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悲剧的死循环? ——从郭先生的“too”悲愤谈起

作者:Xingfffooo

郭先生最近的一次直播,用了四个“too”来表达他欧美疫情最强烈的态度和情绪。一直关注、支持他的人都知道:共产党在向死亡的道路上狂奔,有太多站在路旁的人因为贪婪、恐惧和无知,表现出来的是冷漠、或者羡慕、或者呐喊助威、或者不知无措。郭先生是难得的一个冲到离共产党最近,又十分熟悉共产党套路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战友的帮助下,在找准时机狠狠地撂倒它,免得增加更多无辜人的痛楚和苦难。

如同不屈不挠的香港人,郭先生同样会被路旁的观景所困扰,同样会被四周怀疑的眼光所煎熬。对手的使绊和路途中的困难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救不了主动往火坑里跳的人。在郭先生带着悲悯和悲愤的言语中,在穿插着生活品质和娱乐精神的视频中,无不透射出一种超乎常人的复杂且强大的内心。

天赋使然

可能包括郭先生在内,大多数人会把这种内心的强大视为信念的力量,其实不然,与其视为一种信念,不如视为天赋组合。郭先生除了具有乐观和敏锐两种已经被唤醒的天赋秉性以外,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好奇性天赋。

在《终极解读》一书中作者写道:「简单地说,好奇性天赋是一种方向上的探索兴趣。这是人类每个个体所承载的对物种延续的天然任务和责任。」郭先生正是血液里流淌着儿童期之前就形成的对正义社会的探索兴趣,驱使他义无反顾、无私、快乐地从事爆料革命。

在人类社会现有的天赋规则中,有条件能够发挥好奇性天赋的人,毫无疑问是少之又少的幸运儿。「像托马斯杰佛逊、艾伦图灵、约翰杜威、圣雄甘地、史蒂夫乔布斯等不能一一枚举的伟大人物,不要以为他们在天赋秉性上超乎常人,也不要人物他们在秉性发挥上有什么过人之处,人人都具有天赋,他们只是在社会已经设定好的天赋规则中,幸运地获得了与天赋相匹配的机会。」

定论一个人物的伟大与否,是一种公共历史观,我不能贸然地把郭先生与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相提并论。当前,郭先生不过在享受地改造中国社会的探索兴趣,最终的结果有待于在将来验证这段历史是否与他的天赋相匹配。

然而,像郭先生这样的探索和追求,必然会面临着一种难以逾越的宿命。

这种宿命在世界普遍通行的精英体制中,要么登峰造极,受到万人敬仰、吹捧和巴结,要么跌入万丈深渊,只留下悲壮的一幕。为此,像郭先生这样的人,不得不在贪婪和虚伪的丛林中游走,不得不在飘忽不定的支持和怀疑中摸黑前行,不得不承受着不屑一顾、嘲笑和打击的巨大压力和危险。

精英教育培养出来的大多数精英,「他们给自己和他人以高素质者的形象,却在社会导向上选择最容易给自己加分的方式,避重就轻,追求形式。」「在现有的社会信任结构下,普遍是以财富机制和基于权力的等级机制为主导。大多数人像温顺的绵羊那样,被围栏在这两种机制下,勉强地寻求羊群的认可,以获得表面上比较高的连接等级。」

那么,任何企图改变中国的权力和利益版图,打破现有的游戏规则和思维定势,必将遭受无比的孤寂和各种被信任的煎熬,令人产生强烈的无力感。如果没有像郭先生这样天赋在支撑,任何人无法做到愈战愈勇,在精力、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压力下,只能退而求其次,昙花一现。

文化悲剧

不过,天赋并不意味着郭先生可以被神化。郭先生身上不仅携带着共产党体制下的痕迹,还携带着人类本身和人类社会共有的缺陷。当然,我们人类社会几乎每个人几乎都在犯一些“致命”的错误,都在有意无意地推动整个社会陷入了悲剧的死循环。

