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不思悔改,反恥為榮?

作者:MH

微信上發出一篇《今日聚焦》署名鯤鵬友的文章,本人在百度搜索中找不到這篇文章,只好在這裡截圖給大家。文章稱“忙著罵中國,歐美損失慘重!特朗普仍不悔改,又出昏招”云云,歸結起來有那麼幾點。

一是,這次新冠病毒確診病例國外開始多起來,相對中國在好轉,於是就斷言現在中國比國外最安全,並藉世衛之口稱“中國自我犧牲,為世界贏得了時間”,並嘲笑西方“白白浪費時間,為時已晚”。

如果此次疫情分為上下兩部分的話,那麼就是“怎麼爆發的”上半部分和“怎麼控制的”下半部分。估計,文章作者對上半部分中國做得怎樣實在乏善可陳,難以啟齒,於是就不好意思提了。那咱們就說下半部分吧。首先,中國疫情是否好轉而安全了,因為只有官方一個媒體渠道有權發布這類消息,任何之外的有關信息均視為非法,輕者刪帖,重者就進行抓捕和訓誡,所以外界無法辨別真假,只能從官方的言行上去判斷。就目前而言,如果真是“安全”了,那麼封了40多天的城為何還保持原樣而不予解除?這不符合邏輯啊。此外,如果真是安全了,何不趕快請外國記者到中國,湖北和武漢來見證一下,發布相關消息,以證明自己沒說謊?請了嗎?沒有。因此文章作者所謂的“安全”能有多少可信度,實在不敢恭維,屬於自賣自誇罷了。

此外,本來疫情始發中國,中國不首先自我犧牲,難道還要別的國家來犧牲?這也拿來自我表揚,真是天大笑話!說輕點你是多災多難,說重點你是自作自受。現在的情況可以說,病毒要么來源於野生動物,要么來源於自己拿病毒來搞鬼搞怪,不慎洩露。

早在去年底武漢醫生就發現了病毒人傳人,為此還發表論文在國外雜誌上,並在自己的專業微信群里通告群友,且所在單位也向本地衛健委做了上報,也就是地方官員早已知情,並逐級上報了國家衛健委和中央,也就是最高層已經知情。但中國最高當局為了營造節日歌舞昇平的氣氛和擔心影響政局穩定而把真實情況本該及時告知老百姓的,卻有意把疫情隱瞞下來,謊稱什麼“可防可控”。結果,官狀病毒可以說謊,冠狀病毒卻不會說謊,從發現疫情到疫情爆發,至少延誤了寶貴的兩週時間,甚至更長。為此,從這點來看,是本國當局的隱瞞謊報不僅耽誤了自己的防疫時間,而且還同時向別的國家傳遞了錯誤的信息,實實在在的在致使別國耽誤了防疫時間,文章作者此刻怎麼搖身一變不算這筆賬,反而誇耀本國,自我吹噓有功來了呢?這真不是一般寡廉鮮恥之徒能幹的事啊。

此外,為什麼中國的宣傳媒體都喜歡用世衛組織之口來盛讚中國的所謂“成功經驗”呢,似乎世衛組織就代表著“公正”了嗎?人們只要了解一下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與中國的關係就不難解開這種行為之謎。譚某為埃塞俄比亞人,在2005-2016年度分別擔任埃塞俄比亞擔任衛生部長和外交部長,期間作為中國“一帶一路”非洲戰略支點,共獲得中國政府超過130億美元的貸款,該國的一半外債來自中國。中國當局如此砸下重金,譚某焉能逃脫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的嫌疑?

譚某的讚美就代表客觀公正嗎?早在2017年11月,在他當任的聯合國世衛組織就公開讚揚中國當局在“長生生物假疫苗事件中行動迅速透明。”而當時有25萬名新生兒接種假疫苗得不到政府賠償,已經被媒體披露的數十個受害者在接種假疫苗後出現不良反應,甚至死亡。這有何“公正”可言?聯繫他對中國此次武漢瘟疫的防控又在故伎重演,可謂是劣跡斑斑。當然,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只要能進行利益交換,雙方都各有所獲,可憐的只是被蒙在鼓裡的中國老百姓。

二,把西方政客和媒體對中國的批判稱為“政治偏見和種族歧視”。如“方艙醫院是集中營”,“封城是限制自由”,“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等。

西方有沒有“政治偏見”姑且不論,但人家的批評又不是空穴來風,憑空捏造。對傳染病最基本的治療措施是每個病患需單獨隔離,顯然方艙醫院是大通舖,達不到要求。至於這種臨時建築和配套醫療設施是否完備,達到治療條件,恐怕自己都不敢斷言。

封城是一種措施,它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以什麼方式封城。國內是首先隱瞞疫情,然後又是封鎖消息,突然宣布封城,而且是以暴力恐嚇來達到目的,不僅封城封鄉,而且還封區封戶。這就是地地道道的野蠻方式,限制國民的自由自不待言,在沒有經過充分準備就倉促實行,必然會帶來次生的人道災難,如交通停頓,急需入院治療又只能坐得起公共車的病人怎麼辦;需要添置生活必需品而又不能搬運超過平時重量的家庭怎麼辦;有的窮困家庭本來就沒多少收入來源,靠及時打工養家,如此被禁閉在家,時間一長,他們怎麼辦,等等,不一一而足,老百姓為此付出的成本代價會不會超過封城本身,誰來估量,誰來買單?可以看到的是,老百姓沒什麼可指望,流出的血淚只能往自己肚裡咽,自己買單吧。

