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的问题仅仅是性别歧视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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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洪理达 (Leta Hong Fincher)

新闻来源:The Intercept

翻译/简评:InAHurry

PR:Roberts

简评:

纽约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终于在千呼万唤中于去年11月24日宣布作为民主党参选人参与2020总统选举。布隆伯格一直被不少民主党人给予厚望,认为他是能将川普总统赶出白宫的最佳人选。2016年川普之所以能意外的击败希拉里,就是因为他从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人们对职业政客的厌倦,人们想要一个有实战经验的管理者来管理美国 – 一个成功的CEO把美国带出困境。以此标准,布隆伯格的确是民主党内几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人选。

可惜短短的3个月以后,布隆伯格就匆匆结束了他的参选活动。这期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不外乎两件事:其一,是布隆伯格在一次采访中公开表扬中共对环境污染的重视,并说 “习近平不是一个独裁者,而且中国共产党需对其‘选民’负责”。他对“中共特色民主”的认可一下子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布隆伯格从此被贴上了“亲共”的标签。其二,是在2月份闹得沸沸扬扬的一系列有关彭博社(布隆伯格所拥有的媒体)性别歧视的报道。自从美国的“我也是(受害者)”(Me Too Movement)开始以来,白人男性,尤其是有影响力的中老年白人男性被指控性骚扰几乎成了惯例。

有媒体称,布隆伯格公开表扬中共是为了赢得美国国内极左选民的选票。但这也许没有这么单纯。布隆伯格的彭博社在中共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单凭能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是中共高层的“好朋友”,在需要的时候为中共高层的利益集团说话。这是起码的礼尚往来。为了避免与金主中共发生不必要的不愉快,彭博社多年来放弃了一个媒体挖掘新闻的本能,一直按照中共的标准进行着自我审查。

本文作者洪理达是位专攻中共国女权现状的学者。她的丈夫曾任职于彭博社,并且他是2012年彭博社关于习近平(时任副主席)亲戚的巨额财富的文章的主要作者。因为这篇文章,他们全家收到了来自一位自称为习家代表人的死亡威胁。洪理达的这篇文章主要回忆了当时她在收到死亡威胁后的恐惧,以及由于她事后在推特上公开了她曾收到死亡威胁的事实,彭博社及代理律师向她和她丈夫施加各种压力和威胁以让她永不再提及死亡威胁这件事。

非常可惜的是,2012年的洪理达非常的勇敢:她不仅在推特上公开了他们收到习近平(家人)的死亡威胁的事,她在后来面对彭博社的律师团队时,拒绝放弃她的言论自由。但是本文却在描述完整个事件后突然把一切责任归咎于彭博社的性别歧视而草率收笔 – 似乎彭博社对洪理达的穷追不舍是因为她是女性。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洪理达最终平息了与彭博社的“战斗”后,她竟然还能回到清华大学完成她的博士学位。

爆料革命之前,我们一直寄期望于这些“中共问题学者”不畏强权为正义而发声。爆料革命出现以后,我们才发现,这些自由世界的学者或媒体对言论自由的“捍卫”也还是有上限的,而这个上限就是中共各种形式的蓝金黄。

当彭博新闻关于中共的报道受到质疑时,彭博社因为我说实话而试图摧毁我

前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在2020年1月22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美国市长会议冬季会议上发表讲话。

我是迈克·彭博(Mike Bloomberg)的公司试图通过保密协议让我们闭嘴的众多女性之一。有趣的是,我从未在彭博社工作过。

但是我的故事展现了彭博机器为了避免冒犯北京将竭尽全力。布隆伯格的公司彭博社(Bloomberg LP)如此依赖整个中国市场,以至于如果我不签署一份确保我不再提及彭博社是如何否定了一篇对中共领导人很不利的文章保密协议,彭博社的律师威胁要在经济上摧毁我的家人。直到我聘请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在香港的律师之后,彭博社(Bloomberg LP)在多次企图恐吓我之后,最终解除了他们对我的束缚。

