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的失误和掩盖又被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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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来源:华盛顿邮报, 2020年2月1日

作者:Gerry Shih, Emily Rauhala and Lena H. Sun

翻译: freedust

PR/简评: 海阔天空

简评:破除谎言最有力的工具是真相。西方媒体已经开始行动了,开始去探究武汉疫情的来龙去脉。虽然中共大内宣、大外宣、沉默力量一起出动,混淆视听、转移焦点,但真相就在那里。

每一次探究,都会接近真相。每一次探究,都会做实中共的罪行。

中共早期的失误和政府掩盖很可能使冠状病毒的传播更为广泛迅速

北京—大致是在中国农历新年吧,潘春涛(音译)感受到了节日的气氛。他知道有一份与他所在城市武汉有关的出现病毒的新闻。但是本地官方强烈要求大家保持冷静。他们说并没有证据显示(病毒)可以人传人。官方说多日没有出现相关病例。

在1月16日,76岁的老人离开他两居室的公寓去参加一个政府组织的集会。

“我们告诉他别去,因为我们在微信上看到一些流言说有医生被感染了,”潘的女婿张思强(音译)说。 “但是他坚持要去。 他说政府说没有问题,没有新增病例。 ”

潘先生和他女儿可能已经变成新增的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14300例患者之一了,这次疫情爆发在当时已经造成至少304人死亡,而后传遍多过20个国家,造成全球经济崩溃,致使史无前例的中国湖北省内5500万人被禁闭家中。

在12月中至1月中这段关键时期内,中国人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汇成人流,旅游出行并以此为生活常态,潘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正是在这段时间,中国官方开始着手应对一种在武汉发生的新型传染病的威胁,但是他们让公众知之甚少——即便是在农历新年前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假期出行的这段时间内。

关于(疫情)最初几周的一份分析报告——由来自于官方报告,中国医护专业人员的账户泄露,发布的新的科学数据和对公共卫生官员、传染病学专家的采访汇集而成— —揭露了负担过重的中共卫生官员可能犯下的错误。

这也突出了以政治维稳压倒一切为首要任务的官僚文化如何大大的增加了病毒传播的速度和广度。

“很明显,一个更为强壮的健康体系可以拯救很多中国人的性命和财产,”前美国疾病控制与防疫中心主任,汤姆·弗里登(Tom Frieden)说。

出声示警的医疗专业人员被员警拘捕。官方主要媒体数周内对疫情爆发只字未提。党员干部致力于维稳和奉迎党魁习近平,而(疫情)危机已经恶化。

“中国的公共医疗系统已经现代化了,但是中国的政治系统却没有。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国研究主管裘蒂·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说。 “如果发生什么事,就会出现倒退。 ”

零号病人

在12月中,武汉的病人开始会出现一种发冷的症状:高烧,呼吸困难和咳嗽。

这看起来像病毒性肺炎。但是这个有位于中国正中的1100万人口的城市的医生无法精准定位(病毒的)来源。神秘病毒的流言开始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传开,尤其在医疗工作者间。

这些现在都明晰了,中共官方(那时)很快就知道有事不对头。

一名自称在医院承包的实验室工作的匿名实验室技术人员周四在中国多个新闻网站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称,他的公司已经收到了来自武汉的样本,早在12月26日上午就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这些样本中含有一种新的冠状病毒,与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有87%的相似性。

该技术员写道,一天后,实验室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向武汉卫生官员和医院管理层回报情况。

一位女性在1月12日离开武汉一家医疗中心,此时冠状病毒病例数开始上升

华盛顿邮报无法独立核实这名技术人员的帐户,其中包括大量的检测结果图像和技术人员当时发送的资讯。中国以外的科学家后来证实,这一基因序列与非典的基因序列惊人地相似。

至12月30日夜,消息开始传开。

在下午5:43,李文亮,武汉中心医院的一名眼科专家,在一次私人聊天中,他告诉他医学院的校友,有7人感染了他认为是SARS的病毒,而且他的医院已有一人在隔离中。

他和其他人后来在网上分享的聊天记录显示,他发布了一段RNA片段,发现患者的呼吸道中存在“SARS冠状病毒”和大量细菌菌落。

同一天晚上,武汉公共卫生管理部门采取了行动。

卫生委员会向所有医院发出紧急通知,告知存在不明原因的肺炎,但未提及SARS或冠状病毒,并命令所有部门立即收集有关已知病例的资讯,并向其上级汇报。

27个病例

武汉神秘疫情的第一份官方报导来自12月30日,彼时,中国当局证实他们正在调查27例病毒性肺炎病例。武汉卫生官员将这次的疫情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联系起来,并迅速将其关闭,该市场是商家购买各种活体动物的地方。

