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人学医,火烧雷劈 ——武汉新冠状病毒瘟疫后中国将面临医务人员奇缺的局面

作者:WWL

一、武汉新冠状病毒瘟疫后中国将面临医务人员奇缺的局面

据传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五洲传播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联合紧急编辑制作的图书《大国战“疫”——2020中国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中》分四个章节,第四章最后一节是:中国战胜这次疫情后将更加繁荣昌盛。

当中国渡过这次武汉新冠状病毒瘟疫后,中国是什么样子,真是很难说。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将面临医务人员奇缺的局面。

二、劝人学医,火烧雷劈

目前中国流传一个段子:“劝人学医,火烧雷劈”。

学医,在德国是许多高中毕业生的首选,因为医生这个职业受到社会的尊重,而且收入比较高,工作比较好找,需求大于供给。比如,德国前总统魏泽克的儿子没有选择学政治或者法律,而是选择了学医。在德国学医之难,也是时有所闻。中国留学生读完德国医学专业的人是少之又少。

在中国却是完全另外一个景象,将来很少有高中毕业生会去报考医学专业。为什么会这样呢?可以说,这是来自血的教训,来自对中国医疗体制的否认。

三、大量医务人员死在大国战“疫”之中

根据中共官媒报导,截至2月24日,全国476家医疗机构中有3,387名医务人员染疫,其中确诊病例2,055例,临床诊断病例1,070例,疑似病例157例;90%以上(3,062例)的医务人员来自湖北。但外界认为,实际感染的医护人员远远高于中共官方的数据,可能远远高于官方的数据,可能是官方数据的十倍。

目前已经知道去世的医生有:
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师李文亮(男,34岁);
武汉市中心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男,55岁);
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梅仲明(男,57岁);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耳鼻喉科医生梁武东(男,62岁);
武汉协和江北医院/蔡甸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医生夏思思(女,29岁);
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彭银华(男,29岁);
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男,51岁);
武昌医院护士柳帆(女,59岁);
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协和武汉红十字会医院普外科医生肖俊(男,50岁);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科教授林正斌(男,62岁)。

必须指出,2020年2月下旬后,随着中共对言论控制的严加控制,关于医务人员受感染和死亡的信息鲜有曝光。

2020年3月5日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追授李文亮、刘智明等34名医务人员全国防疫先进个人称号。中共官方承认有34名医务人员死于大国战“疫”之中。至3月5日全国累计死亡病例共3042例。医务人员死亡病例占其中1%。这些医务人员大都死于中共隐瞒疫情爆发和人传人的真相。

四、对医务人员隐瞒疫情

按理说,关于武汉新冠状病毒疫情的发生,医务人员应该是最早得知的。可惜真相是:中共对第一线的医务人员隐瞒了疫情。武汉新冠状病毒患者的发现应该可以追溯到2019年12月初或者更早,认识到武汉新冠状病毒会人传人的时间应该是12月中下旬。时评家李天笑指出:全世界有一个流感病毒共享数据平台,叫GISAID,注册后可以上传病毒基因序列,每个病毒都有独一无二的编号。上面记载的最早的一条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是在2019年12月24日采集,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所1月11日上传的。在测出武汉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的时候,应该确定这个病毒会人传人。但是直到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才承认武汉新冠状病毒会人传人。在这之前,许多医务人员已经被感染了。

微博认证为上善若水资产创始人兼董事长、投资总监的网络大V侯安扬在微博上爆料了一份湖北一些医院的医务人员发病情况,显示医务人员最早被感染的时间是2019年12月27日。表中13座医院的医务人员被感染的首发时间都在2020年1月20日或之前,就是说在钟南山公开承认病毒会人传人之前。

图1:医务人员发病情况,来源:(曹山石/推特)

武汉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认为:“前面(通报)说没有传染,所以很多人没注意。那个时候很多病人到医院里面看病,医生和护士也没什么防护措施,这是第一波医护感染。”彭志勇说。

由于中共对第一线的医务人员隐瞒了疫情,使得医务人员根本没有采取保护措施。因为没有发生传染病,如果医务人员穿着防护服给病人看病,那非把病人给吓跑了。而且医院对传染病的到来也没有准备。所以说,信息不公开,对医务人员隐瞒疫情,是此次大国战“疫”的最大失误。