首先一个体现是文化。文化其实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概述,并不专属于一个国家、民族、地域。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国家,从来没有不经历过交融的文化,从来没有族群构成一直保持不变的民族。」就是说,许多人引以为豪的民族文化,完全是极其复杂、不断演变的“混血儿”,安慰剂而已。

强调一种文化,原本只是人类构建信任关系的工具。但是过于强调一种文化,往往被权力所利用,达到内外割裂的目的。以语种为例,在中文世界里,大部分的媒介和内容被共产党所控制,大部分的真相被语言的天然屏障所阻隔。中文世界的人对非中文世界的信息获取寥寥无几,反过来也是如此。

郭先生一边在社交平台上用中文传播,却一边疲于奔命地与有限的欧美精英进行面对面沟通。Gnews上的中文信息和英文信息也完全不是一个等级,非中文世界的人对发生在中国和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真相依然一脸懵逼。单靠郭先生或其他个别人传递的少量信息,无异于是在单打独斗,难以产生广泛的说服力,难以在世界上更快地产生影响力。

与文化相关的语言、民族主义和宗教解释是最容易被极权组织所利用的,这在希特勒的优等民族论、ISIS招募战士和中共的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都曾得到体现。要想跳出悲剧的死循环,人类应该卸下语种、国家、民族的文化负担,像《终极解读》中对高信任未来的描述那样:

「在信任体系覆盖全球之后,未来社会应该是连接自由的社会……国家将变成全球民主体制下的一个自治区域,可大可小,没有国界划分的地理概念,只有人群规模的概念。人群聚集的地方就是国家,国家可以跟着人群的迁徙而迁徙,也可以随着人群的分离而另起炉灶……只剩一种语言的时候……真相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更加畅通无阻。」

抽象化悲剧

「人类社会中,宗教、文化、哲学,甚至是科学,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过度抽象化的泥潭。」以郭先生最常使用的“中国人”一词为例。准确的说,“中国人”是个居住地域的群体概念,偶尔泛指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族裔。如果简单地、不加修饰地使用它,往往会造成概念混淆,出现自相矛盾,引起误解和敌我混乱。

如果说:中国人的品质不差;中共和我们中国人必有一战;挽救14亿中国人。这种描述确实存在问题。中共只是个极权组织,盗国贼身份上也是中国人,不能因为他们泯灭人性就能说他们不是中国人。如果这种描述用在香港人身上也一样,参与打压、抓捕、杀死上街抗议的香港人的,身份上也是香港人。所以,爆料革命的用语最好要加以更加准确的描述。

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代表中国人,任何一个归属于“中国人”概念范畴的人也不能因其恶行而排除在外。如果一个中国人声称受到歧视,其实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歧视,而是一种鄙视,个人的行为表现不被信任而被鄙视而已。如果多个中国人因品行不端或作恶而遭到他人鄙视,同时中国人群体中又没有人对此提出批评或补救,就容易上升到群体性歧视。

「信任只与个人的表现有关,那么平等也只与个人的表现有关。」如果贸然将个人受到鄙视的待遇升级成群体性歧视,「要么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要么是因为被洗脑、被挑唆而产生的认知上的扭曲。」

那么,中国人这个概念应该合理地切割,避免简单地使用它。对爆料革命而言,若以所有真心实意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的中国人定义为反共的群体,这样更加贴切,也在传播真相的过程中,更具有号召力和说服力。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是典型的过度抽象化的词汇组合,是被权力利用来实现极权统治的有效工具。阶级矛盾、共产主义乌托邦、中国梦、民族耻辱、中国人的感情、四个自信等等,全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自我标榜的词汇,借用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来掩盖他们的丑恶,扮演救世主,暗地里却干尽丧尽天良之事。

以共产主义为代表的「极权瘟疫」也传播到了全世界。在西方社会,也有很多的所谓精英和准精英们,迷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自我以为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可以挽救人类社会。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真正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只是愚蠢、简单地把社会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制造的幻象中,幻想着不劳而获,幻想着捞取更大的权力。

