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国人工智能巨头怎样让聊天和监视变得容易

【中英对照翻译】https://spark.adobe.com/page/bBAim8KAihy50/

作者:JOHN BURGESS 05.18.2020

消息来源:www.wired.com

翻译/简评:德妹

PR:Julia Win

这篇长文详细描述了中共国人工智能对文字、语音和视频的识别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高科技如果用在实处,的确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提高工作生活效率。但是,如果被中共国这种集权统治的独裁国家所利用,那就是人道灾难,人们不再有隐私,也会很容易的被集权控制言论,甚至失去人身自由等天赋人权。还有那些与独裁政府合作的公司和研究机构,都应该有相应的立法,禁止这些助纣为虐的行为。换句话说,这就是与奥威尔在《1984》提出的观点一致,这些独裁社会主义国家,利用高科技 ,“以安全稳定之名,行集权管控之实”!

中共国人工智能巨头怎样让聊天和监视变得容易

1937年,也就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西班牙抗击法西斯时颈部中弹那年,朱利安•陈出生于上海。他的父母,一位音乐教师和一位化学家,把他送到一所由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学校,像奥威尔一样,他开始对语言着迷。他在家说上海话的同时学习了英语、俄语和普通话。后来他又学了法语、德语和日语。

1949年,毛泽东掌权,奥威尔出版了《1984》,学习语言在中共国变得危险。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清洗中,知识分子受到谴责,被送进劳改营,甚至被处决。陈当时是著名的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被驱逐到北京一家玻璃厂。

陈的工作是把装满煤和灰的货车从工厂的熔炉里运出。他听同事讲话,保持思维敏捷。晚上,在工人宿舍里,他为北京方言编写了一套民族语言志。他大约在1960年完成了这本书。不久之后,共产党官员没收了它。

毛去世后,共产党领导人意识到中共国经济的发展需要知识分子,他的命运得到了改善。1979年,42岁的陈回到学校,他的考试成绩为他在几十年来第一批出国的研究生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他移居美国,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当时,美国提供的机会比中共国多,和许多同龄人一样,陈毕业后留在了美国,在IBM从事物理科学研究工作。IBM开发了世界上最早的一些语音识别软件,这种软件可以让专业人士在不触摸键盘的情况下断断续续地口述信息。1994年,该公司开始寻找能让它适应说普通话的人。虽然这不是陈的工作范围,但他还是迫不及待地主动参与。

陈马上意识到,在中共国,语音识别软件不仅仅是办公室职员的听写工具,他认为这将彻底改变他的母语交流方式。中文作为计算机时代的一种书写语言,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一个独特的挑战:并没有明显有效的方法在QWERTY键盘上输入5万多个字符。

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第一台个人电脑进入中共国,程序员们想出了几个变通办法。最常用的方法是拼音,这是中共国学生在学校学习的汉语拼音系统。使用这种方法,写“猫” 输入“m-a-o”,然后从下拉菜单选择“猫”,还包括其它含义如“贸易”、“帽子”和毛泽东的姓。因为普通话有很多同音异义词,打字成了一种效率低下的选词练习。

为了建立他的听写引擎,陈把普通话分解成最小的元素,称为音素。然后,他招募了54名住在纽约的中国人,记录他们阅读《人民日报》文章的情况。IBM在北京的研究实验室从另外300名演讲者那里增加了语音样本。1996年10月,在对该系统进行测试后,陈飞到中共国,在一个语音技术会议上展示了由此开发的软件ViaVoice。

在一间贴满花彩墙纸的拥挤房间里,陈大声朗读当天的报纸。在他面前,经过短暂的延时,他的话出现在一个大屏幕上。结束后,他环顾四周,看到人们都张大了嘴巴盯着他。一名研究人员举起她的手,说她想尝试。他把麦克风递了过去,人群中传来一阵窃窃私语。ViaVoice也理解她所说的。

ViaVoice于1997年在中国首次亮相,包装上写着:“电脑识别普通话!解放你的双手,让你的思想充满活力。”同一年,江泽民主席参加了一次演示活动。很快,中共国各地的个人电脑制造商(包括IBM的竞争对手)都开始在自己的设备上预装这款软件。

