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致全體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封信》

作者:陽光透林

去年的一篇《致全體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封信》,今年又有人拿出來翻炒,爲此本人覺得不給予回應,則不足以肅清其流毒,正本清源。

《致》文表面上針對所謂“把中國推向經濟停滯、社會動蕩、國土分裂、國家衰敗”的任何理論,這種泛指的指控貌似有理,但一經分析就似是而非,怎麽看都是在爲某團夥的非正義統治辯護。

《致》文作者把所謂的“生存和發展”作爲什麽“最初的普世價值”,理據是只有“國家強盛”,人民才“現實生活幸福”。

真是如此嗎?按此邏輯,豬在圈裏的生存和發展得到飼養人最強有力的豬圈保障,豬圈不可謂不強盛,豬也不可謂不在圈中現實生活幸福,如果這就是“最初的普世價值”,那麽人跟畜生還有什麽區別?此外,《致》文作者要人們不僅看樹,更要看所謂的“森林”,其邏輯是,只要“森林”茂盛了,樹木就茂盛了。這完全是在顛倒因果關系,試想,沒有樹木,哪來的森林?沒有樹木的繁榮,哪來的森林茂盛?說到底,還是所謂“沒有國哪有家”的翻版。可現實中,離開了一個個的家,這個國還剩下什麽?同理,沒有磚,哪來的牆?

歸根結底,人民的現實生活是否幸福,並非得到動物層次的這種生理意義的飽肚就幸福,更重要的是要得到區別于動物的,人的社會意義的“飽肚”和安全保障。如,沒有主人權利,不僅沒有人的尊嚴,也就沒有財富的分配權和持有權,還隨時被統治團夥強取豪奪。在這種被奴役,被當作爲統治團夥創造財富的工具的社會中,生活意義的飽肚也只能來自于統治團夥的恩賜,且不服從不得食。在生命和財産均得不到保障的惶恐之中,人民從哪個方面能感覺和得到現實生活的幸福呢?

《致》文作者毫無隱晦的把中國古人“有了道義才會有利益”的教誨完全來個乾坤顛倒,換句話說,就是要人們見利忘義,只要看見嗟來之食,就應哈腰,甚至跪下。這在古人看來,這種見利忘義者簡直就是豬狗不如,哪有什麽資格配在這裏給人講道理,講出來的所謂“道理”除了只配適合畜生,怎麽能適合人呢?

《致》文大談中國人改革開放後生活是如何如何的提高了,高樓大廈和現代化交通等也普遍多起來,于是見利忘義就成了其首推的“普世價值”。按此說法,那麽孫文當年爲什麽沒有團結在以慈禧太後爲核心的清中央周圍展開勞動競賽,把國家建設強大再說,而卻要去大搞“使經濟停滯,社會動蕩”的辛亥革命呢?爲什麽某團夥民國時期不站在中華民族的大局安定團結,遵紀守法,集中精力把國家經濟搞上去,而卻要勾結境外勢力,乘機大搞武裝割據,占山爲王,甚至不惜建立國中之國,分裂祖國,使國家衰敗呢?大家可知道,民國當年的建設發展不容小觑,大到造輪船造飛機,小到造水泥造火柴一樣不少,除了手機電腦等近代科技産品沒有外,人民普通生活水平與現在相差無幾。可見,只要變換一下時空,就不難發現《致》文的觀點純屬屁股決定腦袋。

《致》文津津樂道什麽“制度紅利”,可爲什麽當年搞的一大二公的大鍋飯制度沒給國民帶來紅利,反而帶來的是貧窮和苦難,而改革開放轉向西方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才有所改觀?這是誰的制度帶來的紅利呢?改革,革掉了什麽制度?

改革開放被稱爲是經濟上“給人民松綁”,這才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這證明的是,人民的創造熱情和創造能力才是生活水平提高的根本原因,那種制度和政策只會帶來阻礙。換句話說,創造力和由此帶來的“紅利”本該屬于人民自己的和自己帶來的,跟所謂的“制度”毫無關系。因此,把屬于人民自己創造的“紅利”歸功于某統治團夥的“制度”功勞,這無不僅是在貪天之功,混淆是非,而且是十分無恥。

