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法外套下的核心权力之路

作者:猫

政法政法,简单来说是政治和法律,政法委的英文翻译是central political and law commission,而对于司法独立的西方国家体制来说,政法从来都是分开的,虽然西方俚语中也有法律是政治外衣的说法,但表面上还是很少并列出现,政治的归政治,法律的归法律。而在政法语境中,法律服务于政治,成为政治权力的润滑剂,矛盾的消解器和社会秩序的维稳工具的本质是很明确的。在政法语境里,法不是目的,而是工具,治不是过程,而是结果,政法体系中的法和资本主义框架下的法本质完全是两个东西,形成过程也截然不同,其实可比性并不大,这也是为什么中共敢于公开说,绝不走西方宪政和司法独立之路的底气所在。

相比于用法律解决现实矛盾,中共政法系统更擅长于用实践解构调整法治方式,以调整母法宪法来约束法与现实权力运行的矛盾,以母法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以母法来解构法治本身无法绕开的自相矛盾的困境。

我查了不少资料找政法一词的出处,一般的说法都是政治和法律的合称,而政法委作为一个有所谓中国特色的机构,直接源于其在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政权建设经验和管理的一些经验做法。可以说,中共的司法工作是从革命战争年代的基层管制中积累经验和建设起来的,这个过程一直是政法不分家,以法来助力于基层权力的运行和控制,从政治角度思考如何领导和处理司法工作贯穿始终,这也是中共的政法观不同于西方的核心原因所在。

中共革命早期,武装斗争是当务之急,司法部门一开始就是权力机制的辅助部门,也没有一套完整的党对司法工作领导的程序和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党法不分,也就是说党就是法,现在我们常听到的程序正义在整个政法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早期,属于奢侈品,忙于军事斗争的执政者,基本无法自发形成任何司法程序性,政治权力和武装斗争的运作集中于高效高压高回报,如各种运动,土改,打土豪分田地,这个过程中基本不存在司法程序的问题,作为革命力量,更加追求的直接效果,所以,司法缺位也贯穿整个中共早期革命过程。

中共进入抗日战争阶段,在延安根据地,随着团队规模扩大,控制范围扩大,管制进入更高阶,建立司法机制变得迫切,但这个组建过程因为要争取民心,有民主政治的雏形,1940年,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选举产生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然后成立了边区高等法院、法制室、司法委员会等机构。当时的模式是,先由党的政治局讨论批准相关司法纲要,后由立法机关通过的模式,这个立法机关有民意代表参与,但此时社会运行的主题依然是战争,中共就算有法制之心却也无暇精耕细作,党直接代行司法之权仍是主流。此时对司法独立的理解是“在政府领导下,独立行使审判权”,和今天并无二致。司法机关也是作为边区政府内部的一个部门,法官在审判业务上接受院长领导,党法关系上,司法机关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其一切活动不得违背党的领导,党通过加强对行政机关的领导进而坚持对司法工作的领导。由此可见,今天所谓的党领导依法治国其实是政法思路的延续和加强,甚至是掉头往回走。从整个政权夺取的过程来看,司法在中共体系中是从未独立过的。政法一直都是核心运作模式。

中共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先是以政治法律委员会形式统管政务院内司法部、民政部、法制委员会等相关部委。所以政法一词最早出现在体制中始于这个委员会,但当时这个机构属政府部门。1954年第一部宪法颁布后,政治法律委员会撤销,成立了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从这个名称和级别来看,司法仅是政务下属的一个分支部门。1958年6月,《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发出,设立了彭真为组长的“政法领导小组”。至此,这个小组直接隶属于中共中央的,直属政治局和书记处,直接对上报告。成为现有政法委的前身,到1980年1月,《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正式下发,成立了“中央政法委”。当时文件规定了六条职能,定位在于“组织”、“协调”全国政法工作,在中央领导下,研究处理全国政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整个80年代,这个部门的精力集中在组织协调公检法各方打击刑事犯罪、整顿政法干部队伍以及政法工作的政策方向等,这个阶段,内部很多文献曾经多次出现和强调“司法独立”和“党的领导”问题。彭真就曾说过:“司法独立,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这是一个老问题”。当时的现实状况就是各级政法委以“加强党领导”为名不断充实权力,基层政法委成为公检法的老大。1987年,中共十三大第一次提出了政体改革解决“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提出了党政分开,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大、政府、司法机关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走向制度化”。结果是1988年5月中央一级取消了政法委。