与电脑自由交流的时代还很遥远,而ViaVoice也有它的局限性,但该软件缓解了中文文本输入的麻烦,它在中共国的专业阶层中流行起来。“这只是在特定领域可以用的,”陈回忆道。

但对一些留在中共国的学者来说,一个在美国公司工作的研究人员竟然是第一个征服中文的人,这让他们受到刺激。他们认为,中共国需要与陈所做到的竞争。

26岁的刘庆峰就是受IBM的成功激励的人之一。他是合肥中共国科技大学语音识别实验室的一名博士生。1999年,还在中共国科大的时候,刘创办了一家名为科大讯飞(iFlytek)的语音计算公司。

它的目标似乎不仅仅是与IBM和其他外国公司竞争,而是创造出能够重获中共国人自豪感的产品。早些时候,刘和他的同事在科技大学校园外工作。后来他们搬到了合肥的其他地方。这是一个二线城市——中国科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搬迁到这里——但留在合肥意味着科大讯飞接近了大学里的科技人才。

当刘向时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李开复解释他的商业理念时,李开复警示说,要赶上美国语音识别巨头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除了IBM和微软之外,该行业还有几家强大的公司领导,包括BellSouth、Dragon和Nuance Communications。Nuance Communications最近从非营利研究实验室SRI International剥离出来。

这些公司在克服21世纪初计算技术的局限、打造不会让用户反感的语音电脑界面方面陷入了困境,但它们仍远远领先于中共国的竞争对手。

刘没有听从李的警示。尽管语音接口技术是一个争相的、乏味的有利可图的市场,但刘的雄心壮志赋予了它一种崇高的道德紧迫感。“声音是文化的基础,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他后来在讲述科大讯飞的起源故事时说。

“许多人认为,他们”——意思是外国公司——“扼住了我们的喉咙。”当他的团队中的一些成员建议公司通过涉足房地产来实现业务多元化时,刘很坚决:任何不相信语音计算的人都可以离开。

Nuance正在建立一项健全的业务,帮助企业客户开始实现呼叫中心的自动化,用声控电话菜单取代人工总机操作员(“如支付,可以说’支付’”)。科大讯飞也为电信公司华为(Huawei)做了同样的工作。

科大讯飞于2008年上市,并于2010年推出了一款主要的消费产品——科大讯飞输入。同年,苹果的iPhone开始搭载由SRI国际公司开发并被苹果收购的Siri。

但是,虽然Siri是一个“个人助理”——可以回答问题的会说话的数字秘书——但科大讯飞的输入(Input)要专注得多。它允许人们在手机上、在任何地方口述文字:在电子邮件、网络搜索或微信上。微信是一款超级应用,在中共国的工作和娱乐中都占据主导地位。

就像任何训练与人类语言互动的技术一样,输入在一开始是不精确的。“随着该产品的第一个版本,用户体验不是很好,”杜君说,北京科大的科学家负责技术开发的应用程序。但随着实际用户的数据与应用程序的交互开始涌入,在语音转录输入的准确性上显著提高。

在即将到来的成熟语音界面技术的冲击中,Siri和Input是相对较早的产品。首先是微软的Cortana,然后是亚马逊的Alexa,然后是谷歌Assistant。不过,尽管科大讯飞在2012年推出了第一代虚拟助手Yudian,但公司很快就开始实验自己的火力人工智能,以应对另一个挑战:提供实时翻译,帮助用户理解其他方言和语言的使用者。

后来的输入版本允许人们翻译他们面对面的对话,并获得23种中共国方言和4种外国语言的电话字幕。再加上中共国人口众多,对翻译的重视使该公司得以收集大量数据。

美国人可能会点击Alexa或谷歌Assistant来处理特定的请求,但在中共国,人们经常使用输入(Input)来导航整个对话。科大讯飞的数据隐私协议,允许其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为“国家安全和国防安全”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

“在西方,存在着用户隐私问题,”杜说。“但在中共国,我们与用户签订了一些合同,我们可以使用他们的数据。“在中共国,语音数据可能会泄露。例如,经纪公司Data Tang在其网站上描述了具体的数据集,其中包括近10万个3至5岁儿童的语音样本。

