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法外套下的核心權力之路

作者:貓

政法政法,簡單來說是政治和法律,政法委的英文翻譯是central political and law commission,而對于司法獨立的西方國家體制來說,政法從來都是分開的,雖然西方俚語中也有法律是政治外衣的說法,但表面上還是很少並列出現,政治的歸政治,法律的歸法律。而在政法語境中,法律服務于政治,成爲政治權力的潤滑劑,矛盾的消解器和社會秩序的維穩工具的本質是很明確的。在政法語境裏,法不是目的,而是工具,治不是過程,而是結果,政法體系中的法和資本主義框架下的法本質完全是兩個東西,形成過程也截然不同,其實可比性並不大,這也是爲什麽中共敢于公開說,絕不走西方憲政和司法獨立之路的底氣所在。

相比于用法律解決現實矛盾,中共政法系統更擅長于用實踐解構調整法治方式,以調整母法憲法來約束法與現實權力運行的矛盾,以母法爲政治權力提供合法性,以母法來解構法治本身無法繞開的自相矛盾的困境。

我查了不少資料找政法一詞的出處,一般的說法都是政治和法律的合稱,而政法委作爲一個有所謂中國特色的機構,直接源于其在革命戰爭年代根據地政權建設經驗和管理的一些經驗做法。可以說,中共的司法工作是從革命戰爭年代的基層管制中積累經驗和建設起來的,這個過程一直是政法不分家,以法來助力于基層權力的運行和控制,從政治角度思考如何領導和處理司法工作貫穿始終,這也是中共的政法觀不同于西方的核心原因所在。

中共革命早期,武裝鬥爭是當務之急,司法部門一開始就是權力機制的輔助部門,也沒有一套完整的黨對司法工作領導的程序和制度,最大的特點就是黨法不分,也就是說黨就是法,現在我們常聽到的程序正義在整個政法發展過程中,尤其是早期,屬于奢侈品,忙于軍事鬥爭的執政者,基本無法自發形成任何司法程序性,政治權力和武裝鬥爭的運作集中于高效高壓高回報,如各種運動,土改,打土豪分田地,這個過程中基本不存在司法程序的問題,作爲革命力量,更加追求的直接效果,所以,司法缺位也貫穿整個中共早期革命過程。

中共進入抗日戰爭階段,在延安根據地,隨著團隊規模擴大,控制範圍擴大,管制進入更高階,建立司法機制變得迫切,但這個組建過程因爲要爭取民心,有民主政治的雛形,1940年,陝甘甯邊區第一屆參議會選舉産生了陝甘甯邊區政府,然後成立了邊區高等法院、法制室、司法委員會等機構。當時的模式是,先由黨的政治局討論批准相關司法綱要,後由立法機關通過的模式,這個立法機關有民意代表參與,但此時社會運行的主題依然是戰爭,中共就算有法制之心卻也無暇精耕細作,黨直接代行司法之權仍是主流。此時對司法獨立的理解是“在政府領導下,獨立行使審判權”,和今天並無二致。司法機關也是作爲邊區政府內部的一個部門,法官在審判業務上接受院長領導,黨法關系上,司法機關必須嚴格執行黨的方針、路線、政策,其一切活動不得違背黨的領導,黨通過加強對行政機關的領導進而堅持對司法工作的領導。由此可見,今天所謂的黨領導依法治國其實是政法思路的延續和加強,甚至是掉頭往回走。從整個政權奪取的過程來看,司法在中共體系中是從未獨立過的。政法一直都是核心運作模式。

中共進入和平建設時期,先是以政治法律委員會形式統管政務院內司法部、民政部、法制委員會等相關部委。所以政法一詞最早出現在體制中始于這個委員會,但當時這個機構屬政府部門。1954年第一部憲法頒布後,政治法律委員會撤銷,成立了國務院政法辦公室,從這個名稱和級別來看,司法僅是政務下屬的一個分支部門。1958年6月,《關于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發出,設立了彭真爲組長的“政法領導小組”。至此,這個小組直接隸屬于中共中央的,直屬政治局和書記處,直接對上報告。成爲現有政法委的前身,到1980年1月,《關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員會的通知》正式下發,成立了“中央政法委”。當時文件規定了六條職能,定位在于“組織”、“協調”全國政法工作,在中央領導下,研究處理全國政法工作中的重大問題”。整個80年代,這個部門的精力集中在組織協調公檢法各方打擊刑事犯罪、整頓政法幹部隊伍以及政法工作的政策方向等,這個階段,內部很多文獻曾經多次出現和強調“司法獨立”和“黨的領導”問題。彭真就曾說過:“司法獨立,還要不要黨的領導?這是一個老問題”。當時的現實狀況就是各級政法委以“加強黨領導”爲名不斷充實權力,基層政法委成爲公檢法的老大。1987年,中共十三大第一次提出了政體改革解決“長期形成的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問題”,提出了黨政分開,劃清黨組織和國家政權的職能,理順黨組織與人大、政府、司法機關的關系,做到各司其職,走向制度化”。結果是1988年5月中央一級取消了政法委。

