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悲劇的死循環? ——從郭先生的“too”悲憤談起

作者:Xingfffooo

郭先生最近的一次直播,用了四個“too”來表達他歐美疫情最強烈的態度和情緒。一直關注、支持他的人都知道:共產黨在向死亡的道路上狂奔,有太多站在路旁的人因為貪婪、恐懼和無知,表現出來的是冷漠、或者羨慕、或者吶喊助威、或者不知無措。郭先生是難得的一個衝到離共產黨最近,又十分熟悉共產黨套路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戰友的幫助下,在找准時機狠狠地撂倒它,免得增加更多無辜人的痛楚和苦難。

如同不屈不撓的香港人,郭先生同樣會被路旁的觀景所困擾,同樣會被四周懷疑的眼光所煎熬。對手的使絆和路途中的困難並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救不了主動往火坑里跳的人。在郭先生帶著悲憫和悲憤的言語中,在穿插著生活品質和娛樂精神的視頻中,無不透射出一種超乎常人的複雜且強大的內心。

天賦使然

可能包括郭先生在內,大多數人會把這種內心的強大視為信念的力量,其實不然,與其視為一種信念,不如視為天賦組合。郭先生除了具有樂觀和敏銳兩種已經被喚醒的天賦秉性以外,還有一種非常重要的好奇性天賦。

在《終極解讀》一書中作者寫道:「簡單地說,好奇性天賦是一種方向上的探索興趣。這是人類每個個體所承載的對物種延續的天然任務和責任。」郭先生正是血液裡流淌著兒童期之前就形成的對正義社會的探索興趣,驅使他義無反顧、無私、快樂地從事爆料革命。

在人類社會現有的天賦規則中,有條件能夠發揮好奇性天賦的人,毫無疑問是少之又少的幸運兒。 「像托馬斯傑佛遜、艾倫圖靈、約翰杜威、聖雄甘地、史蒂夫喬布斯等不能一一枚舉的偉大人物,不要以為他們在天賦秉性上超乎常人,也不要人物他們在秉性發揮上有什麼過人之處,人人都具有天賦,他們只是在社會已經設定好的天賦規則中,幸運地獲得了與天賦相匹配的機會。」

定論一個人物的偉大與否,是一種公共歷史觀,我不能貿然地把郭先生與歷史上的偉大人物相提並論。當前,郭先生不過在享受地改造中國社會的探索興趣,最終的結果有待於在將來驗證這段歷史是否與他的天賦相匹配。

然而,像郭先生這樣的探索和追求,必然會面臨著一種難以逾越的宿命。

這種宿命在世界普遍通行的精英體制中,要么登峰造極,受到萬人敬仰、吹捧和巴結,要么跌入萬丈深淵,只留下悲壯的一幕。為此,像郭先生這樣的人,不得不在貪婪和虛偽的叢林中游走,不得不在飄忽不定的支持和懷疑中摸黑前行,不得不承受著不屑一顧、嘲笑和打擊的巨大壓力和危險。

精英教育培養出來的大多數精英,「他們給自己和他人以高素質者的形象,卻在社會導向上選擇最容易給自己加分的方式,避重就輕,追求形式。」「在現有的社會信任結構下,普遍是以財富機制和基於權力的等級機制為主導。大多數人像溫順的綿羊那樣,被圍欄在這兩種機制下,勉強地尋求羊群的認可,以獲得表面上比較高的連接等級。」

那麼,任何企圖改變中國的權力和利益版圖,打破現有的遊戲規則和思維定勢,必將遭受無比的孤寂和各種被信任的煎熬,令人產生強烈的無力感。如果沒有像郭先生這樣天賦在支撐,任何人無法做到愈戰愈勇,在精力、經濟和社會關係的壓力下,只能退而求其次,曇花一現。

文化悲劇

不過,天賦並不意味著郭先生可以被神化。郭先生身上不僅攜帶著共產黨體制下的痕跡,還攜帶著人類本身和人類社會共有的缺陷。當然,我們人類社會幾乎每個人幾乎都在犯一些“致命”的錯誤,都在有意無意地推動整個社會陷入了悲劇的死循環。