2017年,《麻省理工学院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将科大讯飞列入世界最精明的50家公司名单,中共国政府也在其精心挑选的国家“人工智能团队”中给了它一个令人垂涎的位置。其他入选的公司包括平台巨头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不久之后,科大讯飞与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CSAIL),签署了一项为期五年的合作协议。CSAIL是一家领先的人工智能实验室。

该公司的翻译技术被西班牙足球俱乐部RCD Espanyol使用,并签署了一项独家协议,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提供自动翻译。截至4月中旬,科大讯飞在深圳证券交易所(Shenzhen Stock Exchange)的估值为108亿美元,并声称拥有中共国语音市场70%的份额,拥有7亿终端用户。Nuance在同一时期的估值为53亿美元。在中共国,该公司在语音计算领域的其他主要竞争对手,是阿里巴巴和百度等平台。

20年前,陈立安(Julian Chen)凭直觉认为,语音计算将彻底改变中共国人与电脑的互动方式,如今,它对中共国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根据2017年的数据,微信用户每天发送约60亿条语音短信,这些随意的语音信息比典型的语音邮件更亲密、更直接。

因为微信将消息限制在一分钟内,所以人们常常将消息串成一串。科大讯飞制造了一款能自动记录商务会议内容的平板电脑,一台能即时生成文字记录的数字录音机,以及一款安装在全国各地汽车上的语音助手。

消费产品对科大讯飞来说很重要,但其大约60%的利润来自该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中所说的“涉及政府补贴的项目”。其中包括“智能刑侦助理系统”,以及为上海市政府提供的大数据支持。

这些项目带来了访问数据。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研究中共国人工智能治理的学者丁杰(Jeffrey Ding)表示:“这可能是法庭程序、呼叫中心数据以及一系列安全方面的数据记录。”作为科大讯飞的创始人和CEO,刘是中国橡皮图章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和政府的关系非常好,”杜说。

刘的愿景是,语音计算有朝一日将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他最近在接受一家官方媒体在线视频频道的采访时表示:“它将无处不在,就像水和电一样普遍。”这是一个与中国共产党的国家监视的愿景一致的梦想。

去年秋天的一天,我测试了一款最新款的翻译器,这是科大讯飞公司(iFlytek)生产的即时翻译设备。这款翻译器由高通公司(Qualcomm)的骁龙(Snapdragon)芯片驱动,可以离线翻译世界主要语言。

程和他的妻子住在中国南方一个拥挤的城市,但每隔一年他们都会去中西部探亲。为了锻炼身体,他们每天早上步行半英里去购物中心。他喜欢用普通话、广东话和客家话来谈论艺术和文化,不会用英语。在美国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很不幸地保持沉默。他正是那种需要翻译的人。

一天早上,我在购物中心的大厅见到了程,他的旁边是一辆老式的雪佛兰(Chevrolet)皮卡车,里面装满了干草和鲜花。(“菊花,”程特别满意地说。)当我告诉他翻译的价格(大约400美元)时,他表示怀疑。“太贵了,”他摇着头说。但当我们坐在驯鹿咖啡(Caribou Coffee)外面玩的时候,他的怀疑变成了钦佩。我们把手机放在他手机上的百度翻译应用程序旁边,轮流用不同的语言说不同的短语,试图把它难住。

在普通话里,译者理解带口音的“明尼苏达”是明尼苏达。它识别到了我的名字,尽管程把它读作“Mala”。当我说英语时,这两种翻译工具都可以处理“我心情不好”的隐喻,但只有译者理解“我起床在错误的一边”是关于我的心情,而不是我把脚放在哪里。最神奇的时刻是,程背诵了八世纪诗人张九龄的一首对联。百度荒谬地将这句话翻译为:“在海上,月亮和月亮在这个时候。”译者提供了一个准确的和真正的诗意翻译:

就像明亮的月亮照耀着大海;/远方的你与我分享这一刻。

当程转到粤语时,结果更加复杂。(翻译把“英语”的一个习语理解为“养鸡场”)但仅仅是这个设备支持语言这一事实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我说英语时,百度Translate和科大讯飞的翻译都能理解“我心情不好”这句暗喻,但只有译者才能理解“我起床时在错误的一边”是关于我的心情,而不是我把脚放在哪里。