五、严惩传播信息的医务人员

毕竟医务人员掌握有专业知识,能够判断新出现的病毒是否具有传染性。2019年12月30日李文亮医生看到一份病人的检测报告,检出sars冠状病毒高置信度阳性指标。当天下午他在武汉大学医学院同学微信群《武汉大学临床04级》里发信息:“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一个小时后,他又在群里补充,“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 当时李文亮医生发出信息的动机是出于提醒同学注意防护的角度,“因为同学也都是临床医生”。

1月3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警方便找到李文亮,“依法”对李文亮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属实的言论”的违法行为提出警示和训诫:“你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你的行为已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违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要求李文亮在训诫书上签字,承认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属实言论的违法行为。事实上,武汉警方并不掌握医学知识,他们也无法确定李文亮在网上发布的信息是“不属实”。但是中国社会不是一个讲理的社会,掌权者手里掌握着无数百姓所不知道的有关规定。之后的日子里,中共媒体从中央到地方都指武汉发生传染性冠状病毒是“不属实的言论”和造谣,而李文亮医生必须保持沉默并坚持工作。

图2:对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来源:网络图片

与李文亮医生一样受到武汉警方训诫的还有其他七位医生。至今这七位医生还都不敢站出来坐实武汉警方的所谓“依法”训诫的事实,他们还是感到无比的恐慌。正是这样的恐慌,阻碍了高中毕业生选择医学专业。

虽然2020年3月5日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追授李文亮全国防疫先进个人称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归还了公民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权力。中共对于医务人员的言论控制还在变本加厉地持续之中。

六、医务人员得不到足够的保护物资

医务人员战斗在大国战“疫”的第一线,与瘟疫作战,理应得到足够的、最先进的保护物资。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这样做。但是在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承认武汉新冠状病毒会人传人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传来的大量的消息是:医务人员得不到足够的保护物资。一个视频显示,医务人员穿上新的防护服后,这件防护服马上开裂,根本起不到防护作用。

2月24日,《柳叶刀》子刊《柳叶刀-全球健康》在线发表通讯文章《中国医务人员请求国际医疗援助抗击COVID-19》,作者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护理科Yingchun Zeng和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中医科Yan Zhen。她们在文章中写道:“武汉的条件和环境比此前我们想象中更加困难和极端。这里的防护物资,医用口罩、面罩、护目镜、防护服、手套等严重短缺。”虽然由于广东援助湖北武汉医疗队指责文章内容“严重失实”,《柳叶刀-全球健康》也只是在文章上打上撤稿的水印,文章依然可读。但是武汉医务人员的防护物资,医用口罩、面罩、护目镜、防护服、手套等严重短缺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广东援助湖北武汉医疗队的这个做法,更加证实了中共政府害怕医务人员说出真相。中共政府一贯的做法是: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还有许多信息揭露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和武汉红十字基金会扣押各地捐助给湖北、武汉医务人员的口罩。下面是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在2020年1月27日的发放口罩清单:

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在2020年1月27日发放n95口罩和普通口罩51万3千1百只,其中天门县公安局、共青团5万8千只;咸宁嘉鱼县民政局13万4千只;松滋县人民医院8万9百只;公安县公安局、共青团24万2百只。其中送往医院的口罩占总数不到16%,超过84%的口罩都被送往公安局或其他政府部门。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在划拨全世界、中国捐赠给湖北的防疫物资上的偏向十分明显,大部分口罩不是去了医院,而是去了公安局或其他政府部门。

如果没有足够的保护物质,这些仁心仁术的白衣天使也无法象黄继光那样去扑枪眼的。医务人员得不到足够的保护物资,大量捐赠的防疫物资流向公安局或其他政府部门,让广大医务人员寒心。

七、公安人员死亡抚恤金是医务人员的40倍

2020年2月21日,中共公安部在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表示,公安部部署各地提升勤务等级,按照“一院一专班”的要求,每天安排12万名民警,24小时驻守全国所有定点医院,目的是为了维护“医疗救治秩序”,确保“防疫工作”。

对于在大国战“疫”中献身的公安干警,公安部近日做出新规定,每人的抚恤金为20万元人民币。其实这个数额是非常低的,在武汉可能还不足购买一间淋浴带厕所的。

但是对于在大国战“疫”中离去的医务人员来说,20万元的抚恤金也是可望不可及的,他们的家属只能获5000元人民币的慰问金。

公安人员死亡抚恤金是医务人员的40倍,足以说明医务人员在中国社会中地位的低下。如此的社会地位怎么吸引高中毕业生去报考医学专业?

