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的問題僅僅是性別歧視這麼簡單?

【中英對照翻譯】https://spark.adobe.com/page/CvW26ih2PMino/

作者:洪理達(Leta Hong Fincher

新聞來源:The Intercept

翻譯/簡評:InAHurry

PRRoberts

簡評:

紐約前市長邁克爾·布隆伯格終於在千呼萬喚中於去年11月24日宣佈作為民主黨參選人參與2020總統選舉。布隆伯格一直被不少民主黨人給予厚望,認為他是能將川普總統趕出白宮的最佳人選。2016年川普之所以能意外的擊敗希拉里,就是因為他從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人們對職業政客的厭倦,人們想要一個有實戰經驗的管理者來管理美國 – 一個成功的CEO把美國帶出困境。以此標準,布隆伯格的確是民主黨內幾乎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人選。

可惜短短的3個月以後,布隆伯格就匆匆結束了他的參選活動。這期間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不外乎兩件事:其一,是布隆伯格在一次採訪中公開表揚中共對環境污染的重視,並說 「習近平不是一個獨裁者,而且中國共產黨需對其‘選民’負責」。他對「中共特色民主」的認可一下子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布隆伯格從此被貼上了「親共」的標籤。其二,是在2月份鬧得沸沸揚揚的一系列有關彭博社(布隆伯格所擁有的媒體)性別歧視的報道。自從美國的「我也是(受害者)」(Me Too Movement)開始以來,白人男性,尤其是有影響力的中老年白人男性被指控性騷擾幾乎成了慣例。

有媒體稱,布隆伯格公開表揚中共是為了贏得美國國內極左選民的選票。但這也許沒有這麼單純。布隆伯格的彭博社在中共國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單憑能做到這一點,他就必須是中共高層的「好朋友」,在需要的時候為中共高層的利益集團說話。這是起碼的禮尚往來。為了避免與金主中共發生不必要的不愉快,彭博社多年來放棄了一個媒體挖掘新聞的本能,一直按照中共的標準進行著自我審查。

本文作者洪理達是位專攻中共國女權現狀的學者。她的丈夫曾任職於彭博社,並且他是2012年彭博社關於習近平(時任副主席)親戚的巨額財富的文章的主要作者。因為這篇文章,他們全家收到了來自一位自稱為習家代表人的死亡威脅。洪理達的這篇文章主要回憶了當時她在收到死亡威脅後的恐懼,以及由於她事後在推特上公開了她曾收到死亡威脅的事實,彭博社及代理律師向她和她丈夫施加各種壓力和威脅以讓她永不再提及死亡威脅這件事。

非常可惜的是,2012年的洪理達非常的勇敢:她不僅在推特上公開了他們收到習近平(家人)的死亡威脅的事,她在後來面對彭博社的律師團隊時,拒絕放棄她的言論自由。但是本文卻在描述完整個事件後突然把一切責任歸咎於彭博社的性別歧視而草率收筆 – 似乎彭博社對洪理達的窮追不捨是因為她是女性。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洪理達最終平息了與彭博社的「戰鬥」後,她竟然還能回到清華大學完成她的博士學位。

爆料革命之前,我們一直寄期望於這些「中共問題學者」不畏強權為正義而發聲。爆料革命出現以後,我們才發現,這些自由世界的學者或媒體對言論自由的「捍衛」也還是有上限的,而這個上限就是中共各種形式的藍金黃。

當彭博新聞關於中共的報道受到質疑時,彭博社因為我說實話而試圖摧毀我

前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在2020年1月22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美国市长会议冬季会议上发表讲话。

我是邁克·彭博(Mike Bloomberg)的公司試圖通過保密協議讓我們閉嘴的眾多女性之一。有趣的是,我從未在彭博社工作過。

但是我的故事展現了彭博機器為了避免冒犯北京將竭盡全力。布隆伯格的公司彭博社(Bloomberg LP)如此依賴整個中國市場,以至於如果我不簽署一份確保我不再提及彭博社是如何否定了一篇對中共領導人很不利的文章保密協議,彭博社的律師威脅要在經濟上摧毀我的家人。直到我聘請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在香港的律師之後,彭博社(Bloomberg LP)在多次企圖恐嚇我之後,最終解除了他們對我的束縛。

