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事学者评论:美中关系日益复杂 亟待重新思考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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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两位军事学者内森·帕卡德(Nathan Packard)博士和本杰明·詹森(Benjamin Jensen)博士在War On the Rocks平台上,就当前美国对中共的一系列战略举措联合发表了评论文章。

内森·帕卡德(Nathan Packard)博士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预备役军官,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指挥与参谋学院担任助理教授。本杰明·詹森(Benjamin Jensen)博士在海军陆战队大学高级战斗学院担任教授,同时在美国大学国际服务学院担任驻地学者。

评论中指出,在最近的玫瑰园简报会上,川普总统宣布的一系列举措直面挑战中共当局的权威。他宣布美国将脱离世界卫生组织,并加倍重视美国经济的独立性。为了加强遏制与中共有关联的间谍活动,他呼吁取消更多相关中国留学生的签证。他宣布美国将取消对香港的特殊贸易待遇,并对参与限制香港民主自由的官员进行制裁。这一系列政策的转变和九天前刚发布的对中共的新战略方针文件一致。

眼下中美关系似乎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有一部分人认为,针对中共利用病毒疫情危机,企图分化民主自由,挑战当前世界格局的行为,美国必须严阵以待,直面应对。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由于中美双方各自国内的政治情况,以及彼此误解的历史原因,使得双方彼此让步从而改善关系的途径变得困难。也有其他人认为,美国可以寻求折中的道路,在对抗中共的同时避免灾难和危险的升级。

作为军事方面的学者,两位博士认为有必要重新考虑川普政府当前的中共战略。目前的战略并未从长远的角度出发,而是着眼于以集体平衡和影响中共当局决策的综合压力为代价的短期政策。这使得美国政策界,美国军方和大部分国家安全企业在最糟糕的时刻做出不必要的对抗。当前的战略是以维护国际秩序和寻求国际合作为代价,来达到压制中共和美国可以自给自足的目的。这可以说是在国际复杂关系网之下,在21世纪实践战略过程中显现的零和关系,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但是基于中美相互依存是一个复杂的现实问题,从而使得脱钩变得困难,也给美国和中共造成了两难的局面。

美国不能再用19世纪的经济治国之道和20世纪狭隘的大国关系理论来解决21世纪的战略问题。美国应该寻求创新之道,对外主要通过在经济,外交和情报领域加强自身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影响力,同时对内重新平衡资源分配以应对中共病毒大流行,内乱和经济衰退的现状。两位博士的个人意见是美国应当加强国际机构间的合作,同时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关键的一系列国内问题,如公共卫生,经济安全以及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公平之间取得平衡。

该评论文章也针对最近美国政府发布的新中共战略方针进行了以下的分析解读,并对当前美国政府的策略从共同点和分歧点两方面来表述自身的看法。文章最后也提出了对于新中共战略的意见和展望。

新中国战略

最近美国政府对中共采取的新战略将2019年国防部和国务院的战略文件以及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年《国家国防战略》的主题融合在了一起。两位博士认为对于该新战略方针的作者们,将政府制定关键政策的设想和战略重点对众公开并接受大众辩论的举措,应当予以赞扬。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些文件都超越了美国两党分化的分歧,阐明了在管理21世纪大国关系方面的美国两党的两个主要观点。

对于该新战略方针,两边阵营持不同意见。一方阵营重视国际秩序,即使会以一些不利的让步为代价,仍需加强与中共合作以确保全球和平与繁荣。另一方阵营则强调需要遏制中共,并限制中共推翻现有秩序来形成一个所谓的新商业化,数字专制国家的时代。人们倾向于高估中共的力量,这是美国战略中常见的一个陷阱。许多观察家还倾向于低估中共内政的复杂性,却没有反思贸易纠纷,收入不平等,社会问题,移民问题和全球公共卫生问题而导致的美国自身内政的交叉点。