八、医务人员的补助远远不如领导干部

2020年3月2日一份陕西省安康市中心医院为一线疫情防控人员发放临时性工作补助的统计表在网络上热传。统计表内容详细,补助标准分为每人每天200元、300元两档,按补助天数多少计算,最多的42天,一共12600元。有知情者在统计表上用红笔注明三名赴武汉支援抗疫的三名医生的工作补助分别为12600元,8100元和3300元。另用绿笔注明四名在没有赶赴武汉的四名院领导的工作补助分别为12600元,12600元,12600元和8100元。医院领导获得的补助高于含支援武汉的抗疫一线人员,引起网民热议。3月6日传来消息,陕西省安康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院长陈文干,副院长董根文被免职、被政务记过处分。陈文干和董根文获得工作补助各为12300元。

医务人员的付出的辛勤劳动没有获得社会的认可,也说明医务人员在中国社会中地位的低下。

九、怀孕医务人员得不到应有照顾

医务人员中,特别是在护士中女性比例高。在世界各国,怀孕医务人员都应得到照顾。德国规定,当医院发生传染病,包括武汉新冠肺炎患者,怀孕医务人员都应该在家休息,不用上班。这是人性的表现。

大国战“疫”的经验是,鼓励怀孕医务人员冲在抗疫的第一线。这个问题,笔者已经在《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文章中有过讨论,不再重复。

十、根子在中国的医疗体制

“劝人学医,火烧雷劈”。将来很少有高中毕业生报考医学专业,根子在于中国的医疗体制。

四十多年前,中国开始所谓的改革,主要是经济改革,当然涉及社会的其他方面。最后改革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新的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和医疗。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的第二经济强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一万美元,但是中国的医疗体制不如俄国,不如古巴,不如印度,不如南非,也不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书记谭德赛的埃塞俄比亚,当然更不用和美国、日本相比。

记得一位同窗曾经说过,中国的医疗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缺点和资本主义制度缺点的人工合成物。根据2019年的一份资料,中国的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4.6%,名列145位。而美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16.2%,位于世界第一位。中国的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例低是一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医疗卫生资源分配极不均匀。这不仅仅表现在医疗卫生资源在空间上的分配极不均匀,而且表现在极少数权贵集团占用了大部分的医疗卫生资源,而大量的普通平民根本无法支付昂贵的医药费。因此医患关系紧张,患者或者患者家属杀害或者伤害医护人员的事情时有发生。

在德国也有医生被害,比如前面谈到的德国总统魏泽克的儿子,他已经是主任医生,但不幸被一位患者杀死。不是因为患者无法支付医疗费,也不是患者对医疗方案不满,而是因为这位患者是一位精神病患者。在德国,技术没有医保的患者也会得到治疗,医生根本不问患者是否有医保,不问患者是否能支付如体外心肺机的费用,他们只关注救死扶伤。德国有公益基金,专门解决这个问题。患者没有医保,医院可向这个基金报告,由基金为患者支付费用。不会产生由患者无法支付费用而引起的医患矛盾。

中国医疗体制将许多支付能力弱的患者与治病救人的医生对立起来。中国政府不是从制度的根本上来解决问题,比如设立公益基金,而是为医院配置公安人员。就像2月21日中共公安部在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所表示的,每天安排12万名民警,24小时驻守全国所有定点医院,维护“医疗救治秩序”,确保“防疫工作”。从经济上来算账,增设公安人员的费用要超过设立公益基金。从效果上来说,增设公安人员不如改革医疗制度。

但是配置再多的公安干警,也不能解决未来高中毕业生不选择医学专业,也不能解决中国将面临的医务人员奇缺局面。就像禁止李文亮医生发声一样,不能阻止武汉新冠肺炎瘟疫的爆发。

武汉新冠状病毒瘟疫后中国将面临医务人员奇缺的局面。劝人学医,火烧雷劈。

(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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