一年后的春夏之交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我一直再想,如果当时胡耀邦没有被邓小平拿下,矛盾没有被激化,中国会不会走向完全不同的另外一条路?但正因为矛盾积重难返,导致中共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人说李锐曾经对邓有过比较尖锐的批评,李锐对胡耀邦十分推崇,但对邓小平,尤其是这场风波所导致方向性的改变还是以批判为主。也正是因为这场风波让中共重新思考政法问题,到1990年4月,《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发出,恢复政法委并适当调整职能。在这份文件中写到:“政法部门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军队是党和人民手中的’枪杆子’,政法部门是党和人民手中的’刀把子’。政法部门系国家安危于一半……政法部门的领导权必须牢牢的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这份文件对政法在整个政治权力运行中的地位可谓是一锤定音,此后,政法权力不断加强巩固成为主流趋势,直到周永康落地,这个过程中,政法委从早期的协调组织变成了直接领导,进而成为中共党委职能部门,成为真正掌握秩序控制的实权部门。在行政职位匹配上,中央级别必须是常委;省级也必须是当地常委,县市级多数由本地公安局局长兼任,将政治权力与司法权力和暴力机关三者捆绑起来,背后的逻辑自然是加强巩固政治权力的运行。我们简单捋捋政法体系发展的历史,是要充分理解中共从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司法所扮演的角色,司法与政治的关系,曾经走过的历程,从而来解读政法委工作条例所有解决的问题。

在解读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明确一点,中共从来都是一个有着鲜明意识形态的政党,中共关键的法制表述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法制或社会主义法治。在司法前面必有意识形态表述,脱开这个基础来谈中共的司法观也属于自欺欺人,而要让在政法问题上吃过苦头的中共放弃对司法的严格控制更是痴人说梦,权力的制衡需要势均力敌,目前看不到这个动能。而当下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描述是“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原有政法委制度本身是革命型政党的非常时期非常手段,运行逻辑始终围绕着如何确保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在这个逻辑上,是无法内生出程序正义和独立审判的,说到底,这背后一个更重要的潜在内涵在于,中共还并未真正实现政治权力的平稳运行制度,政治权力还处于可以争夺,可以变更,可以颠覆的处境,以至于还需要强大的司法工具服务于权力的集中和运行,所以,司法不能独立的核心根源恰恰是政治权力的运行没有实现真正的制度保证。也就导致中共对法治的领导与稳定,协调,长治久安这样的语境长期挂钩,形成非黑即白的政治语境,而中共执政者对于这个制度的依赖性还非常高。

因此在中共宣传的司法改革中,会有一个两难的问题,要脱钩这种畸形的体制,需要弱化政法委,但弱化之后,如何确保执政者的政治权力运作,因此才会出现党对依法治国的全面领导这样看似很拧巴的表述。从而通过孙立军的落马也能理解执政者一定要对“刀把子”的绝对掌控了。

贪赃枉法等等的这些问题,不仅严重败坏政法机关形象,而且严重损害中共形象。将政法出现的问题系于个体上,用高压维稳手段来处理一系列问题,来达到控制和稳固中共的绝对权力。

修改宪法,在宪法序言确定中共的领导地位的基础上,又在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共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强化了中共领导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地位。”这个表述很明确的将中共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从对立矛盾变成了递进强化,因为有党的领导,才有法治,有法治才有长治久安,党的领导成为中国可以推行确保法治的基础,所以要强化法治。也就是说中共会越来越集中权利来打压一切不满的民意。才会在各种场合下宣传加强和改善中共的领导,不断提高中共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提出法治服务于党的领导的观点。明确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推进文革2.0。明确了政法委要履行专政职能、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 其中,“专政职能”一词近年来颇为少见,但联系到最初中共建国是用“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确立了中共是代人民行使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此次再次提到专政职能同样就是明确法治与中共党的领导不矛盾。法治的对象是人民的敌人,因此法治不是制约中共党的领导,相反,中共党对政法工作是“绝对领导”。以前绝对领导主要用于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核心表述就是全面依法治国,党的“绝对领导”。这也是在修宪后,根据现有宪法的规定作出的表述,是宪法授予的绝对权力,更重要的变化是,指出政法是中央的事权。“绝对领导”和“全面领导”都只表述在“中共党中央的领导”内容之中,在有关地方的表述里则只是使用了“地方党委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党权被高度集中浓缩到顶层,然后垂直管理。到底谁代表党,党是什么?七哥这三年的爆料已经给过明确的解释。

中共也对中国法治的“特色”表现出越来越深刻的自信,提出要占领法治制高点,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2015年王岐山会见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时就说过: “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这就是中国特色”。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共能够实现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对于中共来说,没有谁会主动接受权力的制衡,之所以有制衡就在于力有不逮,而参考历史和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共就是个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流氓政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牢牢掌握政治体制运作权,牢牢掌握经济发展控制权,即便是古代帝王,在经济上的控制力也远远逊于中共,毕竟当时大量土地和劳动力都被大地主和贵族阶层垄断,庞大的文官体系与皇权之间能够形成制衡,更不要说西方新兴资产阶级兴起与贵族之间的权力制衡,最起码目前在内部,除了高层之间的矛盾,看不到其他力量可以制衡。因此,外部的力量极其重要。也能理解七哥所说的为什么要把战场拉向国际了。

(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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