当前的新战略主要偏向在第二阵营一方:认为中共对美国根本利益造成威胁。因此,美国需要一种更有竞争力的政策,以提高“美国机构,其盟友和伙伴面对中共挑战的应对能力”并“迫使中共停止或减少对美国和其盟友国根本国家利益的损害”。与《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国防战略》相一致,该战略扩大了竞争空间,整合了多种力量因素以提高美国的韧性和控制权。该战略概述了通过类似于美国司法部的“ 中国行动”计划等来保护美国人民和其生活方式的策略,并扩大了联邦调查局对经济间谍活动的调查范围,并确保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能源部等机构能够在知识产权上获得联邦政府资助。与此同时,该战略也禁止中共公司购买任何敏感美国公司的资产,并扩大国土安全部对假冒商品的打击。为了促进美国的繁荣发展,该战略也例举了为整合贸易谈判,加强美国在人工智能和5G等科技领域地位,加强美国进入新兴市场的准入的相应举措。该战略呼吁通过使得核三元现代化和增加对超音速,太空和网络能力的投资来维护和平,以此作为开发“基于抗压性,适应性和成本效益型更有效的军事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投资与每个服务部门中的现代化计划相吻合。通过提高自身能力来维护和平似乎意味着一场新的军备竞赛,这会给因为当下全球性大流行以及经济下滑的财政预算带来更大压力。

两位博士在去年研究了现代大战略和中美关系的一些报告,他们认为自身提出的一些解读代表了少数人的观点。这些报告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使得他们可以从共同点,分歧点以及对于21世纪大国竞争的未来意义的角度来分析对中共的战略方针。两位博士认同对于加强建立于规则上的秩序,与伙伴和同盟国合作以及更广泛应用相应权利的呼吁。但是同时两位博士不认为中共是川普政府所指出的威胁。他们还担心,这种做法会使得美国面临着一条不断升级的危险道路,尤其是当美国人民比新冷战更加关注工作,种族问题和自身健康问题的时候,这条道路就是不必要的而且会给美国带来损害。两位博士发现川普政府的新中共战略里的核心设想很有成为应验在美国自身的预言的风险。该新战略描绘出了一种零和关系,而且使得中国一些精英人士除了按照美国要求或接受其规定的竞争方式之外几乎别无他选,这也会削弱美国和损害其全球利益。同时美国的军事领导人呼吁战争的行为更是火上浇油,他们甚至呼吁增加预算来提高军队能力。

在以下的文章中,两位博士从认同点和分歧点两方面来分析自身对川普政府新战略的解读。

  1. 认同点
    川普政府新战略的主要优势在于它对盟友和伙伴的重视。通过建立志同道合的强大国际网络,美国可以在大国竞争中获得持久的优势地位。强有力的国际合作是应对中共挑战的最佳方案。也就是说,美国最近的一些行动与该战略不一致。

    (1)在2019年对东盟领导人的调查中,大多数受访者对于“美国会在为全球和平、安全、繁荣与治理方面做出‘正确的事’”失去信心。主要原因包括美国政治的失调以及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伊朗核协议》以及《巴黎气候协定》的决定。目前,美国在该地区的传统合作伙伴与中共保持平衡关系,但是这些国家仍然认为美国在重要的问题上没有对他们发挥到建设性作用。美国的战略文件看似美国的政策是支持当前的国际秩序。然而我们的盟友认为美国正在侵蚀这一秩序。

    (2)美国必须要言行一致。美国不能在指责中共试图削弱国际秩序的同时,却退出相关贸易协定以至于离弃了关键的国际机构。另外,由于美国未能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削弱了美国可以对抗中国在南海非法军事扩张的能力。同样,由于美国拒绝任命世界贸易组织的新法官,也使得该组织解决争端的机制失去效用。

