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自由民主与极权恶政 资本将何去何从?

图片来源:photographyofchina.com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网站于2020年7月4日在“书籍及艺术”栏目刊登了题为“华懋之夜”的专栏文章,引用了《最后的上海王》【作者乔纳森•考夫曼(Jonathan Kaufman)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得主】和《冠军之日:老上海的终结》【作者詹姆斯•卡特(James Carter)】的内容指出,有关上海和香港这两个东亚最引人注目城市的故事,要从伊拉克最后一个马穆鲁克王朝达乌德·帕夏(Dawud Pasha)统治下的大屠杀说起。在帕夏上位之前,沙逊家族(Sassoons)是巴格达一个犹太社区的领袖,这个社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巴比伦囚虏时期;几个世纪以来,沙逊家族的首领一直担任帕夏的首席司库。然而在1829年一个漆黑的夜晚,城中首富大卫·沙逊(David Sassoon)腰间系钱袋,斗篷藏珍珠,从河道奔逃。

重新起家业务广,竟涉足鸦片

文章指出,1832年,40岁的大卫·沙逊在国际大都市孟买重新安家,他不是穷困潦倒的难民之身,而是决心要赢回他与生俱来权利的继承人。沙逊家族从不喜欢被称为亚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他们看来,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外来者。

大卫·沙逊的时运颇佳。他寻求保护的大英帝国正处于巅峰时期。他购置码头和仓库,进口新的轧棉机,以使自己的原棉适合英国工厂的动力织机。最重要的是,他还经营毒品。东印度公司对鸦片的垄断已经被废除。大卫·沙逊支持英国在1839年发动的不合情理的战争,以武力继续向大清国倾销印度鸦片。结果英国殖民地香港和上海都成了“条约”港口。

大卫八个儿子中排行第二的以利亚斯(Elias)的到来,标志着一个真正全球性企业的开始,这个企业将从横滨延伸到伦敦。以利亚斯从事印度鸦片、香料、棉花、丝绸和茶叶方面的贸易,为沿海其他商人的货物提供代理服务;他还投资房产,为涌入这个繁荣城市的大清国和外国移民提供住所。在沙逊家族的帮助下汇丰银行(HSBC)在香港成立,可为他们的生意争取便捷的贷款。时至今日,汇丰银行仍然是亚洲最强大的银行之一。

文章接着指出,沙逊家族通过不断的通信 — 总共有7000多封信件 — 来维持大局。文员和有前途的年轻人被派往孟买的沙逊学校进行学习,他们来自贫穷的巴格达犹太家庭,其中就包括嘉道理家族(Kadoories)。刚丧偶的里玛•嘉道理(Rima Kadoorie)在1876年将她的四个儿子送到沙逊学校。最年轻的艾利•嘉道理(Elly),当时一直在中国沿海地区工作。当威海卫发生瘟疫时,他向中国员工提供消毒剂,他的经理为此破口大骂。“如果这就是你对生命的重视”艾利反驳说,“我辞职”。

在香港和上海,业务不断推陈出新

文章从另一个侧面指出,1864年族长去世后,大卫·沙逊的精力开始消散,在英国寻求地位是一个主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艾利后来他的两个儿子劳伦斯(Lawrence)和贺理士(Horace)也相继加入沙逊家族,在财富和影响力上都能与沙逊夫妇相媲美。嘉道理家族为香港带来了电力(或者说是他们常说的“电能”)。后来,在上海,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他的著名新娘宋美龄就是在嘉道理家族的大华酒店(Majestic Hotel)举行婚宴的。不过,沙逊家族还是出现了最后一个竞争对手—维克多•沙逊(Victor)— 一个充满魅力与智慧的跛脚花花公子(人称“翘脚沙逊”)。他创建具有艺术装饰风格的华懋酒店,于1929年在上海外滩开业,立刻使大华酒店黯然失色。华懋酒店的蒙面舞会成为传奇之作。

维克多摈弃了企业过去对巴格达家族的依赖,转而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管理团队。正如前《华尔街日报》的乔纳森·考夫曼(Jonathan Kaufman)在《最后的上海王》(The Last Kings of Shanghai)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沿着外滩走”。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的国民党不能像对待中国商人那样撼动沙逊、嘉道理或其他外国企业的原因。国民党需要西方的贷款和批准,才能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土地上巩固权力。

文章结合时代背景继续指出,对于被称为 “上海人 ”的外国居民来说,撕裂中国的力量充其量只是背景;很少有人知道他们自己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上海现在是一座魅力之城,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入住华懋酒店,英国剧作家诺埃尔•科沃德在酒店的浴缸里写下了《私人生活》,华里丝•辛普森(Wallis Simpson)在此获得了诱使国王(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下台的房术技巧。

