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长处以理服人,无理可讲则好比死无葬身之地

作者:文见侠

米兰·昆德拉说:“真正的作家永远是一匹害群之马。”如果说余秋雨是文人中的政客,那么王蒙就是政客中的文人,他们都算不上是知识分子,王小波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说过,大学教授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王小波则进一步指出: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重要!

然而历数千年愚民传统的最大功德,就是使我们的民族代代退化,一代不如一代,把本来是人类最聪明、最智慧的族群愚弄成只知道活着,不知道生活的奴才与奴隶,把一个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创造过“东方文明”辉煌的先进民族,硬生生地折腾成任人宰割的落后民族。愚民还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不信理,也不懂理,更不讲理。当然,并非他们天生不信理,不懂理,不讲理,而是信奉“愚民治国论”者,不许他们信理、懂理和讲理,只许按他们的意志去做,绝对不许知道为什么要如此做,否则就会惹出灾祸来。长期生活在一个不许讲理,不能讲理,讲理惹祸的环境里,一如久处鲍市不闻其臭,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只剩下统治者的意志,所有的“理”都灰飞烟灭了。 

“那群人畏惧的不是你,而是你代表的自由!”——《逍遥骑士》

名著《平凡的世界》里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谁让你读了这么多书,又知道了双水村以外还有个大世界……如果从小你就在这个天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你现在就会和众乡亲抱同一理想:经过几年的辛劳,像大哥一样娶个满意的媳妇,生个胖儿子,加上你的体魄,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庄稼人。不幸的是,你知道的太多了,思考的太多了,因此才有了这种不能为周围人所理解的苦恼。”

孙志刚事件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被打死前,孙在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里曾摇着铁窗大叫:“我叫孙志刚,我是大学生,在里面挨打!”新闻名作《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结尾,孙的家人后悔供他读大学,“如果没有读过书,不认死理,也许他也就不会死…”

在一个蔑视人权的社会,讲理可能成为杀身之器!

前两天,西安一位女士在西安利之星奔驰4S店购买了一台车,没有开出店门就发现了发动机漏油,要求经销商解决,产生矛盾。(现已解决)视频大约六七分钟,我看完之后觉得很有必要说一下,它反映了很多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的客观原因。

自始至终这位女士很理性,她说“我是受过文化教育的人,我是研究生毕业,但是这件事让我几十年的教育受到奇耻大辱,我就是太讲道理!”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收录过一篇名为《知识分子的不幸》的文章,文中说“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有意思,不如死掉。”

这位女士开始也想通过正常的渠道让问题正常解决,然而,市场监管部门(工商)消协,没有受理,或是推推搡搡,想要通过媒体曝光竟然没有媒体来。幸亏有自媒体,社交平台,无奈自己也“泼妇”了一回,这才使问题得以解决。

通过这件事我们发现了国人是怎么变“坏”的,都是被逼的,被制度逼的。你很多时候讲道理是没有用的。跳楼,讨薪,医闹,碰瓷,扶老人遭讹,有深刻的制度原因。制度原因不解决,只能对“无理取闹”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解决问题,看谁厉害,听谁的声音大,谁的拳头硬,谁说活更无底线更脏,越来越丛林化,越野蛮化,戾气横生,离文明社会渐行渐远。我上学的时候女生说话很少带脏字,现在的小女生动不动一口国骂,抽烟喝酒纹身(当然我不是说所有)你讲理还会被看成傻逼。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人们越来越依靠权力权势,越来越奴性化,对领导毕恭毕敬,对社会大哥敬慕,对出现任何事情第一反应是打电话叫人,对法律对规则无视。谁爱哭哭闹闹寻死觅活的解决问题?谁不喜欢体面的解决问题?人出生都一样,没有好人坏人之分,鲁迅把问题看成是国人的素质,如果没有台湾的日本的例子我真怀疑人种的问题。而胡适则认为是制度原因,好的公平公正的制度让人不敢坏,做了坏事一定会付出代价;让好人活得好更心安。我的评价:这不但是个逆淘汰的体制,更是纵恶的社会!

(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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