2012年,我正在北京清華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我的丈夫邁克爾·福賽斯(Michael Forsythe)是彭博一篇新聞文章的主要撰稿人,文章講述了習近平主席親戚所積累的巨額財富,這是關於中共領導人的獲獎系列故事「革命致富」系列中的一部分。彭博(Bloomberg)在2012年6月發表有關習近平家庭財富的文章後不久,我丈夫就收到一位女士發出的死亡的威脅,她說她代表習近平的一個親戚。傳達威脅的婦女特別提到了對我們全家的危害;我們的兩個孩子當時分別是6歲和8歲。紐約人埃文·奧斯諾斯(Evan Osnos)在他獲獎的書《野心時代:新中國追逐財富,真理和信仰》中報道了類似的遭遇,當時同一位女士告訴奧斯諾斯的妻子:「他[福賽斯]和他的家人不能再留在中國了。這不再安全了。」她說。 「有事情會發生在他們身上。這看起來會像是個意外。沒有人會知道發生了什麼。等他被發現時他已是一具屍體。

這個威脅特別的令人恐懼,因為它離中共官方媒體報道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被中共高級領導人薄熙來的妻子毒死的新聞才幾個月。據報道,他的屍體是在中國西南城市重慶的一家旅館裡被發現的。在我們全家在中國以外的其他地方渡過孩子們的暑假期間,彭博社的高管不斷使我丈夫忙於和他們通過電話會議討論我們的安全問題。我不斷地做著我孩子被毆打或殺害的噩夢。我拼命地想要公開談論這個死亡威脅,因為我覺得這將為我們提供更強的保護。但彭博社希望我們在公司進行內部調查期間不要對任何人提及此事。自從我和丈夫2002年結婚以來,我一直對公司很忠誠,我不想破壞他的事業。我於是一直保持沈默,直到2012年10月26日,另一篇(與此文無關)故事無視中共的反對而發表後,我決定把我們在彭博社發表有關習近平的故事之後收到死亡威脅的是發在推特上。

推文翻譯:

如今紐約時報公開了他們受到的來自中共政府的壓力,我也可以承認我們在彭博社有關習近平的故事發表後曾收到死亡威脅。

就在我發推的幾小時內 – 原始推文和我對問題的答復, 一位彭博經理打電話給我丈夫並對他說:「讓你妻子把她的推文刪了。」我沒有刪推文,但我也沒有再公開的談論那個死亡威脅。我不想把公司給惹惱了,因為我們需要公司把我們搬到香港,在那裡我的孩子們就會安全了。我們在北京最後的日子,申請在香港的學校和為搬遷做準備的時間里,我一直生活在恐懼中。會不會有人在我們孩子上學或放學的路上劫持他們?誰在監聽或監視我們?晚上我會強迫症般地拉下所有的百葉窗簾以防中共安全人員監視我們。我很小心地不在家大聲談論或在電話上談論我們的行程計劃以防我們被監聽。

2013年8月,當我們飛出北京,然後搬進香港的臨時公寓時,我終於放鬆了下來。我以為我們長達一年的噩夢已經結束了。但是很快事情就變得更糟了。

我丈夫已經有好幾個月一直在為彭博寫另一篇有關中國首富之一的王健林和中國共產黨高層家庭成員的經濟連繫的調查報告,這也包括了王健林和習的親戚的經濟連繫。彭博的編輯們一直很支持這個報告。英國《金融時報》公佈的一個說法,彭博社總編輯喬納森·考夫曼(Jonathan Kaufman)在2013年9月下旬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我對您追蹤並破譯財務資產和參與者的方式感到敬畏。 ……這是一個真實的爆料。期待將其繼續推進。」

然而彭博在最後關頭否定了這個報告。而且在彭博新聞總編輯馬特·溫克勒(Matt Winkler)的評論被洩露後,公司於11月解雇了我的丈夫。據報道,溫克勒在公司電話中說:「如果我們發表這個報告,我們將被趕出中國。」

時任紐約市市長,彭博社大股東邁克·布隆伯格(Mike Bloomberg)在2013年11月12日被問及有關其公司出於擔心冒犯中國政府而被自我審查的報道,他對此予以駁回。

布隆伯格(市長)在新聞發佈會上說:「沒有人認為我們是懦夫,不願意站出來寫一些與公眾利益相關並且是證據確鑿的故事。」

但是在布隆伯格市長告訴記者們這些話的幾天之後, 彭博社在香港的律師威脅我們他們將在經濟上摧垮我的家庭:他們會強迫我們償還公司支付的我們從北京到香港的安置費以及我們提前提取的我丈夫的工資。這樣我們將會沒有醫療保險和收入,而且他們會將我訴上法庭如果我不簽保密協議 – 即使我從來都不曾和彭博社有雇傭關係。