首先一個體現是文化。文化其實是人類文明的一種概述,並不專屬於一個國家、民族、地域。古往今來,「從來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國家,從來沒有不經歷過交融的文化,從來沒有族群構成一直保持不變的民族。」就是說,許多人引以為豪的民族文化,完全是極其複雜、不斷演變的“混血兒”,安慰劑而已。

強調一種文化,原本只是人類構建信任關係的工具。但是過於強調一種文化,往往被權力所利用,達到內外割裂的目的。以語種為例,在中文世界裡,大部分的媒介和內容被共產黨所控制,大部分的真相被語言的天然屏障所阻隔。中文世界的人對非中文世界的信息獲取寥寥無幾,反過來也是如此。

郭先生一邊在社交平台上用中文傳播,卻一邊疲於奔命地與有限的歐美精英進行面對面溝通。 Gnews上的中文信息和英文信息也完全不是一個等級,非中文世界的人對發生在中國和有關中國共產黨的真相依然一臉懵逼。單靠郭先生或其他個別人傳遞的少量信息,無異於是在單打獨鬥,難以產生廣泛的說服力,難以在世界上更快地產生影響力。

與文化相關的語言、民族主義和宗教解釋是最容易被極權組織所利用的,這在希特勒的優等民族論、ISIS招募戰士和中共的民族統一戰線等方面都曾得到體現。要想跳出悲劇的死循環,人類應該卸下語種、國家、民族的文化負擔,像《終極解讀》中對高信任未來的描述那樣:

「在信任體系覆蓋全球之後,未來社會應該是連接自由的社會……國家將變成全球民主體制下的一個自治區域,可大可小,沒有國界劃分的地理概念,只有人群規模的概念。人群聚集的地方就是國家,國家可以跟著人群的遷徙而遷徙,也可以隨著人群的分離而另起爐灶……只剩一種語言的時候……真相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更加暢通無阻。」

抽象化悲劇

「人類社會中,宗教、文化、哲學,甚至是科學,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過度抽象化的泥潭。」以郭先生最常使用的“中國人”一詞為例。準確的說,“中國人”是個居住地域的群體概念,偶爾泛指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族裔。如果簡單地、不加修飾地使用它,往往會造成概念混淆,出現自相矛盾,引起誤解和敵我混亂。

如果說:中國人的品質不差;中共和我們中國人必有一戰;挽救14億中國人。這種描述確實存在問題。中共只是個極權組織,盜國賊身份上也是中國人,不能因為他們泯滅人性就能說他們不是中國人。如果這種描述用在香港人身上也一樣,參與打壓、抓捕、殺死上街抗議的香港人的,身份上也是香港人。所以,爆料革命的用語最好要加以更加準確的描述。

任何一個人都不能代表中國人,任何一個歸屬於“中國人”概念範疇的人也不能因其惡行而排除在外。如果一個中國人聲稱受到歧視,其實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歧視,而是一種鄙視,個人的行為表現不被信任而被鄙視而已。如果多個中國人因品行不端或作惡而遭到他人鄙視,同時中國人群體中又沒有人對此提出批評或補救,就容易上升到群體性歧視。

「信任只與個人的表現有關,那麼平等也只與個人的表現有關。」如果貿然將個人受到鄙視的待遇升級成群體性歧視,「要么帶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要么是因為被洗腦、被挑唆而產生的認知上的扭曲。」

那麼,中國人這個概念應該合理地切割,避免簡單地使用它。對爆料革命而言,若以所有真心實意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社會的中國人定義為反共的群體,這樣更加貼切,也在傳播真相的過程中,更具有號召力和說服力。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是典型的過度抽象化的詞彙組合,是被權力利用來實現極權統治的有效工具。階級矛盾、共產主義烏托邦、中國夢、民族恥辱、中國人的感情、四個自信等等,全都是看不見、摸不著的自我標榜的詞彙,借用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憧憬來掩蓋他們的醜惡,扮演救世主,暗地裡卻幹盡喪盡天良之事。

以共產主義為代表的「極權瘟疫」也傳播到了全世界。在西方社會,也有很多的所謂精英和準精英們,迷戀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自我以為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可以挽救人類社會。實際上,沒有一個人能真正明白什麼是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他們只是愚蠢、簡單地把社會問題歸結為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製造的幻像中,幻想著不勞而獲,幻想著撈取更大的權力。