科大讯飞的翻译使命远不止帮助旅行者、商务人士和城市精英。开发面向少数民族和农村地区人群的产品,并不断改进方言处理。2017年,它推出了所谓的方言保护计划。当我第一次看到有关它的新闻报道时,我对这个奥威尔式的名字放声大笑。

中国共产党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一个词一个词地攻击语言,通过审查它认为危险的词汇来攻击,破坏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用意识形态的胡话攻击普通话。(中共国文化评论家李拓-Li Tuo根据1984年的官方语言,将这种笨拙的措辞称为“毛风”-Maospeak)科技公司在语言攻击方面提供了帮助。

科大讯飞的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该公司方言研究的目标是“保护我们的沟通方式”。科大讯飞特别关注维吾尔语和藏语,这两种语言是少数民族使用的语言,被中共国政府列为迫害对象。《中共国日报》(China Daily)报道称,在一项方言保护计划的推广活动中,高管们鼓励科大讯飞的用户记录下自己说本族语言的情况,以换取赢得一部iPhone的机会。

科大讯飞的园区位于合肥市中心很远的地方,街道两旁是单调的公寓楼。该公司1.1万名员工中,近一半在一个占地31英亩的戒备森严的大院工作。其余的分布在中共国各地的办公室,还有一些分布在世界其它地区。

像硅谷的科技公司一样,科大讯飞的员工巴士提供食物和娱乐,并承担着崇高的使命。园区里的每一个角落——墙上、商品上、厕所里的隔间门上——都挂着“人工智能赋予世界力量”的标语。当我去年春天到达那里时,我看到了一张习近平的照片。

一位发言人带我到园区里的一家咖啡馆,边喝着奶茶边聊天。科大讯飞没有在其网站上列出任何媒体联系人,我是在花了几个小时给该公司的客户服务热线打了电话后才安排这次访问的。

经过几次断联后,一位经纪人表示同情,把我和发言人联系起来,他接受了我的访问请求。(另一位发言人随后对发给查特韦尔战略集团-Chartwell Strategy Group的一系列问题做出了回应。查特韦尔是一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游说公司,科大讯飞曾委托该公司管理其在美国的通讯业务。)

我被金黄色的木头包围着,在主人讲解公司的消费产品时,我吃着木薯球。她穿着一件有褶边的衬衫和一件缝合的背心,戴着垂坠的耳环,脚上穿着厚底鞋——这身行头反映了科大讯飞的审美观,既可爱又古怪,甚至有些傻气。其中一个版本的儿童伴侣机器人,阿尔法蛋,有圆点和小触角,用卡通的外星人的声音说话。

它的司机虚拟助手飞鱼在广告中被描绘成戴着人工肺面罩的可爱鲨鱼。这家公司向医院推销的机器人可以帮助病人回答问题,它看起来就像动画片《机器人瓦力》(WALL-E)中的机器人C-3PO和伊芙(EVE)的爱子。(中国科技大学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主任陈小平说,“中共国人真的很喜欢机器人”。)正如发言人所说,科大讯飞的产品都是为了方便和乐趣。

在中共国,娱乐也是一种版本控制的手段,尤其是在语言方面。21世纪初,随着网络审查机构禁止某些字符,电脑用户转而使用同音异义词,绕过了国家的限制。在胡锦涛执政期间,嘲笑“和谐社会”的毛风(Maospeak)短语,他们开玩笑说成是带壳河蟹,河里螃蟹,是明显的类似于和谐,河蟹。“服务人民”变成了“雾霾人民”。两者都含有音wu。字符是从输入下拉菜单中。

由于网络上的讽刺泛滥,中央政府甚至禁止同音异义词和其他文字游戏。因此,持不同政见者转向了其他传播方式。“活动人士看到了视频行业的新机遇,因为在摄像头和手机上,录制、观看和分发视频变得更容易、更便宜,”伦敦的西藏人权活动人士德琴·彭巴(Dechen Pemba)说。但到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掌握语音技术——这与科大讯飞作为一家消费者语音公司的成长同步。

