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式抗疫情:文革式封锁,控制以及打压

(图片来源:NICOLAS ASFOURI/AFP via Getty Images)

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中共国的每个角落一下子充斥着许多的隔离营地,社区工作人员,穿制服的志愿者和党代表,正在开展史上规模浩大的具有中共特色的社会主义疫情管制运动。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让数亿人远离亲戚以外的所有人。

整个中共正通过基层动员方式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这不禁让人想起几十年前毛泽东发动的大规模群众运动,防疫前线工作基本上依靠于加强版的邻里相互检举。

一些城市的住宅区已经派发了各种纸制的大厅通行证,用来规定居民离开住家的次数。公寓大楼也已经将从外地返回的租户拒之门外。在各地火车站,如果有人不能证明自己在该城市生活或者工作,就会被拦住不让进城。此外,在乡下的各个村口已经被车辆,帐篷和其它临时障碍物挡住封路。

尽管中共拥有大量的高科技监控工具,但这次疫情的管控措施主要还是依靠着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志愿者来执行。这些人会检查居民的体温、记录他们的动向、监督隔离,最重要的是把有可能携带病毒的外来人员隔离在外。

根据《纽约时报》对各省和主要城市政府公告的分析,目前各种严格的住宅禁闭措施,包括从住宅入口处的检查站到户外活动的严格限制,覆盖了至少7.6亿的国人,占全国人口的50%以上 。 这些人中有许多是居住在远离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始发地)的城市。

在中国各地,社区和地方政府都各自出台了关于居民进出的规定,这意味着受影响的总人数可能比报道的更多。 这些地方政策千差万别,有些地方人们被管控得几乎不能动弹,而有些地方则没有太严格的规定。中共最高领导人呼吁进行全面的“人民战争”以遏制疫情。 然而,这些限制同时也使工人无法重返工厂和企业,给中共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 因此,当地方官员直接行使权威管控人员流动时,造成一些人将执法工作引向极端也就不足为奇了。

李静,今年40岁,是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最近她丈夫在吃晚餐时因喉咙被鱼刺卡住需要紧急送院,然而当她带丈夫去医院时差点被拦住不让去。原因就是她住的小区规定每家每户只允许一个人每隔一天离开住处。

李教授说:“疫情被披露之后,中央政府立刻给地方官员施加巨大压力。这也引发了地区之间的竞争,地方政府从过于保守转变为非常激进。”

她补充说:“即使疫情有所缓解,或者死亡率变得不高,政府机关也无法改变方向或降调。”

中共的预防工作由无数的居委会主导,这些居委会通常是居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媒婆。支持他们的是政府的“网格管理”系统,该系统将国家划分为多个小部门,并指派人员进行监督监视,以确保对大量人口的严格控制。

中共为达到最大化的监控监视民众的动向,现已大规模的招募“网络控制管理员”。人口近6000万的浙江省就已招募有33万人之多;湖北省武汉市也已部署了17万人;广东省也有17.7万人; 内陆四川省有30.8万人;重庆这个超大城市有11.8万人。

当局还将庞大的人力资源与移动技术相结合,以追踪可能接触过病毒的人。中共的国营手机运营商允许用户向热线发送短信,该热线会自动生成一个列表记录他们最近访问过的省份。就在上周,在义乌的一个高铁站,身穿隔离防护服的人员要求乘客发送短信显示其位置数据,才会允许他们离开。

不仅如此,一家中共国有军事电子产品制造商开发了一款允许中国公民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的应用程序,之后并告知他们是否可能在飞机上,火车上或公共汽车上与病毒携带者有过近距离接触。

现在来评论中共实施的措施和手段是否控制了疫情实在是为时尚早, 因为每天都有大量的新感染病例出现,政府有明确的理由尽量减少人与人的接触和国内旅行。 但专家指出,疫情流行时如措施太过于强硬极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受感染者会选择躲藏起来,这也会使疫情更加难以控制。

乔治敦大学全球卫生法专家亚历山德拉·费兰(Alexandra L. Phelan)说:“公共卫生取决于公众的信任。这些社区采取强硬级别的隔离措施,赋予警察和其他官员实施本质上是随意的。基本上使隔离措施变成惩罚性行为,是胁迫性行为而不是公共卫生行为。”

阿里巴巴和其他科技公司的所在地浙江是中国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说自己被拒绝进入自己在省会杭州的公寓。他们说,从外地回家的时候他们被要求出示房东和雇主的文件,不然就流落街头。

一位名叫孙娜妲的女士回浙江沿海城市温州探亲,因为焦虑症去做体检最后演变成被强制隔离。另外一名29岁的孙女士,由于胸闷去医院看医生。虽然她没有任何感染病毒的症状,医院还是给她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即使到最后孙女士所有检查都呈阴性,她仍然被告知需要在家自我隔离两个星期。她还被添加到一个微信群里,必须对群里的当地的党书记和其他志愿者每天两次的汇报自己的体温和位置。孙女士说:“我担心他们掌握的信息太多。”

中国一些地区还采取了其它非常严厉的政策来抵御该流行病。例如,杭州市已经禁止药店出售止痛药,强迫有症状的人到医院寻求治疗;南京市要求任何乘坐出租车的人出示身份证并留下联系方式;云南省则要求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展示 QR 码(以便对疫情追溯和监测的应用程序),人们进出时都必须用手机扫描。

许多地方禁止举行大型聚会。湖南省警方本月捣毁了一家麻将馆,他们发现里面有20多人在玩麻将。由于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自行决定此类政策,中国版图已变成由很多像补丁一样的封地拼凑而成。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的现代中国历史学家周迅说:“这可能是非常偶然的。一个完整的书面计划往往在当地执行时会转变为临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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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报道:匿名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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