《致》文提到中東等國家現在混亂,于是就證明此地“穩定”就強。按此說法,監獄裏是不是最穩定,在獄中是不是比在獄外生活更好?穩定固然需要,但本身不是問題,什麽樣的穩定才是問題。其實,《致》文作者暗含著一個論調,即一民主就混亂,專制才穩定,所以專制強于民主。實際上,這是一種攪混水的說辭。一個國家出現混亂,有多種原因造成的,如種族歧視,強盜盛行,專制強權爭權奪利,野蠻未開化等,唯獨與民主無關。因爲民主的主旨就是要大家放棄武力爭奪,坐下來平等的談判,用選票代替暴力,推舉權力代理人爲大家服務。這樣一種平等和平的主張主義,怎麽會成爲動亂的原因呢?恰恰相反,迷信專制暴力才是動亂的根源,在專制者看來,只有暴力征服壓服才可以實現監獄式的全體鴉雀無聲的所謂穩定。可是,既然專制政權是暴力奪取和守護的,它必然就處于不確定的宮廷爭權奪利,使社會處于王朝更叠的不穩定的周期律之中。

《致》文還稱什麽“十四億中國人不是小白鼠,可以拿來做一場社會實驗,更何況這種實驗尚未開始就敗局已定”雲雲。當下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連主人都不是,哪裏具有什麽選擇權?是不是小白鼠,可不可以拿來做一場社會實驗,何時由廣大的中國人決定過?比如,上世紀中國人被迫入社,“三大改造”,大躍進,勒緊褲腰帶,上山下鄉,及後來的計劃生育等等運動,何時由廣大的老百姓決定?文章作者顯然是在罔顧事實的自話自說,強差民意,實屬癡人說夢。

《致》文還稱什麽“中國奔潰了,你和你的父母子女都逃不脫”雲雲,這不僅是公開的綁架和恐嚇全體國民,而且還是一種混賬式的危言聳聽。國家由國民和政權組織構成,無論政權組織奔潰多少次,換了一茬又一茬,國家均還在,國家何來的什麽“崩潰”?

按《致》文作者的推演,所謂“他們的目的實現的那一天”,于是就所謂“國土分裂”,前蘇聯如何如何。前蘇聯本來就是通過侵略吞並手段把多個原來分立的國家加盟進來的,如今各國人民擺脫了強權控制,實現了自由,這些國家要求恢複獨立,這有何可非議的?再說中華民國時期,雖各大軍方割據一方,但都無不在中華民國這個旗幟下保持完整的國家形態,這足以證明中華民族在獲得自由之後完全有能力實現和保持國家呈現什麽形態。爲此,國民的決定才是唯一至上的,實現國民成爲主人而具有決定權才是國民的最高追求,而不是把國家形態淩駕于國民的主人權利之上,本末倒置,以所謂的“國家分裂”來要挾國民,這種流氓行徑不可謂不無恥。

所謂“經濟倒退”,如果一個國家經濟原來就強盛,除了戰爭破壞,權力組織的更換跟經濟前進和倒退沒有必然的聯系,國家政策才對國民經濟帶來影響。再說,專制國家的所謂國家強盛,也只是其政權的強盛,跟被統治的國民無多少關系,因爲財富分配兩級分化,嚴重不均,使國家淪爲大國小民,經濟發展也沒有給廣大被統治者分得多少利益。

所謂“貨幣奔潰”,既然大量的貨幣被統治階層擁有,廣大國民只占很小部分,誰才擔心失去貨幣財富呢?顯然不是貧窮的廣大國民,那麽《致》文作者在爲誰操心呢?

所謂“股市崩盤”,國內的股市本來就慘不忍睹,早就麻木于被割韭菜了,能參與炒股的群體本來就相對不多,能感受疼痛的股民則更是少之又少,這樣的股市崩了又何妨,跟廣大底層的其他國民有多大關系?

所謂“國力衰弱”,一個強大的專制帝國被瓦解,這本來對本國國民和世界人民都無不是一件好事,這有何足惜?當年的法西斯德國和軍國主義的日本,其國力不可謂不強大,它們的國力衰弱不正是其國內民衆和世界其他各國人民得以解放和發展的機遇嗎?文章作者在爲誰的“國力衰弱”哭喪?

由上可見,《致》文全文對公平正義的認識從頭到尾都打著所謂“國家”和“民族”的大旗,掩蓋國家之下的政權性質,把國民和國家的關系主從顛倒,本末倒置,還顛倒中華民族的義利觀,用動物標准當作人的標准,兜售養豬理論,在爲專制權力維持統治效力,這種無恥論調實爲具有正義感的國民所不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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