2009年,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一行来到合肥,参观科大讯飞总部。根据发布在中央政府网站上的一份报告,他在讲话中提到,需要“公安机关与科技公司密切合作”,创建“防控系统”。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过去10年增强其监控能力,它已安装了数百万台摄像头,推出了电子身份证和网上实名登记,并建设了以技术为驱动的“智能”城市。据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称,科大讯飞的技术帮助政府将音频信号整合到这个数字监控网络中。

该公司是中共政府“军民融合”(military-civil fusion)计划的象征,这一计划旨在利用中共国科技行业的进步为军事力量服务。“科大讯飞非常积极地促进军民融合计划,”在中共国研究人工智能的华盛顿特区,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研究员艾尔莎·卡尼亚(Elsa Kania)说。“公司有对消费者程序应用的驱使,但公共安全、警务和防御应用程序似乎也很重要。”

根据Kania去年向国会提交的证词,该公司已经向中共人民解放军推销了自己的产品。她补充说,“在消费者和其他定位程序之间,还不清楚是否存在防火墙或分类”。(通过查特韦尔战略集团-Chartwell Strategy Group联系到的发言人表示,科大讯飞不开发军事技术,也不愿就公司的安全工作或通过科大讯飞消费产品收集的数据是否与政府项目隔离发表评论。)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监控言论似乎不仅仅是审查。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网络中心分析师萨曼莎•霍夫曼(Samantha Hoffman)表示:“语音和视频数据的收集,有助于识别人、网络、人们如何说话、他们关心什么,以及趋向是什么。”

科大讯飞已经申请了一个系统的专利,该系统可以筛选大量的音频和视频,以识别被复制或重新发布的文件——该专利解释为“在信息安全和监控公众舆论方面非常重要”的操作部分。科大讯飞回应说,“分析音频和视频数据可以有很多潜在的应用,包括识别流行歌曲,检测垃圾邮件呼叫者,等等。”

不过,科大讯飞确实可以进行安全工作。2012年,公安部从科大讯飞购买了专注于智能语音技术的机器。科技部将科大讯飞总部所在的安徽省,选为语音模式数据库(voice-pattern database)的试点地区之一。语音模式数据库是一种记录人们独特语音的数据库,有关部门可以根据说话人的声音来确定说话人的身份。

该项目依赖于一个名为智能音频取证工作室的iFlytek产品,一个包括扬声器、麦克风和桌面塔台的工作站。据2016年当地政府采购公告显示,该装置售价约1700美元,可以根据声音的独特特征识别人。

2013年iFlytek白皮书上传网上吹捧声纹或说话人识别,作为“只有生物识别方法,可以远程操作,”注意“在国防领域,声纹识别技术可以检测是否有关键发言人在电话谈话,然后跟踪谈话的内容。”

据白皮书说,这种工作站可以提取一段音频,与200位发言者的声音进行比较,然后在两秒钟内找出说话的人。

其他国家也出于情报目的使用声波识别技术。据爱德华·斯诺登泄露的机密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长期以来一直使用该工具监控恐怖分子和其他目标。例如,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分析人员利用扬声器识别技术,在音频文件中确认了萨达姆·侯赛因、奥萨马·本·拉登和艾曼·扎瓦希里的身份,而美国联邦调查局有一个专门研究这项技术的部门。

Nuance曾出售过一个名为Nuance Identifier的系统,该系统允许执法人员“在几秒钟内对数百万个声音进行搜索”。据报道,美国监狱管理局收集和储存囚犯的声音特征,以监控他们的电话。

2017年,人权观察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介绍了科大讯飞的政府工作。人权组织的研究人员Maya Wang说,该公司的工具是党“建立数字极权国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公司称这一指控“毫无根据且荒谬”。

王说,科大讯飞的语音生物识别技术使“追踪和识别个人成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在改造汉语易于交流的努力与语言控制方面变得难以区分。

与许多美国科技公司一样,该公司坚称其技术“最终用途不可知”。

在对中共统治构成威胁的地区,科大讯飞的工作受到了特别的怀疑。一个焦点是西藏,这是中共国西部一个文化独特的地区,那里的人民长期以来为主权而战。在拉萨,科大讯飞在西藏大学(xz University)联合成立了一个专注于语音和信息技术的实验室。

