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之死(6-7)

新闻来源:The Wire China;

作者:ORVILLE SCHELL

翻译:草根(文人);校对:InAHurry;

Page: 拱卒

中美接触终止

第六部

和平崛起:乔治·沃克·布什,胡锦涛和傲慢

中共国通过与外部世界的更多的互动,可以从毛派改革小虫蛹慢慢的蜕变成在当下的自由民主世界里的、即便不是更加的开放和民主的社会,也会是羽翼丰满的、重生的、建设性的参与者的梦想已深植美国政治圈,以至于在1999年乔治·沃克·布什开始总统竞选的时候,他非常自然的接手了克林顿留下的对华政策:吹捧更多双边贸易的积极影响。

2008年8月10日,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左)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中共国总理温家宝 图片来源:路透社/Jason Lee/Pool (中国)

乔治·沃克·布什宣讲到“贸易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金钱,还有道义上的,”“经济自由会创造自由的习惯,自由的习惯又会创造对民主的期望……跟中共国进行自由贸易,机遇在我们这边。”

到2005年,布什推行了一个更加乐观的愿景。在一次跟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郞一起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解释到,“当中共国改革他的经济,他的领导人会发现只要通向自由的大门哪怕只开了一条小缝,它就再也关不起来了。”一个新型的美中合约的形成既不是因为害怕前苏联的冒险主义,也不仅仅是因为更多贸易带来的经济利益,而是因为相信与世界的更多的互动能够促使一个良性政治改革的许诺下建立的。就像前纽约时报北京办事处主任专栏作家纪思道 (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曾经乐观的写道,“当中国人可以看到艾迪·墨菲穿紧身粉色裙子,在星巴克纠结不知道要买什么,那么改革就完成了”因为“没有中产阶级会满足于咖啡选择比投票选举时的候选人多。”

为了让全世界相信中共国的不断富强并不是一个威胁,一份中国的白皮书承诺“一个繁荣发展的中共国,一个在法治下民主,和谐和稳定的国家会对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而且在2005年,党总书记胡锦涛开始颂扬“和平崛起”的概念,这个措辞上的灵感是前中央党校校长郑必坚拼凑的,他通过《外交》杂志向全世界发出了这个口号。

纪思道写道“当中国人在星巴克不知道要买什么的时候”,“改革就完成了”,因为“没有中产阶级会满足于咖啡的选择多于候选人的选择。” 图片来源:《路透社》

但是这种口号掩藏的和它揭露的一样的多。就像一个中国的宣传头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冷嘲热讽的解释到那样:“所谓的‘和平’是给外国人看的,这个‘崛起’才是我们自己的。”

基辛格写道,这种安慰性的言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旨在超越传统方式的大国崛起,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来实现。”这种万能药方给了美国人希望,认为中共国变成一个更资本主义,更负责的全球参与者,甚至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只是时间问题。这种逻辑暗示着“只要持续向前就行”。继续贸易和继续互动,然后接触政策的滋补作用会慢慢的让中共国与当下的已有的自由民主秩序相融合。

法兰西斯·福山在他的1992年的书《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对这种乐观态度做了最好的描述,他在书中他写到 “在穷尽了所有的可能的替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其他系统时”世界就会经历一个“西方理想的胜利。”反过来的情况 –就是中共国的列宁主义,一党专政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这种宏大的全球变化的一部分, —对于把“西方”看作是拥有解开历史意图和方向的神奇钥匙的接触政策的支持者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

被这种言辞和相对稳定的中国领导阶层给麻痹,乔治·沃克·布什总统命令他的国务卿,汉克·保尔森去建立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来解决美中具有破坏性的紧张关系,同时刺激北京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后来说到“封闭的政治不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永久的特征,”“这是不可持续的。当经济继续增长,富有的中国人会要求在未来有更多的话语权,这样政治改革的压力就会产生。”

在布什的要求下,国务卿汉克·保尔森建立了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激励了在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之前的对于未来美中经济关系的乐观主义。 图片来源:白宫Chris Greenberg

在我早前参加的一次华盛顿的S.E.D(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一些舆论界人士竟然相信一个更加民主的中共国的着陆已经在眼前了。前布鲁金斯学会董事长约翰·桑顿在2008年乐观的写道,“关于中共国的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有民主了,而是什么时候有和以什么方式(拥有民主)。”