一年後的春夏之交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我一直再想,如果當時胡耀邦沒有被鄧小平拿下,矛盾沒有被激化,中國會不會走向完全不同的另外一條路?但正因爲矛盾積重難返,導致中共不得不重新審視這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有人說李銳曾經對鄧有過比較尖銳的批評,李銳對胡耀邦十分推崇,但對鄧小平,尤其是這場風波所導致方向性的改變還是以批判爲主。也正是因爲這場風波讓中共重新思考政法問題,到1990年4月,《關于維護社會穩定加強政法工作的通知》發出,恢複政法委並適當調整職能。在這份文件中寫到:“政法部門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門,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工具。軍隊是黨和人民手中的’槍杆子’,政法部門是黨和人民手中的’刀把子’。政法部門系國家安危于一半……政法部門的領導權必須牢牢的掌握在忠于黨、忠于人民、忠于社會主義、忠于馬克思主義的人手裏”。這份文件對政法在整個政治權力運行中的地位可謂是一錘定音,此後,政法權力不斷加強鞏固成爲主流趨勢,直到周永康落地,這個過程中,政法委從早期的協調組織變成了直接領導,進而成爲中共黨委職能部門,成爲真正掌握秩序控制的實權部門。在行政職位匹配上,中央級別必須是常委;省級也必須是當地常委,縣市級多數由本地公安局局長兼任,將政治權力與司法權力和暴力機關三者捆綁起來,背後的邏輯自然是加強鞏固政治權力的運行。我們簡單捋捋政法體系發展的曆史,是要充分理解中共從奪取政權到鞏固政權的過程中,司法所扮演的角色,司法與政治的關系,曾經走過的曆程,從而來解讀政法委工作條例所有解決的問題。

在解讀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明確一點,中共從來都是一個有著鮮明意識形態的政黨,中共關鍵的法制表述是什麽?是社會主義法制或社會主義法治。在司法前面必有意識形態表述,脫開這個基礎來談中共的司法觀也屬于自欺欺人,而要讓在政法問題上吃過苦頭的中共放棄對司法的嚴格控制更是癡人說夢,權力的制衡需要勢均力敵,目前看不到這個動能。而當下關于“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描述是“依法治國、執法爲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原有政法委制度本身是革命型政黨的非常時期非常手段,運行邏輯始終圍繞著如何確保政治權力的高度集中,在這個邏輯上,是無法內生出程序正義和獨立審判的,說到底,這背後一個更重要的潛在內涵在于,中共還並未真正實現政治權力的平穩運行制度,政治權力還處于可以爭奪,可以變更,可以顛覆的處境,以至于還需要強大的司法工具服務于權力的集中和運行,所以,司法不能獨立的核心根源恰恰是政治權力的運行沒有實現真正的制度保證。也就導致中共對法治的領導與穩定,協調,長治久安這樣的語境長期挂鈎,形成非黑即白的政治語境,而中共執政者對于這個制度的依賴性還非常高。

因此在中共宣傳的司法改革中,會有一個兩難的問題,要脫鈎這種畸形的體制,需要弱化政法委,但弱化之後,如何確保執政者的政治權力運作,因此才會出現黨對依法治國的全面領導這樣看似很擰巴的表述。從而通過孫立軍的落馬也能理解執政者一定要對“刀把子”的絕對掌控了。

貪贓枉法等等的這些問題,不僅嚴重敗壞政法機關形象,而且嚴重損害中共形象。將政法出現的問題系于個體上,用高壓維穩手段來處理一系列問題,來達到控制和穩固中共的絕對權力。

修改憲法,在憲法序言確定中共的領導地位的基礎上,又在總綱中明確規定中共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強化了中共領導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地位。”這個表述很明確的將中共的領導與法治的關系從對立矛盾變成了遞進強化,因爲有黨的領導,才有法治,有法治才有長治久安,黨的領導成爲中國可以推行確保法治的基礎,所以要強化法治。也就是說中共會越來越集中權利來打壓一切不滿的民意。才會在各種場合下宣傳加強和改善中共的領導,不斷提高中共領導依法治國的能力和水平,鞏固中共的執政地位。提出法治服務于黨的領導的觀點。明確決不能照搬別國模式和做法,決不能走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的路子,推進文革2.0。明確了政法委要履行專政職能、管理職能和服務職能。 其中,“專政職能”一詞近年來頗爲少見,但聯系到最初中共建國是用“人民民主專政”就是確立了中共是代人民行使政治權力的合法性,此次再次提到專政職能同樣就是明確法治與中共黨的領導不矛盾。法治的對象是人民的敵人,因此法治不是制約中共黨的領導,相反,中共黨對政法工作是“絕對領導”。以前絕對領導主要用于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核心表述就是全面依法治國,黨的“絕對領導”。這也是在修憲後,根據現有憲法的規定作出的表述,是憲法授予的絕對權力,更重要的變化是,指出政法是中央的事權。“絕對領導”和“全面領導”都只表述在“中共黨中央的領導”內容之中,在有關地方的表述裏則只是使用了“地方黨委對政法工作的領導”這樣的說法。也就是說,黨權被高度集中濃縮到頂層,然後垂直管理。到底誰代表黨,黨是什麽?七哥這三年的爆料已經給過明確的解釋。

中共也對中國法治的“特色”表現出越來越深刻的自信,提出要占領法治制高點,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 2015年王岐山會見美國政治學家福山時就說過: “司法一定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這就是中國特色”。我們不禁要問,爲什麽中共能夠實現政治權力的高度集中,對于中共來說,沒有誰會主動接受權力的制衡,之所以有制衡就在于力有不逮,而參考曆史和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中共就是個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的流氓政權,牢牢掌握意識形態話語權,牢牢掌握政治體制運作權,牢牢掌握經濟發展控制權,即便是古代帝王,在經濟上的控制力也遠遠遜于中共,畢竟當時大量土地和勞動力都被大地主和貴族階層壟斷,龐大的文官體系與皇權之間能夠形成制衡,更不要說西方新興資産階級興起與貴族之間的權力制衡,最起碼目前在內部,除了高層之間的矛盾,看不到其他力量可以制衡。因此,外部的力量極其重要。也能理解七哥所說的爲什麽要把戰場拉向國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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