彭博社的代理律師事務所Mayer Brown JSM於2013年12 月6日向我的律師發出了律師信,威脅說如果我在7天內不同意他們的保密條款,法院將發出強制令。

我告訴我丈夫我不想簽禁聲令,於是彭博社在12 月16日召集我和我丈夫到Mayer Brown JSM在香港中環的辦公室開會。我們和彭博社的高級主編們以及Mayer Brown的律師們圍坐在在一個豪華的會議桌旁,並通過視頻會議與來自紐約彭博社的代理律師 Willkie,Farr&Gallagher進行了交談。我丈夫的律師告訴他們說我沒有任何可以作為證據的,用來破壞公司業務的錄音或電子郵件。

「但是如果所有的證據都在她腦子里怎麼辦?」屏幕上那個大個子的男人說。當彭博社在紐約的律師說出這些話時,我突然聯想到他拿著一個巨型吸塵器,試圖把我腦子里所有的記憶都洗出來。我告訴在場的每個人我需要離開房間,離開那個大樓,下定決心將這場仗打到底。

12月20日,他們向我丈夫發出了律師信要求我簽署保密協議。如果我拒絕,我們將欠公司上千美金。我甚至還需要支付彭博社的法律費用。如果我不屈服於彭博社的威脅,他們可能讓我的家庭經濟崩潰的想法讓我感到惡心。但我生氣的是在受到威脅之後,他們一直在傷害我們,禁止我公開談論我們在北京受到的死亡威脅,而且現在還試圖永久性剝奪我的言論自由。

直到我聘請斯諾登在香港的律師之後,彭博終於退縮了。艾伯特·何(Albert Ho)和喬納森·曼(Jonathan Man)給我的律師費打了折,因為(他們覺得)這個官司是「有益的」。與此同時,他們(彭博社的律師)又給我發了幾封威脅性信件。 其中一封來自Mayer Brown JSM於2014年1月8日的一封信,其中明確指出:「由於她保留(在她腦中)我們客戶(彭博社)的機密信息,因此她對客戶負有持續的保密義務。」他們要求我放棄就下面一系列事件發表言論的權利,例如「為客戶準備的未發表的文章;有關客戶的新聞採訪,編輯過程和編輯判斷的文件…;客戶的員工之間以及客戶之間關於客戶的新聞收集編輯過程和編輯判斷的任何電子郵件和其他通訊(包括口頭討論)。」

何是一位資深的香港親民主立法者和維權人士,多年來受到兩次毆打。他告訴我,如果彭博社不退縮,我們可以舉行新聞發佈會讓他們感到羞恥。幸運的是,事情沒有糟糕到那一步。2014年2月,彭博社終於停止向我發送法律威脅。我回到了清華大學取得了博士學位,並出版了我的第一本關於中國婦女的書。我的丈夫加入了《紐約時報》,重新報道了關於中國商人王的整個故事—-這個彭博社稱「還沒準備好發表的故事」。他的故事於2015年4月下旬發表在《紐約時報》的首頁上。

我從來沒有想過有意公開彭博的威脅行為,並且我真的為可能帶來的財務崩潰感到恐懼。因此儘管我保留了言論自由,我從未寫過自己的經歷。我現在發聲是因為與其他許多女人不同,我不受保密協議的約束。鑒於保密協議沈默的女性人數眾多,很明顯,彭博社的公司環境存在性歧視。彭博社的經理和律師視我為公司財產,是我丈夫的附屬物,利用恐嚇和威脅霸凌我讓我服軟,使我為是否要簽署保密協議而感到痛苦。我記得感到自己快窒息了,似乎我的嘴裡塞滿了棉球。我沒有見過其他女人(受害者),但我猜她們可能也遭受過同樣的恐怖:那種被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公司威脅的恐怖。她們如果不遵守這些協議,她們的人生就可能毀了。即使是現在,我仍然為說出來的後果擔心。但是我們說的人越多,我們就越強大。

萊塔·洪·芬奇(Leta Hong Fincher)是一名記者兼學者,她因報道中國問題而獲得了多個獎項,其中包括職業記者協會(Sigma)Delta Chi獎。她是《背叛老大哥:女權主義在中國的覺醒》和《留守婦女:中國性別歧視的復興》的作者。她是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總統競選活動的支持者,她不僅為沃倫捐款,還參與了志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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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喜馬拉雅戰鷹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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