被这种预测所鼓舞,布什政府继续强调接触是一种激励北京更负责任的做事的一种方式。当中共国在经济上变得越来越强大,在世界格局中越来越重要,寻求引导中国向积极的方面发展就非常的有意义。但是有一个问题:随着接触的进一步推进,中美关系显示出了不断增长的、互惠和平衡上的欠缺,而且在越来越扩大的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为了保持关系的正常有效而需要作出的必要让步却不成比例地落在美国的肩上。

然后就是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当美国经济卷入危机的时候,中共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保持在非常高的水平,一股旺盛的傲慢席卷中共国的领导圈,新的元素被注入到双边的关系方程式中: 北京的党的领导开始想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即便不能被看作是比美国模式更优越的体制,它至少是和美国模式等同的体制。当美国看上去在走向衰退的时候,中共国领导人变得更加不愿意让竞争环境变得公平和采取更多的互惠的方法。

翻译:johnwallis; PR: leftgun;Page:拱卒

中美接触终止

第七部

奥巴马以 “第一任太平洋总统 “的身份上任,和他的前任一样,他的第一任期在接触中的枷锁下虚度过的。

他成为第一位搁置与达赖喇嘛(Dalai Lama)的访问来安抚北京的总统。随后,他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前往北京,在那儿她宣称,不允许美国对诸如人权等有争议问题的支持来”干扰对其他诸如最近的经济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等更重要问题的解决方案”。尽管 “有些人认为,崛起的中共国顾名思义是一个对手,”但她宣称,”美国和中国可以从对方的成功中获益,并为对方的成功做出贡献”。

希拉里-克林顿在1995年北京妇女大会上倡导人权,但作为奥巴马的国务卿,她表示不允许人权 “干扰寻求解决方案”。 资料来源:威廉-J-克林顿总统图书馆。

尽管他的政府努力恭敬地发出信号,表明美国希望建立一种更加友好、顺应民意和互惠的关系,但当奥巴马总统2009年4月访问中国时,他受到了令人困惑的冷遇。当我看到他与胡锦涛的峰会时,引人注目的是,并没有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的友好洽谈,也没有公开的大学演讲,更没有尼克松、卡特和克林顿峰会时的友好和热情。北京方面缺乏关怀,也许是因为他们越来越相信,如果美国正在衰退,而中国正在崛起,那么中国领导人就不再需要表示尊敬。正如基辛格(Kissinger)所观察到的那样,他们 “不再感到受制于对西方技术和制度的学徒感”。”相反,他们现在觉得 “有足够的信心拒绝,甚至有时轻巧地嘲弄美国的改革导论”。

这种态度表现在南海问题上新的傲慢,中共国海军、海岸警卫队、甚至渔船队都部署在南海,以执行中共国广泛而有争议的海洋主张,并挑衅性地挑战邻国以及美国第七舰队。一位解放军将领这样解释中共国改变的举止和新的武力姿态:”我们以前很弱。现在我们强大了。”

但是,尽管中共国似乎认为没必要,也会失去体面去做出让步,但朝鲜核威胁、全球流行病以及气候挑战等问题促使奥巴马政府坚持他们的要求以保持 “接触 “。

当奥巴马与胡锦涛会面时,他几乎没有受到像前几任总统的热情对待。 资料来源:Pete Souza/白宫

“我们欢迎中国的崛起。”奥巴马一直坚持,”我绝对相信,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世界有利,对美国也有利。”

接受一个 “崛起 “的中国 “成为一个繁荣和成功的大国”,也是他的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希望的一部分。在他看来,”战略保证 “是让中国领导人相信他们的崛起 “不需要以牺牲他人的安全和福祉为代价 “的最佳途径。尽管中国反应冷淡,但他仍然致力于打造他所描述的新的 “核心,如果心照不宣的话”。

即使奥巴马慷慨地(有人说是愚蠢地)最终承认了中共国的 “核心利益”–包括他们对整个南中国海的主张,以及对西藏、新疆、台湾、澳门和香港的其他不可谈判的领土要求–北京也没有收敛其日益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正如《2010年中国梦》的作者刘明福直言,北京的 “宏伟目标 “是 “成为世界第一”,取代美国。

