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P病毒与中共国的真相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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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朱里奥·米奥蒂(Giulio Meotti)通过盖茨顿研究所(Gatestone Institute)撰写

翻译:freedust

简评:freedust、TCC

简评:世卫组织终于宣布CONID-19(或称武汉病毒,中共CCP病毒)为大流行(Pandemic)。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杨达利将此冠状病毒所带来的后果与1986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相提并论,因为与这种病毒的对抗将延续在未来的几年中。核武器,病毒和生物灾难-及随之而来为共产国家掩盖这些秘密而开展的活动-似乎在独裁体制中已成为常态。

“我已经身处险境了,我们现在就在危险的地方,因为秘密和谎言,他们几乎定义了我们,当真相与我们意愿相悖,我们不断用谎言去遮盖谎言,直到我们忘记真相一直在那,它始终在那。我们每撒一个谎,我就欠真相一笔债,迟早,这些债都要还的。”列加索夫(Valery Legasov)如是说。

我们欠真相的债还不够多吗?我们已经为了还债付出了多少代价?数以万计青葱年华的香港人已经付出了鲜血甚至是生命,而且被中共国污蔑诽谤为废青!数以万计的勇于说出真相的人被审查、被隔离、被入刑,被死亡!数不胜数被谎言蒙蔽的无辜者,怀着自欺欺人的所谓的希望走在为生活打拼的路上!让这一切快结束吧!

不幸的是,西方国家重蹈覆辙并未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学取教训,继续相信一个偏执和无情的中共独裁体制。像李文亮医师一样的许多医务人员,曾试图接露事实,但由于中共的隐瞒与消灭证据,错失控制疫情的黄金时段而导致今日全球大流行,一发不可收拾。这次的义大利又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历史学家维克多·戴维斯·汉森(Victor Dason Hanson)就批评:“中共政府不仅对自己的14亿公民,而且对整个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为了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请大家一起传播真相吧!让邪恶的独裁暴政早日结束!一切已经开始!

在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对于外国媒体来说,他们尊重、认可的是谁能讲出真相,《财新》多次报导了武汉疫情,他们认为《财新》是勇敢的。但中共国的媒体从来都是依附于政治的,没有一家媒体能独立发声,《财新》能发声,是背后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支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共党内激烈的斗争和分歧。而且《财新》的报告已是事后诸葛亮,对控制疫情几无帮助,还赢得受人尊敬的美名。中共国政治的复杂、阴谋的险恶远超人类想像!

1月29日,《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专栏作家丹尼尔·亨宁格(Daniel Henninger)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共国有可能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重大损害,无意或故意地。”

历史学家维克多·大卫斯·汉森(Victor Dason Hanson)在2月20日写道:“中共政府不仅对自己的14亿公民,而且对整个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

援引自《星期日泰晤士报》

中共国一家媒体报导说:“截至去年十二月底,中共国实验室已将一种神秘病毒确定为一种高度传染性的新病原体,但他们被勒令停止测试,销毁样本并压制这一消息。”

1月1日,疫情爆发中心武汉的一名地方卫生官员,被强令去销毁导致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实验室样本。中共国直到三周多后才承认这个疾病存在人际传播。

受人尊敬的独立出版物《财新环球》(Caixin Global)披露的细节,为疫情爆发最初的关键几周的掩盖规模,提供了迄今最清晰的证据。当时,控制疫情的机会已经丧失。

在2019年12月31日的演讲中,习近平已经胜利地宣告了新的一年,这对于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具有里程碑意义。

“审查制度, 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 2月25日表示。

“如果中共国允许其本国和外国记者以及医务人员自由发表言论和进行调查,中共国官员和其他国家本该可以为应对这一挑战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不幸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却采取了相反的做法,称赞中共国与该病毒作斗争。欧洲也一直在忙于取悦中共国。

在中共国,7.8亿人口(约占其人口的一半)生活在限制出行的情况下,而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利用这场危机加强集权。自2013年以来,他一直在扩大自己的权威以谋求继续担任“终身总统”,现在正寻求利用冠状病毒进一步加强对公众的控制,甚至在未来尤甚,同时禁止任何异见人士发声。

义大利所面临的局面是,义大利目前的感染者人数远远超过欧洲其他国家的总和,米兰萨科医院(Sacco Hospital)的主要传染病专家马西莫•加利(Massimo Galli)描述到:

“我们全员处于紧急状态。是的,我很担心。这一流行病完全征服了义大利的一部分。…坦率地说,这种情况,从医疗保健系统的角度来看,是很紧急的。就一次全部住院的重大疾病患者的数量而言,这相当于一次海啸。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卫生组织,我们也算其中之一,面对这样的冲击依然有风险”。