看看美國大學校園裡有多少錯誤地理解自由和進步的蠢蛋,就明白為什麼孔子學院曾經大行其道。看看美國主流媒體上有多少關於全球化、氣候變暖、種族歧視等過度抽象化的言論,就明白為什麼美國曾經天真地對中共抱有幻想。 「中國使出的障眼法,讓我們看不見北京乃是以極端認真的態度來對待與西方的爭霸。」中共對美國、澳洲等西方國家的滲透,不是因為中共有多厲害,而是西方社會廣泛存在著民主的脆弱性和有機可乘的漏洞。

精英陷阱

以郭先生現有的社交資源,最能直接傳播中共真相的對象當然是精英階層。不過,僅向精英階層傳播的方式有利有弊。利的是精英階層與盜國賊的圈子重疊,可以獲取或交換更加直接、準確的信息,而且精英人士一旦轉變觀念,對中共的打擊更加有力;弊的是精英階層更加貪婪和虛偽,或者貪戀已有的社會地位,更容易被藍金黃,或患得患失。

相對而言,對歐美社會的精英階層實施影響,難度是很大的。這是郭先生費盡心機、拼命工作,也無法阻止武漢肺炎變成全球大瘟疫的原因。在無可奈何之餘,郭先生的極大悲憤溢於言表。隨著瘟疫的進一步惡化,國際社會無法預計疫情將如何發展。如果真的失控到出現無可挽回的地步,大範圍的經濟蕭條和戰爭在所難免,人類的苦難和悲劇又進入新的輪迴。

面對著中共為主導的「極權瘟疫」,僅依靠歐美的精英是遠遠不夠的。雖然郭先生也明白美國是個民主體制,政府是以民意為導向的,但是,還是看重體現民意的利益集團。實際上,利益集團的代理人本身也是精英群體的一部分,在做出重大決策時仍然摻雜著個人利益的考量,無法真正體現廣泛的民意。

如果加大力度面向廣大的歐美中產階層傳播真相,反制中共的大外宣計劃,反共效果就比單純地向精英階層傳播更加有效、顯著。

當然,歐美的中產階層對信息接收和接受的方式,以及認知基礎與精英階層有很多的差異,他們傾向於關注與普通人生活直接相關的內容。如果只是傳播中共的真相,用情緒化、激烈的反共措辭表達對自由、民主、法治的嚮往和追求,不但可能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引起人們的反感。大紀元走過的路以及轉型的成功,值得我們藉鑑。

用英文向歐美中產階層的傳播信息,應該注重「極權瘟疫」的他們生活的影響,因為共產黨只是在所有極權病毒中最具有感染性和破壞性的一種病毒。對此,《終極解讀》中有一句話描述得非常貼切:「人類社會中極權的存在,表面上似乎與你無關,實際上不僅給你的自由套上枷鎖,還在搶奪你的工作,盜竊你的財富,在你所處的社會傳播惡毒的’瘟疫’。」

的確,歐美社會中那些與極權中共勾結和勾兌的政客、金融大鱷、各種組織的專家和官員,作為極權的分贓者和瘟疫的超級傳播者,與極權統治者一起盤剝中國老百姓的權利和利益,「共同分享極權的超級利益,同時卻削弱民主國家中的中低階層的勞動意願和樂趣,加劇了貧富差距。」歐美國家的中低階層也同樣受其所害。

另外,爆料革命也要有更大的責任,幫助全世界人民看清人類社會中存在的信任機制的亂象,有義務去終結人類悲劇的死循環,避免悲劇的重複發生。只有這樣,在打破信息操縱、傳播真相、懲惡揚善的道路上,才能團結更多正直、善良的人們,「發起最後一場’世界大戰’……直至地球上所有的’瘟疫病原體’徹底地被剷除。」

參考文獻:

1. 符信《終極解讀:探究生命、宇宙和人類社會的底層邏輯》 美國學術出版社2019

2. 克萊夫.漢米爾頓 《無聲的入侵:中國因素在澳洲》 左岸文化出版社2019

(文章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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