中国官方开始寻找其他可能被感染的人,但是他们把焦点集中在那些得肺炎或者与海鲜和动物市场有关的人身上。他们没在意那些有其他呼吸道疾病的病人。后来,专家和官员们才怀疑还有很多其他的感染者。专家们谈到,那些人病的很轻,接受一些治疗后就出院了,而这让病毒进一步传播。

在新冠疫情日益严重的时候,中国人开始争抢着去囤积口罩和其他物质,商店常常一抢而空。

根据周三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的一项研究,中国科学家后来证实,许多轻微感染的存在显然对控制疫情构成了挑战。

在12月31日,中国政府通知了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办公室关于武汉神秘肺炎病例的事项。世卫组织官员发给北京当局一系列关于疫情的问题并提供了支援。

正当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努力去收集更多信息的时候,中国安全部门却试图掩盖这一切。

在1月1日,武汉公安局以发布和传播关于武汉医院收治类似SARS病例为由,传唤了8个人,新闻联播对这次拘留进行了报导,这是一个数千万人收看的新闻节目。

警方随后在国有媒体新华社上发布了一个令人心寒的警告。

“警方号召所有的线民不要编造谣言,传播谣言,不要相信谣言,”武汉当局说,并补充道,他们鼓励线民“一起营造一个和谐,干净和正能量的网路空间。 ”

那天拘捕的8个人全部是医生,包括武汉的眼科专家,李文亮医生。

中国东部的外科医生和科普作家王光宝(Wang Guangbao)后来表示,有关SARS样病毒的猜测在1月1日左右在医学界盛行,但拘留事件使许多人,包括他本人,都没有公开谈论它。

他说:“这8个人被拘捕让我们所有医生都感到身处危险中。 ”

59个病例

在全球的注视下,中国科学家争分夺秒的去解密病毒。在1月9日,已有59例病例登记在册,中国宣布已经分离并掌握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证实了这一神秘疾病与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有关的传言。他们将其发布在一个可公开存取的基因资料储存库中,使科学家能够快速开发出诊断和确认人类感染的测试剂。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全球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的赞赏——但是其本身存在资讯缺失。

流行病学专家需要知道患者的细节信息,他们的症状,和其他人口学特征,比如年龄、性别和基本医疗条件,这些都可能会增加他们患呼吸道疾病的风险。

这些资讯是疾病侦探在疫情爆发的早期阶段进行评估的最佳方法,以确定病毒传播的快慢以及潜在的致命程度。

流行病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高级学者詹妮弗·努佐(Jennifer Nuzzo)说,我们需要知道每个病例的首次发病时间,这样才能判断疫情何时发生。

1月17日,医务人员将武汉的患者转移到金银潭医院。

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说,有关谁患病以及何时患病的关键资讯直到几周后才公开发布。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周三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去年12月10日至今年1月4日期间在武汉发病的第一批425名患者中,有很多人被延误入院治疗。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领导的这项研究表明,这些延误表明要尽早发现和分离出病情是多么困难。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最早于12月中旬发生,每7天病例数增加一倍。

然而在武汉,地方干部把焦点放在计划好的,于1月11日至1月17日举行的,每天时长一天的共产党会议上。在此期间,武汉市卫生委员会每天声称没有新的感染或死亡。 1月18日午夜过后10分钟,这个委员会宣布有4个新感染病例。官员们仍然低估了人与人之间传播的风险。

即使是在泰国和韩国出现类似病例之后,武汉的官方还是组织了像潘先生参加的那样的节日购物活动。他们在市中心举办了一个有4万个家庭参加的聚餐活动。他们向当地景点分发了数十万张门票。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研究中国治理体系的知名学者杨大力(Dali Yang)说,一切都归咎于不收集案例,不让公众知道。他们还推动事情发展,想要装门面。