该公司表示,该实验室的目标是“保护和更好地理解少数民族方言,帮助保护西藏文化”。该公司还开发了一款名为“Dungkar”的藏文输入应用程序,意思是“贝壳”,在藏传佛教中是吉祥的象征。

据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称,科大讯飞的技术似乎能够在新疆进行监控。新疆是中共国西北部的一个地区,人口主要是穆斯林维吾尔族少数民族。近年来,中共国政府加强了对维吾尔人的控制,拘留了100多万名维吾尔人,并将其他人作为强迫劳工送到工厂。

居民们被要求在手机上安装保姆式应用程序,在常规安检点提供生物识别数据,并在家中接待文化检查员。在官方材料中,这些检查员被称为“大姐大哥”,没有明显的讽刺意味。

镇压行动在喀什可能最为激烈。喀什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古城,曾经是游客的主要目的地,现在至少有十几个拘留点。2016年,喀什警方与科大讯飞的一家子公司签订了购买25台声纹终端的合同。

根据采购协议,该技术将用于为生物计量档案收集语音样本,其中还包括照片、指纹和DNA样本。据该子公司网站介绍,该子公司帮助喀什大学整合校园大数据,以确保其在“多民族”环境下的“安全和稳定运行”。

2016年5月,科大讯飞与新疆监狱管理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目前还不清楚科大讯飞的技术在这方面的具体用途,但中共国平台搜狐网(Sohu)上的一篇帖子称,科大讯飞的工作将“确保监狱的安全和稳定”。

去年夏天,一群美国学者在北京会见了iFlytek的一名领导层成员,他介绍了公司在新疆的工作:“他将其描述为,’我们正在通过提供这些语言能力,帮助政府更好地了解维吾尔族人,’”当时在场的一位安全分析师告诉我。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王表示,科大讯飞构建“良性、商业应用以及监控应用”的事实,恰恰让它们非常成问题。科大讯飞来自政府项目的数据很可能被用来改善其消费产品,反之亦然。她表示:“他们可以通过大量样本来训练和完善自己的人工智能系统,这些样本不仅可以通过商业用途收集,还可以通过军事和警务应用收集。”

每次旅行者对着译者说话,他们的话语就会形成一个黑箱计算系统。综上所述,科大讯飞的技术承诺将极大地重塑中共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人们的生活,将个人的声音变成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省器和不可逃避的身份标识。

近年来,科大讯飞进入了国际扩张阶段,与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的大学建立了研究伙伴关系。实验室主任丹妮拉•罗斯(Daniela Rus)在与麻省理工学院(MIT)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CSAIL)达成协议之际表示,该伙伴关系将致力于通过“找到更好地利用人类和人工智能的优势的方法”,应对“21世纪最大的挑战”。对这种合作关系持批评态度的人则更加讽刺:科大讯飞提供了一笔数目不详的资金,以换取麻省理工品牌的声望。

8个月前,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曝光了科大讯飞在新疆的工作,随着人们对这种教化营的认识逐渐深入,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研究人员开始感到担忧。CSAIL的研究生艾伦·伦奇德(Alan Lundgard)告诉我,他在进入科大实验室工作后,才得知科大讯飞会资助他的工作。

当他给一位CSAIL的管理员发邮件解释他从道义上反对接受公司的资金时,这位管理员回复说,他可以为自己的工作找到其他资金。如果他不这样做,他说,朗格德将不得不退回他已经收到的款项。

去年夏天,在媒体报道称性侵犯者杰弗里•爱普斯坦(Jeffrey Epstein)和沙特政府资助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其他实验室之后,学生和工作人员发起了一系列抗议活动,而CSAIL与中共国科技公司的协议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麻省理工学院(MIT)计算心理语言学实验室(Computational Psycholinguistics Laboratory)主任罗杰•利维(Roger Levy)表示:“对中共国监控活动的担忧是非常现实的。”“麻省理工需要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一点,当我们与另一个实体进行合作时,我们要给它一种信誉。”

今年10月,美国商务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将科大讯飞列入美国政府的受出口限制企业实体名单。作为回应,刘庆峰在科大讯飞的网站上发布了一篇挑衅性的中文帖子,几乎没有打消人们对政府关系密切的看法。