2012年,我正在北京清华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我的丈夫迈克尔·福赛斯(Michael Forsythe)是彭博一篇新闻文章的主要撰稿人,文章讲述了习近平主席亲戚所积累的巨额财富,这是关于中共领导人的获奖系列故事“革命致富”系列中的一部分。彭博(Bloomberg)在2012年6月发表有关习近平家庭财富的文章后不久,我丈夫就收到一位女士发出的死亡的威胁,她说她代表习近平的一个亲戚。传达威胁的妇女特别提到了对我们全家的危害;我们的两个孩子当时分别是6岁和8岁。纽约人埃文·奥斯诺斯(Evan Osnos)在他获奖的书《野心时代: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理和信仰》中报道了类似的遭遇,当时同一位女士告诉奥斯诺斯的妻子:“他[福赛斯]和他的家人不能再留在中国了。这不再安全了。”她说。 “有事情会发生在他们身上。这看起来会像是个意外。没有人会知道发生了什么。等他被发现时他已是一具尸体。

这个威胁特别的令人恐惧,因为它离中共官方媒体报道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被中共高级领导人薄熙来的妻子毒死的新闻才几个月。据报道,他的尸体是在中国西南城市重庆的一家旅馆里被发现的。在我们全家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渡过孩子们的暑假期间,彭博社的高管不断使我丈夫忙于和他们通过电话会议讨论我们的安全问题。我不断地做着我孩子被殴打或杀害的噩梦。我拼命地想要公开谈论这个死亡威胁,因为我觉得这将为我们提供更强的保护。但彭博社希望我们在公司进行内部调查期间不要对任何人提及此事。自从我和丈夫2002年结婚以来,我一直对公司很忠诚,我不想破坏他的事业。我于是一直保持沉默,直到2012年10月26日,另一篇(与此文无关)故事无视中共的反对而发表后,我决定把我们在彭博社发表有关习近平的故事之后收到死亡威胁的是发在推特上。

推文翻译:

如今纽约时报公开了他们受到的来自中共政府的压力,我也可以承认我们在彭博社有关习近平的故事发表后曾收到死亡威胁。

就在我发推的几小时内 – 原始推文和我对问题的答复, 一位彭博经理打电话给我丈夫并对他说:“让你妻子把她的推文删了。”我没有删推文,但我也没有再公开的谈论那个死亡威胁。我不想把公司给惹恼了,因为我们需要公司把我们搬到香港,在那里我的孩子们就会安全了。我们在北京最后的日子,申请在香港的学校和为搬迁做准备的时间里,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中。会不会有人在我们孩子上学或放学的路上劫持他们?谁在监听或监视我们?晚上我会强迫症般地拉下所有的百叶窗帘以防中共安全人员监视我们。我很小心地不在家大声谈论或在电话上谈论我们的行程计划以防我们被监听。

2013年8月,当我们飞出北京,然后搬进香港的临时公寓时,我终于放松了下来。我以为我们长达一年的噩梦已经结束了。但是很快事情就变得更糟了。

我丈夫已经有好几个月一直在为彭博写另一篇有关中国首富之一的王健林和中国共产党高层家庭成员的经济连系的调查报告,这也包括了王健林和习的亲戚的经济连系。彭博的编辑们一直很支持这个报告。英国《金融时报》公布的一个说法,彭博社总编辑乔纳森·考夫曼(Jonathan Kaufman)在2013年9月下旬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我对您追踪并破译财务资产和参与者的方式感到敬畏。 ……这是一个真实的爆料。期待将其继续推进。”

然而彭博在最后关头否定了这个报告。而且在彭博新闻总编辑马特·温克勒(Matt Winkler)的评论被泄露后,公司于11月解雇了我的丈夫。据报道,温克勒在公司电话中说:“如果我们发表这个报告,我们将被赶出中国。”

时任纽约市市长,彭博社大股东迈克·布隆伯格(Mike Bloomberg)在2013年11月12日被问及有关其公司出于担心冒犯中国政府而被自我审查的报道,他对此予以驳回。

布隆伯格(市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没有人认为我们是懦夫,不愿意站出来写一些与公众利益相关并且是证据确凿的故事。”

但是在布隆伯格市长告诉记者们这些话的几天之后, 彭博社在香港的律师威胁我们他们将在经济上摧垮我的家庭:他们会强迫我们偿还公司支付的我们从北京到香港的安置费以及我们提前提取的我丈夫的工资。这样我们将会没有医疗保险和收入,而且他们会将我诉上法庭如果我不签保密协议 – 即使我从来都不曾和彭博社有雇佣关系。