    (3)伪善会导致战略的死亡。与其贬低多边组织,美国而应将它们作为促进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工具。虽然总统明确将美国置于首位,但这破坏了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和支持该秩序的国际组织。另外,川普政府的战略文件声称要维护由美国帮助建立的国际体系,但该文件对支持这一体系联盟的话语与总统的行为不一致。美国应该在制定联合安全方面,国际金融机构和联合国组织的相关规定过程中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而非离开这一战场。美国需要与国际体系一起合作来对抗中共。
  2. 分歧点
    (1)川普政府的新战略存在五个致命缺陷。首先,它以过于狭隘、零和的形式来建立大国关系,以牺牲共同合作为代价,来促进美国和中共各自的内部民族主义和团结。美国可以而且应当对抗中共,但是它更应该通过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国际论坛和可以缓和紧张局势的联盟组织一起对抗中共。通过加强军事力量和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来实现和平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2)该战略没有认识到中美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的根本不对称性。中共比美国领导人更关注其政权的合法性和管控范围。对他们而言,香港、台湾和南海的问题至关重要。尽管这对于中共具有的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但对美国公众而言,这些问题充其量只是美国外部问题。极权主义中共的崛起并不威胁美国的存在和地位。如今气候变化,种族歧视造成的长久社会分裂,收入不平等加剧以及政治两极分化等方面所带来的挑战,更是超越了严格意义上所谓的美国国外与国内威胁的分类范畴。大战略必须要应对这些复杂的跨国问题。

    (3)该战略采取了一种相对狭窄的胁迫手段。强制性的措辞仅限于通过采取强迫方式来迫使竞争对手改变其行动方针,但是同时也没有意识到强制性外交下所带来的的前景。如果没有明显的积极诱因,建立信任的措施或促进合作的机制,只是通过一系列威胁逐渐增加了中共各方的压力。该计划似乎暗示着没有相应的后续跟进举措,只是一系列旨在破坏中共领导层意志的升级措施。在中共病毒大流行当下,美国还面临所谓寻求社会正义的暴乱,以及经济衰退的状况,这样的举措是一个危险的赌博,坦率地说是一个不必要的赌博。

    (4)该战略并未提出对抗中共扩张的替代方案。两位博士认为虽然中国在5G和经济(例如“一带一路”倡议)等领域赢得了全球的胜利,但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政府的不作为。美国领导人尚未明确提出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以及为21世纪建立开放,自由和安全的网络所需的多边和公私合作关系的模型。这样的前景由于前任美国政府当时花精力在解决美国经济衰退和管理中东冲突,从而难以执行。而川普政府的战略前景也缺乏了一定的包容性。美国的盟国和合作伙伴被告知要“抛弃中共”,而这会使他们处于困境,同时也会冒着让美国在盟友面前失去信誉的风险。对于美国而言,这不仅仅只是通过发布行政命令来让盟国放弃华为,从而设定全球技术标准来为此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美国的盟国和合作伙伴一再明确表示,他们不想在美国与中共之间做出抉择。而且,如果美国要求各国做出类似抛弃华为这样的抉择,那么美国更应该向其盟友和合作伙伴提供一种更有竞争力的替代方案。川普政府应当停止使用“马尼切战略”来迫使其他国家“在美国和中共之间进行抉择”。

    (5)该战略对美国国内情况视而不见,误判了国民情绪。该战略起草于2019年美国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自那以后,美国遭受了中共病毒大流行,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坏的经济下滑以及席卷各州暴乱的三重打击。中共病毒大流行的结果是,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超过10万美国人死亡,超过4000万美国人失业。为了应对此次危机,国会更是批准了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支出。

    此外,为了应对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逝世后的抗议活动,五角大楼准备向美国公民部署部队。这无疑会让中共兴奋无比,可以乘机借美国动用军队平息国内动荡为由,来使得中共向香港派出军队顺理成章来达到镇压香港的目的。 作者也指出,美国国防部门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像其他美国人民一样受到近期事态发展的影响。他们生活在相对安全的社区,工作上也没有收到太大影响。而在当前情况下,要求大部分在生计上受到影响的美国人民去支持和资助对抗中共的政策是不明智的。2020年5月的局势与2019年末的情况完全不同。鉴于当下的美国国内情况,川普政府需要重新评估其对中共的战略。

迈向新战略的展望

作者认为他们作为国家安全专业人员,需要更好地去思考问题。单纯的鼓吹威胁论和集体思考模式并不能形成好的战略。现在是时候去重新审视美国对中共的战略逻辑。

首先,如果美国促使中共撤销其在许多领域的举措,在没有其他积极措施和在平衡多个利益相关体的方案下,美国此举可能会以失败告终。中共的当务之急是维持政权,在他国面前服软是绝不可能的。即使中共想在危机中全身而退,又会如何在中国人民面前表演呢?目前,美国的战略使得中共没有退路,必须妥协。也同时清楚地向中共展现美国的实力。美国没有考虑到今年中国经济疲软,面临严峻的失业局面。美国政府需要来提倡一个将当前中共政权下的政治和经济因素考虑在内的竞争理念。

