欺騙、蒙蔽的美國人猛醒,會讓全世界覺醒——不滅共,疫情不會停止,不滅共,病毒不會消失。

最後感謝美國,感謝美國人,感謝他們的善良、正直和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感謝他們在中國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上一直堅定地支持中國人民。

可以說,當真相被揭開,美國人和全世界人民醒來的時刻,就是這個魔鬼滅亡的時刻。

一切已經開始!

全文終。

編輯:【喜馬拉雅戰鷹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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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lucious
9 月 前

谢谢了。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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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gu
9 月 前

感謝🙏DT、喜馬拉雅戰鷹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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