文章引用两本书作者的观点指出,这座城市进行就像没有明天一样的狂欢。考夫曼先生很好地再现了那个时代,费城圣约瑟夫大学的詹姆斯•卡特也是如此。在《冠军之日:老上海的终结》中,卡特先生以一个异常敏锐闲逛着的眼光,透过曾经的上海赛马场(现为人民公园的一部分)讲述了上海的故事。卡特先生是一位出色的向导,为游客找寻一个久违的城市。他写道,理想中的上海人是海外的英国人,“但此分类是灵活的”。这两本书都是关于强权者利用环境招致战争和社会变革时的警世故事,用卡特先生的话说,这两本书都很有警示意义。

明天并不总是到来,战争开始

文章借用书中原话指出,因为很快就发现,已经没有明天了。上海人将大街上中国人的尸体在他们的视野中抹去。只有像艾米丽•哈恩(Emily Hahn)这样的美国作家,也是维克多的情人,才会注意到这座城市的财富是建立在 “一堆吃不饱饭的苦力身上”。中共上海成立并非偶然,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残酷镇压得到了上海人的认可。

那时,其他威胁也在头顶盘旋。1937年,日军占领了上海华界(见上图);一枚炸弹将华懋饭店炸的面目全非。1941年12月袭击珍珠港后,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翌年,赛马被暂停。一位美国海军指挥官搬进了维克多的套房;在香港,嘉道理家族传说中的半岛酒店成了军事总部。

文章援引考夫曼先生所述指出,在这些艰难的岁月里,无论他们的财富是建立在怎样的原罪之上,两个家族都进行了自我救赎。维克多和贺理士联手为逃亡的欧洲犹太人提供庇护。他们建立了学校、作坊和食堂,并筹集资金(卓别林捐赠了电影《大独裁者》的全部收益),甚至与贪婪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危险的谈判。即使上海变成了肮脏的地狱,18000名犹太难民中没有一人受到迫害。

文章回到战争结束后四年指出,中共夺取了政权。他们关掉了上海的灯,那里是外国罪恶的巢穴。维克多•沙逊的财产被征用,他咒骂中共,将产业迁往巴哈马。相比之下,劳伦斯和贺理士•嘉道理则在香港重新开始。劳伦斯的“电能”催生了九龙附近的纺织厂,这些纺织厂是逃亡来港的上海实业家们建立的,从而开启了香港战后的繁荣时期。兄弟俩上了宝贵的一课:不要忽视那些最底层的人。温文尔雅的贺理士倾尽毕生精力致力于帮助在港华人难民建立小型农场,提供补助、贷款、种子和更好的猪种。嘉道理的名字在新界农村备受推崇。

文章强调,嘉道理家族从来没有批评过共产党,也没有批评过没收他们的财产。70年代末,中国开始开放,有人悄悄地把上海红卫兵撕掉的艾丽的墓碑换了下来。在北京,劳伦斯通过赞扬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告诫香港的民主来取悦领导人。今天的上海再次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卡多里夫妇又回到了外滩。而如今,对岸浦东现代化的摩天大楼让曾经天际线相形见绌:谁主沉浮,不言自明。

文章最后强调,然而,另一则警示故事即将在香港上演吗?中共本周实施了一项严厉的港版国安法,使得香港与大陆的独裁统治再无任何区别。嘉道理的继承人 — 作为目前香港最大的发电商 — 竟然对此表示赞同,他们说稳定压倒一切。但他们忽视基本不公的做法在上海没有成功,在香港也未必能成功。中共国安法意在将民众的不满分流,企图蒙混过关,而与此同时,许多香港老人晚上捡纸板以换取微薄的收入。香港富豪和官员们面已经熟视无睹,故事肯定不能就此结局。

评: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一年多,中共实施港版恶法后,已有数百人遭逮捕。面对中共的暴行,香港富豪、官员和少数精英选择出卖灵魂向恶政妥协,换取短暂的安稳,但大部分热爱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绝对不会妥协和退缩!世界各国包括华尔街的金融大鳄和豪门贵族,已经觉醒,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曾经的悲剧不会再重演。近日,美国参众两院火速通过法律,制裁中共官员。包括纳瓦罗(Peter Navarro)在内的美国高层已公开宣称CCP撒谎,人民死亡(CCP lies Americans die),全球灭共力量已迅速集结,中共恶政土崩瓦解顷刻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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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报道:wenyin文因
校对整理:瑞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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