与此同时,中共国的真相之战仍在继续。张永珍教授的团队在开放平台上公布了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一天后,上海卫生中心的实验室于1月12日被关闭。中共国政府阻止其科学家找到控制疫情的方法。这些科学家的“罪行”就是在中共国当局之前向世界公布了基因序列。

北京的自由撰稿人菲力浦·吴(Phillip Wu)说:“这种流行病使该国的腐败,官僚作风,资讯控制和审查制度完全暴露。

如果你认为中共国政府只是在干涉自己的国家,那么看看最近英国的一份报告吧,该报告揭示了中共国是如何限制英国的学术自由的。

来自冠状病毒疫情重灾区武汉的两位护士曾颖春(音)和甄艳(音)给医学杂志《柳叶刀》写了一封引人注目的信,他们在信中向国际科学界寻求帮助:

“武汉的条件和环境比我们想像的更加困难和极端。防护装备严重短缺,比如N95呼吸器、面罩、护目镜、防护服和手套。护目镜是由塑胶制成的,必须在病房里反复清洗和消毒,因此很难视物。”

一天后,护士们要求撤回这封信。

中共国政权逮捕了李文亮,他是第一位对这种流行病立即发出警告的医生,并在其后不久死于此疾病。 12月30日,他向他的医务同伴发出了警告,但警方告诉他停止“做出虚假评论”。许多记者说出了真相,但被逮捕或“消失”。早在中共国政府几周前,中共国的社交媒体就开始讨论这种病毒了。现在,中共政权宣布了计画以六种语言出版一本关于疫情的书; 该书将习近平主席描述为“关心人民”的“大国领导人”。

“事实上武汉是中共国先进病毒研究实验室——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所在地,该实验室为中共国军方做一些机密工作,这一事实不出所料地引发了新的冠状病毒可能以某种方式从该研究所泄露出去的猜测。

“不要相信中共国的故事:冠状病毒可能是从实验室里泄露出来的,”中共国问题专家Steven Mosher在《纽约邮报》上写道。我们不知道真相,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病毒起源于生物研究实验室的理论可能确实会被证明是“边缘理论”。然而,考虑到中共国的保密水准和其危险的审查病毒的举动,难道这不合情理吗? ”

目前,所有人都能看到,中共政权不顾人类生命,自由或尊严。该政权杀死囚犯以摘取器官并进行移植,还执行“强迫流产”以进行“人口控制”。不仅存在病毒的流行,而且还存在“杀婴罪”的流行。根据75岁的中共国人权活动家哈里·吴(Harry Wu)的研究,今天在中共国的“再教育营”中有“六至八百万囚犯在工作”。同时,中共国政权通过压制其致命的冠状病毒的真相,不仅危害其本国人民,而且危害国际社会。

义大利的致命错误是信任中共国的政权。自一月以来,义大利没有检查从中共国返回的任何人(中共国人还是义大利人),而是保持边界开放。截至3月6日,它正在面临成千上万的义大利人被隔离,3,858人被感染和148人死亡,义大利北部经济瘫痪,民众恐惧和情绪失控,米兰超市被席卷一空的困境,而这只是冠状病毒造成影响的一部分。义大利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被感染国家,仅次于中共国和韩国,伊朗紧随其后。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杨达利(音)教授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将冠状病毒的后果与1986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进行了比较。杨说:“这可与切尔诺贝利危机相比,特别是因为我们将不得不在未来的几年中与这种病毒对抗。” 世界各地的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都在研究疫苗,这种疫苗应该能在某个程度阻止瘟疫造成的伤害。 1979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爆发炭疽热,当时致命的孢子从苏联的生化武器设施中泄漏出来,造成至少64人死亡。苏联和俄罗斯当局一直对事件进行掩盖,直到1992年,真相才得以揭露。核,病毒和生物灾难-随之而来是国家为掩盖这些秘密而开展的运动-在独裁体制中已成为常态。

不幸的是,西方国家似乎在与中共国打交道时,犯了与苏联时一样的不可原谅的错误:相信偏执和无情的独裁体制。

“很明显,”中共国持不同政见者马健指出:“习近平的极权统治的病毒不仅威胁着中共国人民的健康和自由,也威胁着全世界的健康和自由。”

微信上一篇纪念已故李文良的文章引用了前苏联化学家列加索夫(Valery Legasov)的名言,他曾进行过切尔诺贝利事故的调查,并想要说出真相,但被苏联政权压制、迫害,并被迫撒谎:

“谎言的代价是什么?”并不是我们会把它错当成真相。真正的危险之处是,如果我们听到了足够多的谎言,我们将不再能分辨出真相……

列加索夫(Valery Legasov)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一天,我们西方人可能会因为没有让中共政权为其冷血罪行负责而感到懊悔。对中共国绥靖,就像我们曾经对苏联那样,不仅仅会导致失败;它的威胁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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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喜马拉雅战鹰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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