相比之下,西方各國與其說是“封城”,倒不如說是對國民進行善意的提醒和忠告,全面防疫主要來自於國民對病疫危害程度的了解和自覺自願的行為,而根本不需要強制。而且,西方國家只限制人多聚集的公共場所,如教堂,體育館和歌舞廳等,對居民自由出行基本不限制。就連私家車外出旅行也最多到警察局去申領一個通行文件即可,國民毫無被封的感覺。而國內那種對國民不分老少男女,輕者推搡,扇耳光,重者拳打腳踢的打翻在地,並強制戴上手銬送往拘留所,甚至在對方掙扎中強扭柔弱女子脖子斷氣等暴力場景處處可見,令人髮指,數不勝數。西方對此提出的批評和指責,有何“歧視和偏見”?

至於什麼“東亞病夫”辱華,西方的言語中本來是指一國政府無能而顯現出病態的樣子,跟指該國國民的身體狀況沒什麼聯繫。是後來中國人自己(據說始於梁啟超)要往自家身上套,自我對號入座,自我污名化,與別人何干?

三,文章作者指稱西方對封城實行“雙標”,即對中國封城說三道四,對西方自己卻又另一番評判。

從國民的知情權,自由權和經濟利益等基本權利是否得到切實維護出發,西方對任何政府從來都是持一貫的警惕和批判立場,這根本不存在什麼“雙標”。從上述事實來看,中國當局本該做的沒做,不該做的卻在瞎做,兩方面都存在嚴重問題,必然引起以西方為代表的國際輿論嚴正關切和批評,這何過之有?

四,稱西方“封城”在復制中國的做法,“抄作業都不會”,然後文章作者以師爺之居進行炫耀。

有關西方“封城”的報導表明,中西方的做法存在根本無法複製或抄襲的內在差異。首先雙方的國體不一樣,西方國家的政府是民選的,國民和政府是委託代理關係,政府的權力來源於國民的授予。這就決定了國民是主人,政府是服務於國民的僕從,類似於國民是業主,政府是物業公司。所以大家才可以看到,西方國家的政府在服務國民方面絕不會採取簡單粗暴和不計後果的措施,因為業主是請你來服務的,不是請你來對國民暴力伺候的。而國內卻正相反,權力不是來源於國民的授予,而是建立在暴力統治基礎上,政府與國民的關係則是統治與被統治關係。統治者從來都是把自身的統治利益和權力穩固放在首位,而國民包括人身只是統治者的私有財產和為統治者創造財富的工具。財產和工具嘛,隨取隨予,損失就損失些吧,能保住政權就行,這種關係的體現也在當局處理這次災禍中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為此,文章作者把專制國家與民主國家的本質差別掩蓋起來,閉口不談,而就國家論國家,似乎彼此沒什麼不同,試圖通過這種瞞天過海的對比手法給本國國民打造一種自我陶醉,優人一等的虛榮幻覺。

至於那種國家模式在防控疫情中效果更好,這要看評判效果的標準是什麼。如果只看能止住疫情就行而不顧後果,不計代價,那麼像北朝鮮對待中國人那樣,凡是膽敢靠近中朝邊境從事任何活動的就一律開槍射殺,毫不手軟,這種效果可以說是奇好,可除了朝鮮,其它哪個國家會盛讚“朝鮮模式”? “中國模式”雖然行為上沒有朝鮮那麼惡劣,可本質上沒多少區別,只要能保住統治,哪管你百姓付出多少代價,強制封了再說。而“西方模式”卻不存在這種現象,它既要盡可能控制疫情的效果,同時也必須考慮國民的成本代價。疫情畢竟不是戰爭,沒有戰爭那樣緊迫,西方國家相信完全可以趕在疫情更進一步惡化前通過自己的科學技術開發出免疫和救治藥物來,更在國民全面了解疫情危害,自覺減少流動配合下,有信心有能力戰勝病魔,從而不需要國民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兩相比較,誰的效果更好?高下立判。

客觀而言,對傳染病控制了人就無疑控制了疫情,中國當局也只能採取這種野蠻方式對付局面才能湊效。畢竟主奴關係下,奴隸是不可能會自覺自願的去配合奴隸主的,只有在皮鞭和鐐銬的威嚇下才能使奴隸們馴服。為此,西方的民主社會,國民無論平民和官員,均為平等的公民,哪裡存在誰對誰暴力防控這種效仿和抄襲的基礎?因此,中國的所謂“成功經驗”和所謂的“中國模式”只能適合於自己,拿來對外兜售,純屬混淆是非,攪亂視聽的臆想和作為。正如西諺說的那樣,一個人的美食是另一個人的毒藥。

把毒藥打扮成美食,欺世盜名,正是極權統治者及其吹鼓手們在不思悔改,反恥為榮。

(文章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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