彭博社的代理律师事务所Mayer Brown JSM于2013年12 月6日向我的律师发出了律师信,威胁说如果我在7天内不同意他们的保密条款,法院将发出强制令。

我告诉我丈夫我不想签禁声令,于是彭博社在12 月16日召集我和我丈夫到Mayer Brown JSM在香港中环的办公室开会。我们和彭博社的高级主编们以及Mayer Brown的律师们围坐在在一个豪华的会议桌旁,并通过视频会议与来自纽约彭博社的代理律师 Willkie,Farr&Gallagher进行了交谈。我丈夫的律师告诉他们说我没有任何可以作为证据的,用来破坏公司业务的录音或电子邮件。

“但是如果所有的证据都在她脑子里怎么办?”屏幕上那个大个子的男人说。当彭博社在纽约的律师说出这些话时,我突然联想到他拿着一个巨型吸尘器,试图把我脑子里所有的记忆都洗出来。我告诉在场的每个人我需要离开房间,离开那个大楼,下定决心将这场仗打到底。

12月20日,他们向我丈夫发出了律师信要求我签署保密协议。如果我拒绝,我们将欠公司上千美金。我甚至还需要支付彭博社的法律费用。如果我不屈服于彭博社的威胁,他们可能让我的家庭经济崩溃的想法让我感到恶心。但我生气的是在受到威胁之后,他们一直在伤害我们,禁止我公开谈论我们在北京受到的死亡威胁,而且现在还试图永久性剥夺我的言论自由。

直到我聘请斯诺登在香港的律师之后,彭博终于退缩了。艾伯特·何(Albert Ho)和乔纳森·曼(Jonathan Man)给我的律师费打了折,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官司是“有益的”。与此同时,他们(彭博社的律师)又给我发了几封威胁性信件。 其中一封来自Mayer Brown JSM于2014年1月8日的一封信,其中明确指出:“由于她保留(在她脑中)我们客户(彭博社)的机密信息,因此她对客户负有持续的保密义务。”他们要求我放弃就下面一系列事件发表言论的权利,例如“为客户准备的未发表的文章;有关客户的新闻采访,编辑过程和编辑判断的文件…;客户的员工之间以及客户之间关于客户的新闻收集编辑过程和编辑判断的任何电子邮件和其他通讯(包括口头讨论)。”

何是一位资深的香港亲民主立法者和维权人士,多年来受到两次殴打。他告诉我,如果彭博社不退缩,我们可以举行新闻发布会让他们感到羞耻。幸运的是,事情没有糟糕到那一步。2014年2月,彭博社终于停止向我发送法律威胁。我回到了清华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并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关于中国妇女的书。我的丈夫加入了《纽约时报》,重新报道了关于中国商人王的整个故事—-这个彭博社称“还没准备好发表的故事”。他的故事于2015年4月下旬发表在《纽约时报》的首页上。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意公开彭博的威胁行为,并且我真的为可能带来的财务崩溃感到恐惧。因此尽管我保留了言论自由,我从未写过自己的经历。我现在发声是因为与其他许多女人不同,我不受保密协议的约束。鉴于保密协议沉默的女性人数众多,很明显,彭博社的公司环境存在性歧视。彭博社的经理和律师视我为公司财产,是我丈夫的附属物,利用恐吓和威胁霸凌我让我服软,使我为是否要签署保密协议而感到痛苦。我记得感到自己快窒息了,似乎我的嘴里塞满了棉球。我没有见过其他女人(受害者),但我猜她们可能也遭受过同样的恐怖:那种被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威胁的恐怖。她们如果不遵守这些协议,她们的人生就可能毁了。即使是现在,我仍然为说出来的后果担心。但是我们说的人越多,我们就越强大。

莱塔·洪·芬奇(Leta Hong Fincher)是一名记者兼学者,她因报道中国问题而获得了多个奖项,其中包括职业记者协会(Sigma)Delta Chi奖。她是《背叛老大哥:女权主义在中国的觉醒》和《留守妇女:中国性别歧视的复兴》的作者。她是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总统竞选活动的支持者,她不仅为沃伦捐款,还参与了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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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喜马拉雅战鹰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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