“没有革命烈士的鲜血,就没有今天的现代中共国,”文章写道。“没有现代中共国的繁荣和发展,科大讯飞就不可能登上工业舞台……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我们用人工智能建设美丽世界的信心和步伐!” 第二天,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了新疆的镇压行动。他说:“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1984)在这里重现。”

去年秋天,在回复电子邮件问题时,CSAIL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将科大讯飞加入实体名单引发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审查,但在此期间,CSAIL将继续与科大的合作关系。今年4月,在《连线》发出更多询问后,麻省理工学院宣布在2月份终止了这一合作关系。

该大学不愿透露其理由。关于Lundgard的资助,一位发言人回应说:“研究所必须在可用于开展研究的资金和研究人员的个人喜好之间取得平衡。”

当我向一位在上海的朋友提到科大讯飞的作品时,她说,这让她想起了中共国科幻作家马博勇的小说《寂静之城》(City of Silence)。故事发生在一个未来的社会,那里的言论受到严格控制。人们熟练的适应每一个新的限制,转为同音异义词和俚语规避审查,当局很及时意识到真正控制言论的唯一方法是发布一个健康的单词列表,严禁所有的术语不在名单上,并监控语音和文本。

当主人离开家的时候,他必须戴上一个叫做“聆听者”的设备,每当他偏离被认可的词汇列表时,这个设备就会发出警告。授权言论的范围日益缩小。

最终,主人发现了一个秘密谈话俱乐部的存在。在这个俱乐部里,在一间被铅制窗帘包围的公寓里,成员们说着他们想说的话,做爱,学习《1984》。他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压抑“一种强烈的想说话欲望”。

当局研制出能够通过铅帘拦截信号的雷达天线时,这一短暂的愿望被压制住了。在故事的最后,没有有益于健康的话语留下,英雄跟他的思想默默地走在城市。“幸运的是,当时还不可能用科技来屏蔽人的思想,”马写道。

中共国的监控状态有时会涉及学者贾汗•萨多夫斯基(Jathan Sadowski)所称的“人工智能”(Potemkin AI)——这种技术似乎无所不能,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但在实际应用层面上,这项技术是否如广告所宣传的那样准确,并没有多大争执。当人们觉得政府可以通过截取的几秒钟的音频来定位他们时,他们就会开始自我审查。老大哥被同化了。

去年4月访问上海时,我对此进行了反思。一天,我乘地铁去了位于城市西部边郊的大型国家会展中心,参加上海车展。科大讯飞是参展商之一,当我到达它的展台时,大屏幕上正在播放视频。画面上,一个仪表堂堂的年轻人正坐在一辆红色轿车的方向盘后面。“嗨,皮特!”一个声音说,这时仪表板上的屏幕上闪现出了他的照片。皮特微笑着,好像他一生都在等待他的车能识别他。

在美国,苹果(Apple)等公司一直在努力消除人们对它们的设备总是在聆听的印象。但在中共国,这是一个卖点。飞鱼的销售代表说:“你只需要把它叫醒一次,它就一直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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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邢晓玲的销售助理带我到一个小站台,让我自己试用一下汽车助理员。我们戴上耳机。“飞鱼,你好!”她说,屏幕就醒了。

“我想听首歌,”邢明说,一曲甜美的流行歌曲在我耳边响起。她用一些简单的语音提示,向我展示了如何购买去北京的机票,这是连接支付宝或微信移动支付账户的用户可以使用的功能。邢补充说,飞鱼总是时刻准备着。

科大讯飞的虚拟助手通常被称为“中共国的Siri”,但邢认为,这种比较对公司不利。“有了Siri,你不得不每次都说‘嘿,Siri’,”她告诉我。“这是非常机械的。在美国,苹果(Apple)等公司一直在努力消除人们对它们的设备总是在倾听的印象。但在中共国,这是一个卖点。“你只需要把它叫醒一次,它就一直醒着。”

我用数码录音机录下了她的谈话,并在她说话时做了笔记。当我回头看屏幕时,我发现我并不是唯一一个录制这首歌的人。就在那里,在未来的智能互动自动系统上,有我们所有话的完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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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喜马拉雅战鹰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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