有趣的是,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中共增加了国防预算,却大幅削减了社会服务支出。另一方面,美国继续依靠财政赤字支出和借款来维持所有领域的支出。美国政治领导人在艰难的选择面前,仍然迟迟不表明态度。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最近发表声明指出,美国仍然致力于2018年《国家国防战略》。鉴于当前的财政状况,这一立场是不现实的。美国领导人应当寻求在经济上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美国更需要在思维高度上超越中共,而不是依靠在财政支出上超越中共来维持和平与安全。

中共通过使用经济,法律和外交的综合手段来促进起自身利益,美国则仍然相对过度注重于军事方面的发展。现在是时候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所购置的军事装备,例如价值130亿美元的新航母仍未投入运营,大型两栖舰仍缺乏垂直发射系统这样的情况,都不是当前美国去应对挑战的最佳装备。长期以来,既得利益集团利用中共的威胁来合理化他们的一系列计划,其中许多计划可以追溯到30或40年前,远远早于中共还未被认可为是同行竞争对手的年代。从高超音速到远程导弹,许多此类计划都有可能无意中升级了美国的风险程度,然后同时却缺乏相应的危机管理的机制。更糟糕的是,这些昂贵的计划没有将盟友和合作伙伴纳入到一个全面的军事战略中。竞争理论似乎更像是“向中共展示美国有着可以摧毁其军事力量的所有绝妙方式”。

当然,美国有其他方法可以避免陷入与中共进行军事竞争的陷阱。美国应发起新一轮军备控制谈判。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通过政权和条约,美国外交官可以以此来提高透明度并限制无意中升级的外交风险。这将意味着使用牺牲战术和作战优势以谋求美国的战略利益。军备控制可以成为对抗危险竞争和获得长期利益的一种手段。

未来的军事投资应侧重于战略访问和提高互通性。美国提倡的“亚太威慑倡议”草案中所提倡的扩展跑道,建设前线补给区和增强战区力量流通的能力是朝着正确方向所迈出的一步。美国应当在整个军事服务中,更应专注于访问和互通性方面的发展,而不是将精力放在那些数十亿美元的零散项目上。在长期竞争中,军事上的持久力和军备数量比其只拥有少数复杂的武器系统更为重要。
美国军方也需要发展有关如何管理大国竞争的新思路。目前军方的一些服务领域发展还跟不上联合参谋部所要求的创新思维模式。虽然海军陆战队军官最近提出了一些有趣的新想法,是需要对它们进行更广泛的验证。

另外,美国的战略应当在经济上具有合理性和可持续性。美国的国债目前为25万亿美元。在2019年,政府问责办公室将美国的财政描述为“不可持续”的一条途径。而为了应对中共病毒的经济刺激支出,使得美国债务增加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并且对于中共已经是美国国债的第二大持有国,这一事实应该让美国政府停下脚步来减缓赤字。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观察到,2011年的财政破产导致了战略破产。如果中共知道美国无法长期负担其军事指出来确保其安全的话,那么中共会变得肆无忌惮。如果美国的军事力量在经济上不可持续的话,那么其可信度也会随之下降。

归根结底,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缓和中共行为的关键。而军事力量最多应当是起到辅助作用。由中共病毒大流行引发的全球剧变为美国提供了机会。当务之急,美国的目标应该是通过带领全球联合对抗中共病毒来重塑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第二,美国应当将全球抗议的努力作为重申其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跨国机构承诺的关键一步。第三,美国应将资源配置从军事转移到外交和气候变化,社会公平,收入不平等和移民等领域。美国的强大始于自身。最终,借着中共病毒大流行以及其如何加剧扩大结构性问题的现状,美国可以将此视为与其盟友和合作伙伴来巩固基于规则的多边秩序的机会之窗。

原文链接

翻译报道:Yamap
校对整理:胡天归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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