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不思悔改,反耻为荣?

作者:MH

微信上发出一篇《今日聚焦》署名鲲鹏友的文章,本人在百度搜索中找不到这篇文章,只好在这里截图给大家。文章称“忙着骂中国,欧美损失惨重!特朗普仍不悔改,又出昏招”云云,归结起来有那么几点。

一是,这次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国外开始多起来,相对中国在好转,于是就断言现在中国比国外最安全,并借世卫之口称“中国自我牺牲,为世界赢得了时间”,并嘲笑西方“白白浪费时间,为时已晚”。

如果此次疫情分为上下两部分的话,那么就是“怎么爆发的”上半部分和“怎么控制的”下半部分。估计,文章作者对上半部分中国做得怎样实在乏善可陈,难以启齿,于是就不好意思提了。那咱们就说下半部分吧。首先,中国疫情是否好转而安全了,因为只有官方一个媒体渠道有权发布这类消息,任何之外的有关信息均视为非法,轻者删帖,重者就进行抓捕和训诫,所以外界无法辨别真假,只能从官方的言行上去判断。就目前而言,如果真是“安全”了,那么封了40多天的城为何还保持原样而不予解除?这不符合逻辑啊。此外,如果真是安全了,何不赶快请外国记者到中国,湖北和武汉来见证一下,发布相关消息,以证明自己没说谎?请了吗?没有。因此文章作者所谓的“安全”能有多少可信度,实在不敢恭维,属于自卖自夸罢了。

此外,本来疫情始发中国,中国不首先自我牺牲,难道还要别的国家来牺牲?这也拿来自我表扬,真是天大笑话!说轻点你是多灾多难,说重点你是自作自受。现在的情况可以说,病毒要么来源于野生动物,要么来源于自己拿病毒来搞鬼搞怪,不慎泄露。

早在去年底武汉医生就发现了病毒人传人,为此还发表论文在国外杂志上,并在自己的专业微信群里通告群友,且所在单位也向本地卫健委做了上报,也就是地方官员早已知情,并逐级上报了国家卫健委和中央,也就是最高层已经知情。但中国最高当局为了营造节日歌舞升平的气氛和担心影响政局稳定而把真实情况本该及时告知老百姓的,却有意把疫情隐瞒下来,谎称什么“可防可控”。结果,官状病毒可以说谎,冠状病毒却不会说谎,从发现疫情到疫情爆发,至少延误了宝贵的两周时间,甚至更长。为此,从这点来看,是本国当局的隐瞒谎报不仅耽误了自己的防疫时间,而且还同时向别的国家传递了错误的信息,实实在在的在致使别国耽误了防疫时间,文章作者此刻怎么摇身一变不算这笔账,反而夸耀本国,自我吹嘘有功来了呢?这真不是一般寡廉鲜耻之徒能干的事啊。

此外,为什么中国的宣传媒体都喜欢用世卫组织之口来盛赞中国的所谓 “成功经验”呢,似乎世卫组织就代表着“公正”了吗?人们只要了解一下世卫总干事谭德塞与中国的关系就不难解开这种行为之谜。谭某为埃塞俄比亚人,在2005-2016年度分别担任埃塞俄比亚担任卫生部长和外交部长,期间作为中国“一带一路”非洲战略支点,共获得中国政府超过130亿美元的贷款,该国的一半外债来自中国。中国当局如此砸下重金,谭某焉能逃脱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嫌疑?

谭某的赞美就代表客观公正吗?早在2017年11月,在他当任的联合国世卫组织就公开赞扬中国当局在“长生生物假疫苗事件中行动迅速透明。”而当时有25万名新生儿接种假疫苗得不到政府赔偿,已经被媒体披露的数十个受害者在接种假疫苗后出现不良反应,甚至死亡。这有何“公正”可言?联系他对中国此次武汉瘟疫的防控又在故伎重演,可谓是劣迹斑斑。当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只要能进行利益交换,双方都各有所获,可怜的只是被蒙在鼓里的中国老百姓。

二,把西方政客和媒体对中国的批判称为“政治偏见和种族歧视”。如“方舱医院是集中营”,“封城是限制自由”,“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等。

西方有没有“政治偏见”姑且不论,但人家的批评又不是空穴来风,凭空捏造。对传染病最基本的治疗措施是每个病患需单独隔离,显然方舱医院是大通铺,达不到要求。至于这种临时建筑和配套医疗设施是否完备,达到治疗条件,恐怕自己都不敢断言。

封城是一种措施,它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以什么方式封城。国内是首先隐瞒疫情,然后又是封锁消息,突然宣布封城,而且是以暴力恐吓来达到目的,不仅封城封乡,而且还封区封户。这就是地地道道的野蛮方式,限制国民的自由自不待言,在没有经过充分准备就仓促实行,必然会带来次生的人道灾难,如交通停顿,急需入院治疗又只能坐得起公共车的病人怎么办;需要添置生活必需品而又不能搬运超过平时重量的家庭怎么办;有的穷困家庭本来就没多少收入来源,靠及时打工养家,如此被禁闭在家,时间一长,他们怎么办,等等,不一一而足,老百姓为此付出的成本代价会不会超过封城本身,谁来估量,谁来买单?可以看到的是,老百姓没什么可指望,流出的血泪只能往自己肚里咽,自己买单吧。