看看美国大学校园里有多少错误地理解自由和进步的蠢蛋,就明白为什么孔子学院曾经大行其道。看看美国主流媒体上有多少关于全球化、气候变暖、种族歧视等过度抽象化的言论,就明白为什么美国曾经天真地对中共抱有幻想。「中国使出的障眼法,让我们看不见北京乃是以极端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与西方的争霸。」中共对美国、澳洲等西方国家的渗透,不是因为中共有多厉害,而是西方社会广泛存在着民主的脆弱性和有机可乘的漏洞。

精英陷阱

以郭先生现有的社交资源,最能直接传播中共真相的对象当然是精英阶层。不过,仅向精英阶层传播的方式有利有弊。利的是精英阶层与盗国贼的圈子重叠,可以获取或交换更加直接、准确的信息,而且精英人士一旦转变观念,对中共的打击更加有力;弊的是精英阶层更加贪婪和虚伪,或者贪恋已有的社会地位,更容易被蓝金黄,或患得患失。

相对而言,对欧美社会的精英阶层实施影响,难度是很大的。这是郭先生费尽心机、拼命工作,也无法阻止武汉肺炎变成全球大瘟疫的原因。在无可奈何之余,郭先生的极大悲愤溢于言表。随着瘟疫的进一步恶化,国际社会无法预计疫情将如何发展。如果真的失控到出现无可挽回的地步,大范围的经济萧条和战争在所难免,人类的苦难和悲剧又进入新的轮回。

面对着中共为主导的「极权瘟疫」,仅依靠欧美的精英是远远不够的。虽然郭先生也明白美国是个民主体制,政府是以民意为导向的,但是,还是看重体现民意的利益集团。实际上,利益集团的代理人本身也是精英群体的一部分,在做出重大决策时仍然掺杂着个人利益的考量,无法真正体现广泛的民意。

如果加大力度面向广大的欧美中产阶层传播真相,反制中共的大外宣计划,反共效果就比单纯地向精英阶层传播更加有效、显著。

当然,欧美的中产阶层对信息接收和接受的方式,以及认知基础与精英阶层有很多的差异,他们倾向于关注与普通人生活直接相关的内容。如果只是传播中共的真相,用情绪化、激烈的反共措辞表达对自由、民主、法治的向往和追求,不但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起人们的反感。大纪元走过的路以及转型的成功,值得我们借鉴。

用英文向欧美中产阶层的传播信息,应该注重「极权瘟疫」的他们生活的影响,因为共产党只是在所有极权病毒中最具有感染性和破坏性的一种病毒。对此,《终极解读》中有一句话描述得非常贴切:「人类社会中极权的存在,表面上似乎与你无关,实际上不仅给你的自由套上枷锁,还在抢夺你的工作,盗窃你的财富,在你所处的社会传播恶毒的‘瘟疫’。」

的确,欧美社会中那些与极权中共勾结和勾兑的政客、金融大鳄、各种组织的专家和官员,作为极权的分赃者和瘟疫的超级传播者,与极权统治者一起盘剥中国老百姓的权利和利益,「共同分享极权的超级利益,同时却削弱民主国家中的中低阶层的劳动意愿和乐趣,加剧了贫富差距。」欧美国家的中低阶层也同样受其所害。

另外,爆料革命也要有更大的责任,帮助全世界人民看清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信任机制的乱象,有义务去终结人类悲剧的死循环,避免悲剧的重复发生。只有这样,在打破信息操纵、传播真相、惩恶扬善的道路上,才能团结更多正直、善良的人们,「发起最后一场‘世界大战’……直至地球上所有的‘瘟疫病原体’彻底地被铲除。」

参考文献:

1. 符信 《终极解读:探究生命、宇宙和人类社会的底层逻辑》 美国学术出版社 2019

2. 克莱夫.汉米尔顿 《无声的入侵:中国因素在澳洲》 左岸文化出版社 2019

(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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