这种宏伟的计划正在加剧双边关系的不平衡、不平等和焦虑。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美国网络司令部负责人基思-亚历山大(Keith Alexander)将军很快评价美国知识产权被盗是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财富转移”。

习近平2012年掌权时,他就要求实现全球宏伟的 “中国梦”。到了2014年,他还宣称,是时候进行一些 “大国外交”,发出 “中国的声音 “了。

2015年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向奥巴马承诺不会将南海新建岛屿军事化。 资料来源:Gary Cameron/《路透社》

随着习近平更加强硬,对美国表现出比胡锦涛更少的灵活性和共事性,使前几任领导人建立联系的一种关键的人际润滑剂消失了。由此产生的信任缺失和摩擦并没有被忽视。例如,2015年,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向奥巴马承诺,不将南海新建岛屿军事化–然后,马上就这么做了(军事化)。

现在,中共国感觉到经济和军事上的弱点不再那么受制于人,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越来越多的美国利益相关者开始抱怨竞争环境越来越不公平,这并不奇怪。据报道,有一次,甚至连奥巴马总统都问他的两位高级顾问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和杰弗里-A-贝德(Jeffrey A. Bader):”你们是不是让步太多?”

2012年的一个下午,当我意外接到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电话时,我亲身感受到了美国人日益增长的挫败感。她气愤又困惑地问道:”为什么我和中国戴秉国(Dai Bingguo)国务委员的关系得不到任何进展?我一直想和他修复关系,但我一直在碰壁。他们想要什么?”

“开放给了中国人对我们的筹码,”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chultz)反思道。”自1978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的历史大多是 “一系列中国定义的’障碍’……美国的任务是克服这些障碍,以维护整体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奥巴马政府越来越感到沮丧,因为他们没有与中共国领导层取得足够的进展。2009年2月21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抵达北京与中国总理温家宝会面。 资料来源:《路透社》/Oliver Weiken/Pool (中国)

当奥巴马政府最终开始 “向东亚倾斜 “,并要求将美国海军约60%的海上力量重新部署到亚洲地区时,这一点并不奇怪。但是,为了避免中共国官员报复以及彻底打消接触的念头,奥巴马继续坚持 “一个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有利”。直到2016年,他还在重申:”我一直非常明确地表示,我们对一个被削弱、受威胁的中国的恐惧,要比一个成功、崛起的中国更甚。”

然而,要想让这样的论点具有说服力,就必须要有持续的中共国政治改革的承诺–即使不是民主化,也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自由化。但是,随着习近平朝着越来越专制、越来越强硬的方向发展,以及他的许多党内领导人将接触视为一种隐蔽的战略,以促成 “和平演变”,甚至是政权更迭,美国的接触方发现自己像越来越失去方向般在水中漂流。

在北京的辩护中,必须说,他们的反应并非纯粹的偏执狂。因为在接触的愿景中,有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如果与美国相处意味着赚钱,那么党就会愿意干。但是,如果这也意味着民主化,并可能使把党搞垮,那么党就是一个不愿意的接触者。中国分析人士坦纳-格里尔(Tanner Greer)指出,接触最初可能是 “一个好的策略”,但由于习近平开始将这一政策视为旨在从政治上改变中共国的一党统治,它 “吓坏了 “党,”他们采取了行动来击败它”。

尽管沮丧的奥巴马政府官员一再努力寻找使关系更加平衡和互惠的神奇钥匙,但北京未能以足够有意义的方式作出回应。直到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的上任和他的反共护卫-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这是两个不兼容的系统 “ 和彼得-纳瓦罗 “中共国之死 “的主张,才对中共国叫板。

“这是两个不兼容的系统,”班农宣称。”一方要赢,一方要输。”

这种声音很极端,但它们准确地描述了一种越来越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互动。

新闻链接

编辑:【喜马拉雅战鹰团

3+
1 评论
Inline Feedbacks
View all comments
玉米土豆
1 年 之前

重要开始和ccp拜拜了,它是非法政府,新中国联邦登上历史舞台

0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