相比之下,西方各国与其说是“封城”,倒不如说是对国民进行善意的提醒和忠告,全面防疫主要来自于国民对病疫危害程度的了解和自觉自愿的行为,而根本不需要强制。而且,西方国家只限制人多聚集的公共场所,如教堂,体育馆和歌舞厅等,对居民自由出行基本不限制。就连私家车外出旅行也最多到警察局去申领一个通行文件即可,国民毫无被封的感觉。而国内那种对国民不分老少男女,轻者推搡,扇耳光,重者拳打脚踢的打翻在地,并强制戴上手铐送往拘留所,甚至在对方挣扎中强扭柔弱女子脖子断气等暴力场景处处可见,令人发指,数不胜数。西方对此提出的批评和指责,有何“歧视和偏见”?

至于什么“东亚病夫”辱华,西方的言语中本来是指一国政府无能而显现出病态的样子,跟指该国国民的身体状况没什么联系。是后来中国人自己(据说始于梁启超)要往自家身上套,自我对号入座,自我污名化,与别人何干?

三,文章作者指称西方对封城实行“双标”,即对中国封城说三道四,对西方自己却又另一番评判。

从国民的知情权,自由权和经济利益等基本权利是否得到切实维护出发,西方对任何政府从来都是持一贯的警惕和批判立场,这根本不存在什么“双标”。从上述事实来看,中国当局本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却在瞎做,两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必然引起以西方为代表的国际舆论严正关切和批评,这何过之有?

四,称西方“封城”在复制中国的做法,“抄作业都不会”,然后文章作者以师爷之居进行炫耀。

有关西方“封城”的报道表明,中西方的做法存在根本无法复制或抄袭的内在差异。首先双方的国体不一样,西方国家的政府是民选的,国民和政府是委托代理关系,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国民的授予。这就决定了国民是主人,政府是服务于国民的仆从,类似于国民是业主,政府是物业公司。所以大家才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政府在服务国民方面绝不会采取简单粗暴和不计后果的措施,因为业主是请你来服务的,不是请你来对国民暴力伺候的。而国内却正相反,权力不是来源于国民的授予,而是建立在暴力统治基础上,政府与国民的关系则是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统治者从来都是把自身的统治利益和权力稳固放在首位,而国民包括人身只是统治者的私有财产和为统治者创造财富的工具。财产和工具嘛,随取随予,损失就损失些吧,能保住政权就行,这种关系的体现也在当局处理这次灾祸中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为此,文章作者把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的本质差别掩盖起来,闭口不谈,而就国家论国家,似乎彼此没什么不同,试图通过这种瞒天过海的对比手法给本国国民打造一种自我陶醉,优人一等的虚荣幻觉。

至于那种国家模式在防控疫情中效果更好,这要看评判效果的标准是什么。如果只看能止住疫情就行而不顾后果,不计代价,那么像北朝鲜对待中国人那样,凡是胆敢靠近中朝边境从事任何活动的就一律开枪射杀,毫不手软,这种效果可以说是奇好,可除了朝鲜,其它哪个国家会盛赞“朝鲜模式”?“中国模式”虽然行为上没有朝鲜那么恶劣,可本质上没多少区别,只要能保住统治,哪管你百姓付出多少代价,强制封了再说。而“西方模式”却不存在这种现象,它既要尽可能控制疫情的效果,同时也必须考虑国民的成本代价。疫情毕竟不是战争,没有战争那样紧迫,西方国家相信完全可以赶在疫情更进一步恶化前通过自己的科学技术开发出免疫和救治药物来,更在国民全面了解疫情危害,自觉减少流动配合下,有信心有能力战胜病魔,从而不需要国民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两相比较,谁的效果更好?高下立判。

客观而言,对传染病控制了人就无疑控制了疫情,中国当局也只能采取这种野蛮方式对付局面才能凑效。毕竟主奴关系下,奴隶是不可能会自觉自愿的去配合奴隶主的,只有在皮鞭和镣铐的威吓下才能使奴隶们驯服。为此,西方的民主社会,国民无论平民和官员,均为平等的公民,哪里存在谁对谁暴力防控这种效仿和抄袭的基础?因此,中国的所谓“成功经验”和所谓的“中国模式”只能适合于自己,拿来对外兜售,纯属混淆是非,搅乱视听的臆想和作为。正如西谚说的那样,一个人的美食是另一个人的毒药。

把毒药打扮成美食,欺世盗名,正是极权统治者及其吹鼓手们在不思悔改,反耻为荣。

(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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