因为政府不发布警告,人们依然保持出行的状态——不管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

全球确诊病例

1月6日,光伏设备行业知名销售高管杨军前往武汉参加一个会议,一周后乘火车经上海返回北京。

据北京一所学校晚些时候发布的一份声明称,在他住进医院的前一天,他和女儿一起参加了一个学校活动,并和数百名其他家长一起坐在一个演讲厅里。该声明要求所有家长自我隔离。

杨先生于本周病故。

1月20日,当超过4亿中国人准备回家过年时,氛围变了。

221个病例

当天上午,武汉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首次改变了他们的日常声明的措辞,删除了之前提到的有限的人际传播。

当天晚些时候,83岁的著名肺科医生、非典(SARS)危机的老将、民族英雄钟南山出现在官方媒体上,宣布该病毒实际上是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北京当局似乎终于做出了反应。

11.1月11日,一辆急救车离开已关闭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

几周以来,共产党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一直广泛报导习近平2020年议程,包括他全面的扶贫工作。 1月21日,该报纸在第2页的一个栏目中首次提到了流行病和习近平的反应。

习近平向干部们发出了“重要指示”,“首先要把人民的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该报告指出,此时全国已经有224例病例,同时这种疾病已经传播到泰国,日本和韩国。

同一天,共产党最高政法委在评论中警告说,任何掩盖这种流行病的官僚都会“被钉在永恒耻辱的支柱上”。

突然间,这个政府似乎注意到了这次疫情危机的不断迫近。

几天之内,整个武汉和附近几个城市——面积与华盛顿州相当,人口超过5000万——都将被封锁,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遏制传播的尝试。

《华盛顿邮报》在中国武汉对两人进行了采访,当时武汉处于封锁状态,有关部门正在努力控制致命的冠状病毒爆发。

武汉附近至少有三家急救医院破土动工。全国范围内的城际巴士停运。许多城市延长了新年假期,推迟了春季学期,并鼓励居民不要急着回去工作。全国各地的医院都派出志愿医疗队到隔离区来加强医疗力量。

随着报告的病例数量达到4500例,武汉及周边地区的官员开始公开接受指责。

1月27日,武汉市市长周显旺在接受官方媒体采访时说,他的上级没有授权他提前披露疫情。上周五,级别高于市长的武汉市委书记承认,他有责任未能早些时候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

东京的官员在一个健康检查站里为从武汉出发的乘客提供服务。

马国强在接受官方媒体采访时对中国表示:“我处于负罪,羞愧和自责状态中。 ”

最高人民法院还发表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声明,对武汉警方拘留8名科学家做出警告。

高等法院表示,如果当时的社会相信这些『谣言』,戴上口罩,使用消毒剂,避免像SARS爆发那样去野生动物市场,也许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可以更好地控制冠状病毒。谣言止于公开透明。

1月3日,被拘留的眼科医生李在签署了一份承认其违法行为的档后,被武汉警方释放。他赶忙回去看病人,但自己却被冠状病毒感染了。今天,他仍然在他的工作场所——武汉中心医院接受重症监护。

12000例且还在增长

在隔离区内,医院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请求捐赠口罩和防护服等基本设备。武汉居民普遍反映检测设备严重短缺,这使得实际病例数量可能远远大于官方公布的确诊数位。

在城市医院挤满了寻求冠状病毒检测的患者后,地方当局本周宣布,医院将只对那些表现出严重症状的患者进行检测并只从较小的社区诊所转诊病人。

入院的病人被挤进医院的病房,病床被挤进拥挤的走廊。中国知名视频博主陈秋实(音)说,一些病人死在等候区。他一直在武汉的医院里漫游和拍摄。潘春涛(音)从集市上回来,六天后就发烧了。张思强(音)说,他的女儿潘霞(音)第二天就病倒了,她的咳嗽越来越严重。张思强认为他的岳父不应该在1月16日出门。

在过去的一周中,张把他的岳父和他的妻子隔离在两间不同的卧室里,而他和虚弱的岳母则睡在客厅里。他们每天把一日三餐放在卧室门口。

每天早晨,张先生都冒险到武汉的第七医院的空荡荡的街道上排队,终于在周六收到了病毒检测试剂盒。他说:“我可以肯定地说,早期的误导性信息导致了我们的处境。 这不仅伤害了我的家人,也伤害了许多其他人。”

萝哈拉和孙从华盛顿报导。北京的王源,李咏仪和刘洋对此报告做出了贡献。

英文原文链接

编辑:【喜马拉雅战鹰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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